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我和慈老来往亲近的因缘以后，想起东初长老也跟我有很密切的因缘。

东初法师

东老是江苏泰州人，生于一九〇八年，出身镇江竹林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一九三五年在镇江焦山定慧寺接受智光老和尚传法，一九四六年担任住持。

在东初法师任焦山佛学院副院长时，我是他的学生；我和他的往来，应该就从做他的学生开始，一直到他舍报圆寂，我和他都是因缘不断。但是有一点，他只是我的副院长，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一堂课。

当时在大陆，正是日本侵华期中，大陆的佛教学院如雨后春笋，但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应该是闽南佛学院独领**，一九四一年后，应该就是焦山佛学院了。那个时候大陆佛教的传统是，佛学院都由寺院主办，住持是当然的院长，当家是当然的副院长。就这样，我在焦山佛学院，他忙于当家寺院行政，我们并没有常见面。但是我的学长智勇法师，不知什么因缘，非常地不喜欢他，每天的日记，都是写些讽刺他、批评他的话，所以定名叫“东初日记”。

有一天，阴错阳差，冤哉枉也，刚好他来学院巡视，就坐在智勇学长的座位上。他不经意随手打开抽屉，看到“东初日记”。很好奇，就拿起日记，打开一看，当然不用说，我这位学长就被开除了，因此我对他也留下很深的成见。

一九四六年秋冬之间，他接任焦山定慧寺住持，很自然地升任院长。因为我对智勇学长抱有义气，就想离开焦山佛学院。我也按照礼貌，去向院长告假。他一口拒绝：“不准。”甚至于语带权威地说：“就是你的师父来，也要尊重我的意见。”

当然，那时候血气方刚的我，不会被他的话吓住，于是就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生日后，心想，我对院长的礼貌到了，因此也就不管其他，第二天清晨就乘船过江离开焦山了。当时我什么行李都没有携带，后来我离开大陆到台湾也是如此，两手空空，什么行李都没有，孑然一身，孤僧万里游。我觉得这两次的“舍”，对我人生的洗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离开焦山后，隔了两年，就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到了台湾，最初挂单在中坜圆光寺，亲近妙果老和尚。妙果老和尚当时创办了一所台湾佛学院，我到的时候正逢佛学院即将毕业，学生要出毕业专刊，妙果老和尚是创办人，当然要有他的一篇文章。

妙果老和尚因此叫我代他执笔，我便以妙果老和尚的口吻，写了《回顾与前瞻》一文。文章写好后，老和尚不放心，因为他是台湾人，对汉学没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给教务主任圆明法师看，问他：“你看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圆明法师看了以后，坦白跟他说：“应该是出于东初法师之手。”

妙果老和尚听了以后，就益加对我重视，因为我帮他写的文章，能够跟有德有望的东初法师相比，所以我在圆光寺更加获得重视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也能够沾到东初长老的光。

总之，到了台湾以后，我想他终究曾经当过我的院长，对于往事，也就不再介意了，我觉得凡是维护佛教利益的人，我都很尊敬，因此在他筹办《人生》杂志时，也试着投稿。他录用以后就到处找我，邀约我做《人生》杂志的主编。那时候我自觉自己的实力，偶尔舞文弄墨，投个一两篇稿子还可以，叫我担任主编，则力犹未逮。

但是那时候舞文弄墨写文章的人不多，我也因为顾及出入安全问题，为了避免嫌疑，刚刚辞去由太虚大师创办、在台中发行的《觉群》杂志编辑。这时承东初老好意，我不得不就此担任《人生》杂志的主编，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前前后后有六年之久。

在六年之中，我从中坜、新竹、宜兰，经常为了编务而到北投法藏寺受他指教。那时候在台北市一榻难求，我就睡在善导寺骨灰堂供奉骨灰罐的橱柜下，就着一点小小空间，作为床铺。

那时候在善导寺吃饭，一张普通的圆桌要坐十五六个人，实在坐不下去，有时为了夹一块菜，还要往后退才能站得起来。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不便去向老师诉说了。

不过，有一天东初法师跟我说：我几月几日要请客，你能提前把杂志送来给我吗？我想，这是正在闭关中的老师交代的，我哪敢不去执行呢？所以我在印刷厂跟排字工人日夜赶工，终于在他交代的时日前完成了。

记得那一天，印刷厂先印了一百本给我，我扛着这一百本杂志到万华火车站，再转北投线的火车到北投。下了火车，已经是**的九点多了，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免得淋了雨水。扛着它，走在北投崎岖的道路，上了有数百个台阶的法藏寺，这时大概已经是晚间十点多了。我把杂志交给正在关房里的东初老，他很欢喜，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很负责。”

说过以后，又跟我讲：“你就不必回台北了，今天就住在这里吧！”我想，那时候北投到台北，火车也有班次，公路局班车晚上十点以后也不走了，那就权宜住下来吧。

哪知到了第二天早晨，发现房门被人从外面反锁，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心想：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应该忍耐为要！就这样一直到十点钟左右，才有一个中年的尼师来开门，连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忘记为你开门了。”我当然说：“不要紧。”

我想，大概我们是年轻人，又是外省人，他们为了安全，也不得不在门外上锁。这时我去向东初老告假，准备下山，他跟我说：“不要啦，我今天出关，中午请客，你就帮我张罗吧！”

这时我才想到，哦！原来今天是他要出关的日子，对于老师这种小小的托付，我当然乐意，就为他布置餐桌。

台北的客人很难请，当天办了两桌的宴席，到了中午一点，才来了不到十个人。我心想，东初老陪一桌的人吃饭，另外一桌就是我来陪了。哪知道，正要就座的时候，他跟我讲：“你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啊？”我一听，哦，这是请客啊！应该不是我能参与的。好，到厨房吃饭。

这时，厨房里非常热闹，因为大家正忙着张罗请客。我一看，里面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实在不好意思进去吃饭，就从厨房的边门出来，然后直接下山。

在下山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今天的中饭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吃，甚至昨天的晚饭、中饭都没有吃，实在说，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那几百个台阶的，感觉就像腾云驾雾一样，双脚是踩在棉花里的，后面的情况就完全没有记忆了。

后来，我自己发愿：我要建寺院，我要给人吃饭，因为饥饿实在难忍。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成立“普门精舍”与“普门寺”，每天设席两桌，普门大开，来者都不用报姓名，吃过饭就走，我就是要给人吃饭。甚至后来建了佛光山，只要是出家人，在朝山会馆吃过饭还有一个红包供养，表示我奉行佛教的“一斋一”。感谢我的老师东初长老，他让我在修行的道路上，又能增进一步。

我在主编《人生》杂志的六年之中，断断续续，没有用过杂志社的一张邮票，也没有用过它的一张稿纸，更没有领过一毛钱的车马费。不过，我每次见到东老时，他的开导、他的立论，都启发我很多，比再多的金钱都宝贵。例如，他跟我说：“不要每天只想到你们年轻人，你也要想到佛教啊！你要想到世界啊！”确实，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他又谈到：“金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不用，到后来都会引起子孙纷争，都是别人的。”我一生也奉行这种理论，这些应该都是受益于老师东初长老。

后来他要发行《影印大正大藏经》，透过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促成，得到“外交部长”叶公超先生从日本空运的一部《大正大藏经》到台湾来影印。那个时候的台湾，一本杂志都难以推销，哪里谈得上大藏经呢？他要我组织一个宣传团，到台湾各地去宣传。

我自觉声望不够，就提出要求，说，是不是请我们《人生》杂志的社长南亭长老担任团长，我来领队，请宜兰弘法队的青年来参与？他说：南亭法师那里我来邀请，你回去宜兰，就组织宣传团吧！

那是一九五五年七八月间的事，时值台风季节，我们一团有近二十人，从宜兰出发，经花莲、台东，一路从北到南。那时候团员中，除了南亭老法师外，还有煮云法师、广慈法师，再有就是宜兰的佛教青年，都是在家众，现在佛光山的慈惠法师、慈容法师，都是那时的团员。慈惠法师还撰写《宣传影印大藏经弘法日记》，后来收录在影印续藏的藏经里。

我们环岛一周，整整四十四天，没有一天遇到风雨。常常是前一站在下雨，我们一到，便已天朗气清，感到真是不可思议，心想，是不是法宝重光的力量呢？

正如东初老跟我讲的话：“你应该要感谢《人生》杂志，替你发表文章，让你的知名度提高。”不过我心里想，“我为《人生》杂志效劳，是以摩迦的笔名做总编辑，并不曾想为自己打什么知名度”。只是这也不值得和长老辩论。今日想来，确实也不错，年轻人不要太过计较待遇，只要你耕耘，播了种以后，还怕不能开花结果吗？

就这样，来来往往，后来因为《大藏经》发行的收入不错，特地在北投光明路建了“中华佛教文化馆”，我们也经常去听他开示。他确实立论都有见解，不过假如现在要真正研究起来，他的立论见解，能奉行实践的学生，大概就是我了！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山创建道场，因为平时我们相互来往很密切，我就说：“请老师到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主持安基典礼吧！”他这个人平时不容易答应别人的请托，但是卖我的面子，立刻答应，也来替我主持安基。

不过，不久后他跟我借款八十万元。那个时候我买佛光山的土地，最初十一公顷要五十五万元，他要借八十万元，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好在我把高雄市中山一路“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子——这应该是属于几位宜兰佛教青年所有，我商之于他们——卖了以后，虽然佛光山也要建筑，但老师跟我借八十万，我也要勉力以赴。后来我开山困难，他一直不还我钱，原来他买了北投农禅寺那块土地了。

后来承蒙他好意，寄了二十部《国译禅学大成》给我。他说：我也困难，上次跟你借的款项，就以二十部书作为抵充吧！我想，大家师生一场，也就不去讨论此事了。我在东初长老那里，确实得到许多法宝、理论，真是一句名言，胜过七宝布施。

东初长老除了在焦山佛学院担任过院长，在“中国佛教会”担任过常务理事，后来到台湾以后，又在北投法藏寺闭关，主办《人生》杂志，编印过《中华大藏经》，出版过《中华佛教美术》等等，总之，他是个热心文化的长老。

和东初长老闲谈，是人生乐事，但是听他上课，长篇大论，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后来我也促成圣严法师拜他为师，并且跟他建言，把“中华佛教文化馆”交给圣严法师执掌。所幸，圣严法师后来创建法鼓山，弘化于一方，让曹洞宗在台湾有了法脉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