在外省的很多长老中，跟东初长老一样，跟我有深厚法情的，就要算南亭长老了。因为他是《人生》杂志的社长，我是编辑，所以关于内容、编务，我不得不经常跑到华严莲社去请其开示。每次到的时候，因为华严莲社在当时的台北，素斋很有名，南老第一句话都会问我：“你要不要在这里吃饭？”我都很难为情地说：“不必了。”他就说：“那我就不替你准备了哦。”

虽然我没有让他请过一餐饭，不过我觉得南亭长老实在是佛教里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和尚。他正直、坦诚，对佛教热心；虽然小气，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贫穷，就算他比我们好，有道场安居，三餐有人供应，这也是他的福德因缘。

南亭老创建华严莲社，每月都有华严法会，偶尔到华严莲社时，听到他唱诵“华严字母”，真是**气回肠。南老也是江苏泰州人，生于一九〇〇年，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应该称为老法师了。在华严莲社里面，达官贵人很多，他也做过善导寺的住持，也当过“中国佛教会”的秘书长，在当时的台北，他的声望无人能超越。

他发起在电台讲说佛法，那时候在民本、民声等电台都有佛教节目，如开辟“佛教之声”，这应该归功于他的提倡。后来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人，在宜兰的“中广”电台、民本电台也主持节目，也算是响应他的号召了。

台湾早期的“大专青年学佛基金会”，带动青年学佛，他也有功劳。他鼓励周宣德居士等，说动詹励吾先生把重庆南路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卖出，所有的钱都捐作大专青年奖学金，那就是后来《慧炬》杂志社的前身了。

跟随南老学佛的居士很多，当时许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都在华严莲社出入。南老和东老，都是江苏泰州人，泰州的出家人在台北者，有智光老和尚、太沧老和尚、悟一、妙然、成一、了中、守成等；我所不幸的是，只因为出生在和他们距离六十华里的扬州，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容易进入他们的核心。

南亭法师

后来听说演培法师、月基法师、严持法师等都是扬州人，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来往，纵有来往，好像都没有地域观念，彼此也没有相互照顾。南老最早期对台湾佛教的传播，还是有很大的贡献；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就曾获得他的大力支持。由于那时南老每周都有讲经说法，所以在台北就被佛教界尊为“经师”。后来的印顺法师被人称为“论师”，在中部的忏云法师则被尊为“律师”。

我和南老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是后来我请他担任永和智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的创办人。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居士，是福州人，他有一些同乡在台湾电力总公司担任工程师。那许多工程师都听过我讲经，因为陈秀平是我们宜兰弘法队的队员，所以他们一直鼓动他来办中学。当中尤其有一位陈信铭中医师，台湾大学毕业，个性亲切，看到人都是笑眯眯的。大家愿意每个人出五万元，希望我也参加一份，就买下了现在永和智光商工学校的校址。

与智光职校另两位创办人南亭老和尚（中）、悟一法师（右）合影（一九六四年三月）

那个时候在台北开办学校，我自知在台北没有道场为根据，也没有财力当后盾，就提议华严莲社的南亭老，以及善导寺的监院悟一法师共同来创办。那些福州的同乡都同意，后来过了一段时期，学校要开办了，南亭老说，你办这个学校，都是邀一些在家人做董事，哪里像个佛教的学校？最好让那些福州的老乡退出，请出家人来做。

他那样说我就照做，这些福州老乡真好，像蒋师佑等人我跟他们讲过以后都全部退出，由南亭老提名华严莲社的人担任董事。我想，只要学校能办得起来，什么人来当董事都不重要。就这样，后来这所学校就变成好像是华严莲社所创办专有的了。我觉得对那些负责的老乡，深深觉得抱歉。

其实，这所学校所以能创办成功，应该有四个功臣，第一个就是这许多福州老乡；第二应该归功于我主办的《觉世》旬刊，现在如果查阅一九六〇年代的《觉世》旬刊，每一期都可以看到刊登为智光学校建校募款满版的功德芳名录，等于我后来建大学时发起“百万人兴学”一样，那也是百万人捐献的；第三就是华严莲社；第四就是善导寺，他们也各自出钱出力。

因此，后来我们在政府登记，就是三个创办人：南亭、悟一、星云。但后来智光学校对外行文或每逢过年寄发贺年片的时候，都写智光创办人南亭、悟一，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在多年后，南亭老发觉了这个问题，一直向我道歉。他向我道歉，我根本不以为意。至今，他们都已作古了，只剩我一个创办人。现在智光学校的董事们都是华严莲社的信徒，他们也都不认识我。我想，恐怕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创建的过程了。

今天写到南老，不禁深深觉得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因为他是那么样的有地位、有权威，而我自己是后生小辈，常常为了佛教的事情和他力争不讳。例如，沈家桢先生有一笔款项托付他办“密勒学人奖学金”，记得那时候张澄基教授有一本关于密勒日巴的传记出版，在台湾非常畅销。想到佛教有一位密勒日巴尊者，修行、苦行、神通、道德都异于一般人，大家都想要学习，就来成立“密勒学人奖学金会”，并且聘请委员多人主其事。其中出家人就是南老和我，另外大部分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有周宣德、刘中一、李武忠等。

当时沈家桢先生的财力雄厚，和过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先生，并称为航业巨子。为了鼓励大家写作，每年对外征文，撰写佛学论文三万字，第一名奖金五千元，并为其出版著作。在那个时候，大约一九六〇年代，社会一般的参赛作品，像一张照片、一首歌曲，甚至一幅漫画，奖金都已高达五万元了。因此我主张应该提高奖金，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才能真正提高论文的水准，提高大家研究佛教的兴趣。

在会议中，所有的委员都觉得我说得对，但南亭法师就一直说：“不可以听信星云的话，不要睬他，不要听他的。”因为说了多次，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终于拿起桌上的茶杯，“啪”，用力一拍，就说：“你怎么可以倚老卖老？我也是拿了六百块的车马费，从高雄来这里开会，你能不让我发言吗？”我想，大概不曾有人忤逆过他吧！一时，他也愣住了，因为不曾有过晚生后辈，或者一般信徒敢这样对他讲话。后来他跟我认错，现在想想真是惭愧，想到这许多老人叫我不要讲话，也只把我当是徒子徒孙，今日想来，对南老真是深深地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