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初学者,
一生至少要参访五十个以上的高僧大德,
不但要向他们请法、求开示,
并且要能记住他们说过的三五句话,
不如此则不容易成功。
因为透过参访,向善知识大德请益,
一方面增广见闻,
同时开阔思想、胸襟,
尤其多方与人交流、往来,
才能培养宽广的心量与器度,
才懂得与人相处必须要互相尊重包容,
这些都是一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更是一个以法师人的僧宝
应该具备的修养。
一六六一年(明朝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部队驱逐荷兰人,光复了台湾;台湾佛教在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因闽南僧侣陆续来到台湾而开创。
根据统计,在清代,台湾境内纯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创建于明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的竹溪寺历史最悠久,是台湾最早的佛寺,与开元寺、法华寺并称为当时台湾的三大名刹。
后来清末到日本占领时代,整个台湾佛教以福州涌泉寺的僧侣为主流,他们发展出高雄大岗山、台北观音山、苗栗大湖山、基隆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陆的寺院建筑,也是台湾初期颇具规模的道场。
在我到台湾之前,台湾佛教界已圆寂的长老,他们在日本占领时代的种种弘化事迹,台湾光复后,现在已少有人提起了。例如,苗栗法云寺的觉力禅师,基隆灵泉禅寺的善慧和尚,成子寮观音山的圆净法师,以及台南开元寺的证光法师等。
与江阴市委书记蒋洪亮(左一)参观“巨赞法师纪念馆”,推轮椅者为慧宽法师
此中证光法师是台湾彰化人,生于一八九六年,曾留学日本驹泽大学,回台后受日本当局倚重,曾执教于南瀛佛教会,并任《南瀛佛教》杂志编辑主任。一九四三年晋山,成为开元寺住持,之后创办延平佛学院,致力于培育僧才,并曾担任台湾省佛教会理事以及常务理事。
一九四七年,证光法师被推举为台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大会。会中与大陆巨赞法师认识,并于翌年巨赞法师访台时予以接待。
巨赞法师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中共邀请,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号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出任副秘书长。
觉力和尚
妙果老和尚
此时在台湾正是所谓“白色恐怖”时期,证光法师被密告与大陆有所往来,因此在一九五五年被国民党以“连续藏匿叛徒”为由,将他枪决,成为政治下的牺牲者,时年六十岁。
上述诸位长老,我都没有见过,所以缘悭一面。后来与我有因缘的早期台湾佛教长老,当然首推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了。
出生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的妙果老和尚,是台湾桃园县人,依止觉力和尚出家,帮助觉力和尚创建法云寺。寺庙建成之后,又独自回桃园故乡兴建中坜圆光寺。我想,妙果老和尚祖籍应该是广东客家人,他善于诗词偈语,尤其写得一手刚劲有力的书法。他效法觉力和尚,致力于教育兴学,尤其光复后,念念于弘法需要人才,于是创办圆光佛学院,邀请在南洋的慈航法师回台担任院长。
我初到台湾时,四处挂单无着,没有落脚之地,就想起他们在办佛学院,于是前往挂单。记得我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到达圆光寺,当时正逢佛学院准备举行毕业典礼,院长慈航法师不在,听说要过几天才能回中坜参加毕业典礼。
于是我求见妙果老和尚,得到他的徒孙智道比丘尼替我鼓吹,说她看过我在大陆编的《怒涛》月刊,文字了得。妙果老和尚特地亲自出来与我见面,没想到这一见,我们彼此非常投缘,他甚至私下悄悄地跟我说:“学院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所有学生都要离开,大陆僧青年将随慈航法师到新竹青草湖,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本省的年轻人也都将各自回寺院,希望你留下来。”
当时,我正是走投无路,挂单无着,甚至在流浪中连衣单都不全,听到他要留我,真是正中下怀。我心想:“即使你叫我走,我也没有地方去,当然要留下来了!”所以我就直下承当,答应留了下来,当时,有十个人留在圆光寺。
其时台湾政治管辖区域的编制还没有更改,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理事长,管辖桃、竹、苗三区的佛教事务,因此他要我当他的秘书,处理这三区的佛教公事往来。
其实那个时候佛教往来的公事不多,也没有什么业务要办,只是正逢大陆军政人员等纷纷来台的时期,不少军政人员都到圆光寺来皈依妙果老和尚,如东北骑兵司令徐梁、军长缪澄流,以及黄胪初将军等。后来黄胪初将军出家,名叫律航法师。
这些人来时,大陆人讲话,妙果老和尚听不懂,他讲的客家话,大陆人士也听不懂。由于语言的隔阂,难以沟通,就叫我滥竽充数担任翻译。坦白说,我也听不太懂客家话,不过长住下来以后,我就慢慢揣摩、熟悉,有时虽然还是听不太懂他的广东腔调,但总之讲的都是佛法,我也就顺着意思编凑一番,但总不会太离谱就是了。
中坜圆光寺“启建弥陀佛七法会”。有妙果老和尚(前排中)、本人(二排左七)、煮云(前排左一)、律航(前排左二)等法师参与,前排右五为孙张清扬居士(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
因为这样,妙果老和尚认为我对他非常有用,因此对我器重,偶尔会在我完成一件事之后,叫人泡一杯牛奶给我,我也心甘情愿地像海豚一样,表演后都有一条小鱼可吃。
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感念妙果老和尚的慈悲,他对外省人总是敞开胸怀,热诚接待。只是听闻他和慈航法师有一些意见不同,因为慈航法师对所有来投靠的学生,总是来者不拒,但妙果老和尚到底是当家,食指浩繁,总得有个限度。
基本上,我认为妙果老和尚慈悲、热诚,尤其对待信徒之亲切,把他们视如家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其时在佛教还没有和信徒接触过,见他对信徒来者不拒,畅所欲言,真是深为钦佩。
因为他对我慈悲赏识,后来就带着我巡视客家地区,那些都是他的教化区域。每到一地,总有很多客家弟子来欢迎,例如苗栗、竹东、竹南、杨梅、平镇、峨嵋等。有时候信徒迎接过后请他开示,他在开示时,都跟大家介绍:“你们来看这位外省法师,他是青年僧宝,学问很好,大家来听他讲话。”
我讲话,信徒也听不懂,这时他就权充翻译,帮我翻成客家话。我心里想,你的客家话,我帮你胡诌乱翻;现在我的外省话,你也听不懂,也只有随你怎么翻了!总之,我讲我的,他翻他的,所以我就感念妙果老和尚,为了让外省青年法师在台湾能有生存之地,总是尽量的提携、拉拔。
当然,我对妙果老和尚也是全力护持,我其时帮他们收租,同时把稻谷挑回寺中;我也每天为他们推着手拉车,到中坜街上采购全寺的生活物品。另外,我还帮忙打扫院子里的落叶,清扫所有的水沟、厕所;我也因此受到全寺大众的欢迎,给予我许多的优待。
只是有一次,当我在饭桌上撰写文章时,有一位非常爱护我的老太太达贤姑,走到我的身旁,用台语对我说:“法师啊,你要做工作喔,不做工作呒饭呷!写字无路用!”
意思是说,不工作就没有饭吃!这时我才惊觉到,在台湾的寺院里,原来著书立说不算工作。后来妙果老和尚跟我说,在大湖法云寺的地方,过去是他师父觉力老和尚创建的道场,寺旁有八十三公顷的山坡地,种了毛竹,正在长竹笋,一些乡民经常上山偷砍竹子,偷采竹笋,他要我帮忙看守竹林。
我为了报答妙果老和尚的知遇之恩,毫不犹豫地答应前往,于是就在山上的一间小茅棚里住了三个月,每天穿着日本的木屐,在山林里到处巡视,上山下山,如履平地。
每天看守山林之余,到了晚上,我就伏在小茅屋的地上写文章,我利用看守山林的这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这本书。
这些是我和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缘。一年半后,我离开圆光寺时,我把师父给我的袁大头,现在已记不清是如何汇兑的了。总之,我换了四百元的新台币供养常住,赞助他们重建殿堂。
后来,继承圆光寺的如悟法师年轻有为,他也继续发扬妙果老和尚的精神,兴办佛教学院,并扩大招生,听说学生最多时曾达三百余人。他们也经常到海外招生,因为当地都是讲客家话,而旅居在东南亚的客家人很多,所以法缘很广。
法云寺本身也有很多徒弟,他们在各地兴建圆光寺派下的分院,所以也招募会说客家语言的青年聚在一起,这些当然都是好事。曾经蒙如悟法师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讲“丛林规范”,我感念与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缘,因此也欢喜应邀,前去给他们一些助力。
一九五一年我离开中坜圆光寺后,就前往新竹青草湖,应台湾佛教讲习会之邀,到了无上法师住持的灵隐寺。这是因为讲习会设立在此,讲习会在大醒法师中风后,一时无人领导,承蒙他们属意,要我负责教务。然我自觉能力不够,就与他们约法三章,希望他们尽快邀请其他长老,我可以暂时维持学院的弦歌不断。
当时的讲习会大约有六十名学生,三分之二是女众,三分之一是男众,都是来自台湾全省各地的僧信二众。我到达青草湖的时候,就约了心悟、心然来助阵,这二位福州的法师佛学深厚,为人正派,我们三个人就合力顶住了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
为了充实讲习会的师资,我邀请了“中国石油公司”苗栗出矿坑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来助讲,如李恒钺、程道腴、许巍文等,每逢星期日,他们就来教授社会学的知识。
慈航法师和甘珠活佛联袂访问新竹灵隐寺。前排左起:关凯图(日文老师)、幻生、本人、无上、律航、甘珠活佛、慈航、演培等法师(一九五二年十月九日)
台湾佛教讲习会名义上说是台湾省佛教会办的,但实际上是灵隐寺无上法师提供行政、食宿等资源。无上法师,一九一八年出生,是新竹本地人,为人敦厚,勤劳发心,他一点也不过问讲习会的事务,只是偶尔对我们慰问,表示恭敬赞叹。
至于灵隐寺本身,原本是一所日本神社,一九二四年由宝真法师及地方的士绅共同兴建。最初名为感化堂,一九二七年再度兴建后改名为灵隐寺。自从无上法师接管后,他大力推展教育,开办佛学院,尤其当时台湾佛教讲习会在此办理,无上法师每日忙于为讲习会筹措经费。
现在佛教办教育,一个七八十人的佛学院,要找人护持很容易,但当时灵隐寺并没有大力的护法,无上法师只靠一座灵骨塔,每天忙于念经,靠着一点香油钱来资助讲习会。
那时,我虽然全心投注于教学,但一直很希望能有其他人来接手,因为自己年纪轻,政府对我们也不信任。那时候,我每个星期都要到新竹城隍庙前的广场弘法,每次外出,必须要到派出所请假,进出多有不便,所以我很希望能提早结束这种教学生涯。
不过,幸而这种情况后来有了改善,因为派出所奉政府指示,要办理“民众国语补习班”,只是补习班开办后,民众参加的意愿缺缺,有时即使发出传票,民众也不愿意参加。
一位警官就问我:“你们可以帮忙办理民众国语补习班吗?”我想这应该不是困难的事,记得十岁左右,当时抗日刚刚开始,我也参加过抗日补习班。每次去了,不是唱唱歌,就是练练字;印象中,办理补习班应该不是难事,因此就承诺接办。
第一天上课,只有二十余人参加,但是不到两个礼拜,就增加为八十多人,后来甚至增至二百多人,让派出所的警官讶异不已。因此解除我到新竹街上弘法要请假的禁令,告诉我以后不必请假,后来我就可以自由外出弘法了。我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三宝加被,让我得以进出自由。
当时从青草湖到新竹的城隍庙,徒步走路大约要两个小时,那时没有公车,我也不会骑脚踏车,都是走路。后来壹同寺的住持玄深法师,她是贵族出身,生得十分端庄、高贵,平时不轻易与人交谈,她以五十多岁的高龄见我一个年轻比丘热心弘法,也心生尊敬,就主动骑车载我。当时我只觉得,弘法能受龙天护持,能得信徒爱戴,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壹同寺住持玄深法师
大仙寺开参法师
我在讲习会期间,正是一九五二年,适逢台南关仔岭的大仙寺想要传授三坛大戒,只不过“中国佛教会”认为他们师资不全,下令不许传戒。
然而大仙寺的人,他们对佛教很虔诚,认为台湾需要传戒,就到“中国佛教会”要求,请“中国佛教会”派人前去传戒,白圣法师即刻答应。其时本来要请南亭法师担任尊证,但南亭法师不克前往,就由我代理,所以在台湾佛教第一次传授三坛大戒的堂上十师当中,我也跻身其中,留下一张照片纪念。
因为到大仙寺传戒,认识了开参老和尚。开参老和尚,高雄县人,出生于一八九三年,是一位本分老实的修行人。虽没有念过书,不识字,但他认真修持,品行端正,也堪为大众模范,所以我和他来往,觉得他是个有道之士。
寺中住有三百余人,大部分也都没有读过书,顶多在身份证记载着“不识学”或“私塾二年”,不过他们都非常的有道心,安分守己,认真修行,而且文质彬彬,循规蹈矩。尤其寺中也有一些优秀的青年,见到我这外省的年轻法师,也都很乐意来亲近。
台湾光复后,首度于大仙寺传授三坛大戒,当时我(前排左六)为堂上十师之一(一九五三年一月)
大仙寺有个规矩,就是投入寺中要做苦工十五年,然后由常住赏赐一间专用的房间,作为报答;他们就为了将来有个房间,因此心甘情愿地为常住效劳十五年。那时我经常听说:某某人苦工十五年满了,非常羡慕;某某人还有一年、还有二年就要满了。可见他们也都活在希望之中。
经过这一次的因缘,后来在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后,这些年轻人也到佛光山来帮我,他们在大寮典座、服务,准备三餐饮食,所以我觉得人生要欢喜跟人结缘,结缘实在非常重要。
在这一段期间,也感谢慈航法师带我去访问居住在新竹法源寺的斌宗法师。对于斌宗法师,我久仰其名,他专研天台,是鹿港人,一九一〇年出生,十四岁时在狮头山金刚寺礼妙禅法师(字闲云)出家。一九三三年到大陆天童寺受戒,戒和尚是圆瑛老法师。在此前后,他遍访大陆各大名山古刹,包括鼓山涌泉寺、曹溪南华寺、奉化雪窦寺,以及焦山、金山、普陀山、九华山等,并先后亲近过虚云老和尚、高旻寺来果和尚等,也在观宗寺听宝静法师讲学,以及在静权法师主持的天台佛学院研究四教仪、法华及天台教观等。
新竹法源寺斌宗法师
记得我和慈航法师去拜访他的时候,谦虚练达的慈航法师请斌宗法师开示,基本上他讲得很传统,是比较老式的说法,不过内容讲些什么,我已不复记忆了。
斌宗法师的弟子有印心、觉心、净心、晃心等,印心就是同样专研天台而受人推崇的慧岳法师;晃心则在台湾佛教讲习会读过书,跟我也算是有一段师生情谊。
可惜的是,斌宗法师正当壮年,四十八岁就圆寂了。想到前面提过的开元寺证光法师,他在佛教会身负要职,却不幸遭到政治灾难;而在佛学义理上专研有成的斌宗法师,也是壮年早逝。那个时候,不免为台湾佛教的长老逐渐凋零感到哀伤。
庆幸的是,我在高雄弘法数十年中,和元亨寺菩妙长老、宏法寺开证法师、龙泉寺隆道法师的往来,应该值得一谈。
于高雄劳工育乐中心演讲。菩妙长老(左一)、开证长老(左二)与慧律法师(右二)前往听讲(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菩妙法师是在台南竹溪寺跟随眼净法师出家,早期我还曾经去拜访过眼净法师。菩妙老是一九二一年出生,高雄人,他在大岗山、观音山,都曾闭关过,专修净土,一生以诚信待人。开证法师也是高雄人,一九二五年出生,记得我来到高雄的时候,他才刚出家不久。出家后,得到高雄千光寺郭马居士(郭马居士后来出家,法名开圣)的支持,创建了宏法寺。另外就是隆道法师,他是台中人,出生于一九〇六年,主持内围的龙泉寺,也担任高雄市佛教会的会长。
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有的还晚我出家,但是我和他们相处数十年,从无隔阂,一路走来,大家相互照顾,佛教的事业,彼此也都很团结。在高雄市,我们这四个人、这四所寺院,互相支援,信徒也都随意地来去。
泰国华僧尊长普净上座率团来访,东方佛教学院全体师生欢迎。前排法师:隆道(左五)、道安(左六)、普净(右四)、慧峰(右三)、本人(右二)(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
我那时候非常的庆幸,在弘法的地理上选择到南部来。尤其,在佛教的长老出家人中,我有他们这许多善良的道友,有着为佛教的愿心。我回忆起来,他们在高雄市弘法四十余年,而佛光山是在高雄县,其时,凡有关佛教的活动,隆道法师的高雄市佛教会对我们每一件事,都是乐观其成,以助人为快乐之事。
菩妙法师更是一位“好好法师”,凡对他有所央求,他都一切OK。开证法师也是幽默乐观,率性相助。所以,在高雄市的佛教界,从来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个人预设立场。我们不曾谈到省籍问题,也没有先来后到的差别,更不曾有过谁大谁小的顾虑。在高雄佛教界,基本上,男众出家法师中,年龄相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四个人。
我主编的《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为第一本详尽记载台湾全省寺院庵堂资料的精装书籍(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所以,我很感谢这许多的善友支持,在佛门里面,可以不同行相忌,从无怨言,也算是人间幸事了。
不过,总说台湾佛教的长老感觉为数不多,原因何在?就我的观察分析,原因不外乎:其一,有一些青年学僧,有志到大陆参学,但由于水土不服,或因大陆寺院不重视营养,所以很多都是年纪轻轻就夭亡,例如真常法师、达虚法师等。
另外,也有一批人到日本留学,回台后到各级学校教书,如李添春执教于台大,以及在台南新营高中教书的张玄达等;因为在社会上久了,慢慢就流入到社会里,最后还俗以终。
还有,新竹狮头山的如净法师,台中的林德林、刘智雄、陈铭芳,以及高雄的林隆道,他们多数已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有的保持戒律,有的游走在佛门的门里门外,所以我就不一一记载了。
所以,在佛教里,一个僧才的养成确实不易,除了自己的福德因缘要具足,还要有善知识的提携、指导。因此我曾说,一个年轻的初学者,一生至少要参访五十个以上的高僧大德,不但要向他们请法、求开示,并且要能记住他们说过的三五句话,不如此则不容易成功。因为透过参访,向善知识大德请益,一方面增广见闻,同时开阔思想、胸襟,尤其多方与人交流、往来,才能培养宽广的心量与器度,才懂得与人相处必须要互相尊重包容,这些都是一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一个以法师人的僧宝应该具备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