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高僧大德的风姿”，收录近百年佛教史上出家、在家二众奉行菩萨道的殊胜事迹。在家众有优婆塞杨仁山、李炳南、赵朴初、严宽祜等；优婆夷孙张清扬、张姚宏影等；出家众有太虚大师、慈航菩萨，台湾的妙果法师、圆融比丘尼等人。

现代高僧大德的风姿，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终不离以“大悲救苦”、“利乐群生”为共遵之本。如：刻经印藏，令法宝流通；维护寺产，令僧宝免难；悲心济世，令老幼赡养；传授戒法，令尸罗久住；布教讲说，令大众归信；办学教育，令薪火相传。

复兴中国佛教的功臣杨仁山居士

杨仁山，名文会，字仁山，安徽池州石埭人。1837年出身于书香之家，1911年逝世，享寿七十五岁。幼随父定居北京，早年习儒学，并学天文地理，清同治元年（1862年），因阅读《大乘起信论》，开启他刻经弘扬佛法的一生。他可说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宏姆斯·韦尔契教授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功臣”。

杨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1]，先后刻印经典两千余卷，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影响后来北京、天津等各地刻经处的成立。另外，他也曾至印度协助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居士弘扬佛教，创办祇洹精舍，成立支那内学院[2]，门下人才辈出，尤以太虚大师、欧阳渐[3]最为突出，其他如智光、虞愚、吕澂等，亦甚优秀。杨仁山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佛教，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缔结莲社倡导念佛的李炳南居士

李炳南，名艳，字炳南，号雪庐，山东济南人。生于1890年，殁于1986年，世寿九十七。从小聪慧好学，能奏笛，好剑术，诗经子史、岐黄之术，无不精妙。早年皈依于净土祖师印光大师座下，曾出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秘书数十年，后于台中提倡念佛法门，坚持往生净土，一时风气大盛，接引许多大专青年学佛，培育弘法人才，创立“台中佛教莲社”，兴建“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创办“明伦月刊社”等弘法文化机构。

雪庐老人在台弘法四十余年，立下佛教许多社会事业，日常除任奉祀官府秘书外，晚间还在各道场讲经，并兼任东海大学、中兴大学教授，个人生活如苦行僧，是外现儒相，内秘菩萨行的在家长者。

护持寺院抢救佛教的赵朴初会长

1907年生，安徽太湖人，幼承家学，勤于文史哲学的研究，是诗家，也是近代中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大学时代才开始接触佛学，后深入探索佛教各宗哲理教义，先后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曾积极致力重建寺院，兴办佛学院，挽救中国佛教，协助重建僧团领导，并团结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推进佛教各项事业发展，促进国际佛教徒间的友好与文化交流。1982年荣获日本佛教传道协会颁与传道功劳奖，1985年日本庭野和平财团授予和平奖，日本佛教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致力文教延续薪火的严宽祜居士

在佛教界素有“严老”之称的严宽祜，本名“祜邦”，1924年出身于广东汕头的望族。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目睹流离失所的难民，感悟世间无常，而开启学佛的生涯。

严居士于香港设立佛经流通处，刊印百余种佛经，流通逾百万册，促使佛法广为流行；也曾积极抢救即将被焚的佛经，延续佛教薪火。后至美国兴建玉佛寺，成立德州佛教会，开办菩提学院中文学校。发心兴建慈敬、常宝及佛光希望小学[4]；每年资助十八个省市三十八间佛学院并捐助百余所寺院袈裟、海青等法物。

严宽祜虽然所受教育不多，但自修学习，事业有成，他捐建多所学校，让万千学子能接受教育，所到之处成立文教基金会[5]，兴办寺院[6]、流通处[7]，抢救法宝，发展海外佛教文化事业，成绩斐然。他谦虚、博学、热情，是一位护法卫教的现代维摩[8]。

护法卫僧宣扬佛教的孙张清扬女士

孙张清扬，又名张晶英，1913年生于湖南，家境富裕，母亲为虔诚的佛教徒，适夫孙立人将军。清扬居士毕生投入佛教事业，对护持佛法不遗余力，曾任贵州督匀慈幼院院长、“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为佛光山八品功德主。

1949年，清扬居士率先联合“国大”代表王均一等人，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先生，请求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大陆僧伽，令慈航法师等数十人幸免于难；亦曾经协助李子宽居士买下台北善导寺，供大陆僧侣来台弘法之用；捐款协助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为当时佛教界一大盛事，深深影响近代台湾佛教的复兴。除此之外，又协助创办《人生杂志》，同时赞助张少齐居士所办的觉世书店，并捐款兴建“中华佛教文化馆”，对台湾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动，有莫大贡献。

晚年，清扬居士将台北寓所捐出，指名作为佛光山弘法教育基金之用[9]，对于僧伽教育深具远见。她一生护法卫僧，堪为现代在家居士的楷模。

协助建寺大心布施的张姚宏影女士

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张姚宏影，在家乡温州完成学业。慈父往生后，接掌家务。

十八岁时，感染肺疾，在雁**山观音寺调养，因而与佛结缘。她一生心仪文教事业，为回馈乡梓，在温州市捐献“宏影图书馆”；为纪念先夫，捐建“宏德中学”。年五十，成为佛光山信徒，协助创建洛杉矶西来寺、关岛禅净中心，让华裔有信仰的依靠。进而再协办西来大学、佛光大学、佛光卫星电视台等。近年协助创办南非佛学院，给予黑人皈信出家的助缘。这一切均成为佛门盛事。

张姚宏影建设伯爵山庄，成立日月光电讯集团，以净财推动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以此作为自度度人圆满菩萨道的法门。[10]

提倡人生佛教的太虚大师

太虚[11]，1889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州的长安镇。幼失恃怙，长养于庵院，深受外祖母的宗教熏陶。十六岁由小九华寺士达监院为他剃度，法名唯心，但培养之恩皆渊源于其师祖奘年。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他有两句名言：“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虽然始终未能竟愿，但是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大师一生讲学弘法，不遗余力。曾出任中国佛学会会长、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闽南佛学院院长等职，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曾主编《海潮音》杂志，宣扬人生佛教的理念，目前仍在台湾发行，也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发行最久的刊物。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的著作《太虚全书》是现代佛学思想的巨擘。太虚大师的思想主张八宗平等互融，各有殊胜，此一观念突破古德判教的传统。

现代肉身菩萨的慈航大师

慈航，名继荣，字彦才，福建建宁县人，1895年生。十八岁礼自忠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慈航。在江西能仁寺受具足戒，曾学禅于圆瑛法师[12]，听经于谛闲法师[13]，学净于度厄老和尚，受教于太虚大师。

1933年，在仰光与丘宏传、陈宏宣居士等人成立“中国佛学会”，将大乘佛法传至南传佛教之地。此外，创办星洲菩提学院、槟城佛学会等，致力于佛学社会化，培育僧伽，对接引南洋地区的华侨皈依佛教贡献良多。

1948年，应妙果和尚之请，赴台主持“台湾佛学院”。此外，汐止静修禅院住持达心、玄光二人礼请他到弥勒内院驻锡、授课，学僧纷纷前来依止，弥勒内院遂成为台湾的佛学教学中心。当时亲近慈老的学僧，例如了中、自立、净海、幻生、浩霖、唯慈、宽裕、真华等人，均是法门龙象，分别于各地弘化一方，为佛教贡献力量。

1954年示寂，寂后坐缸，面目如生，三年后开缸，肉身不坏，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

创办台湾佛学院的妙果长老

妙果，字腾悟，生于1884年，台湾桃园人。从小习儒读书，聪明灵慧。十三岁，因为父兄相继去世，感人生无常，而有出家之志。十八岁时，在大溪斋明寺皈依，后随凌云寺觉力禅师学佛，1912年于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后创建苗栗法云禅寺、中坜圆光禅寺，专供僧众修道，而蜚声东瀛，获日本永平寺及总持寺赠金襕袈裟，且受日皇迎入内廷供养。同时，被选为南瀛佛教会理事，到处宣讲佛法，各地佛寺聘为导师。1936年传授大戒于圆光寺；为抢救僧青年，创办台湾佛学院，延聘慈航法师主持。晚年仍朝夕课讲不辍，严持毗尼，1963年圆寂于中坜圆光寺，世寿八十。

传授戒法捐助办学的圆融比丘尼

圆融，生于1906年，圆寂于1969年。曾重建屏东东山寺，成立图书馆，寺院庭园广大，开放供市民休闲游憩；提倡念佛共修，经常召集徒众弟子，于屏东县内作乡村布教。圆融并任屏东佛教会理事长多年，倡导戒律，迎请高僧大德传授三坛大戒多次。又法师深感教育的重要，因而热心于佛教教育的推动，曾请道源、真华、会性法师诸人主办佛学院；也于1961年，巨款捐助台湾“中国佛教会”，创办“中华佛学院”。其大弟子天乙、天机诸师继承她的遗志，可惜天乙法师壮年早殁，现在的香光寺尼众教团，即其法脉。

上述现代高僧大德的风姿虽只是沧海一粟，但愿藉此篇抛砖引玉，令未发菩萨道心者，生起大悲，已发心者，坚固行愿，于三大阿僧祇劫久远的菩萨道中，能作一切众生的救护，引导一切众生入佛知见，同登如来佛地。

【注解】

[1]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延龄巷，以刻印流通佛典为目的之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有感于清末兵乱，经典多逸失，遂与同志十余人四处劝募，着手佛典之开版流通。同道江都郑学川（其后出家，法号妙空），首于扬州东乡之砖桥鸡园创设江北刻经处，杨仁山则于南京从事刻经。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行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十一面大悲观音像等。后于南京北极阁建屋，收藏数年来所刻之经版。光绪八年（1882年），于元墓山香云海觅求藏版之地，然因经费不足而告中止。光绪十二年（1886年），杨仁山渡海至英国，三年后返国，得日本缩刻大藏经，因是闭户诵读。十六年（1890年），至北京搜寻藏外古德逸书，并经由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由日本寻回我国失传之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刻印流通。二十三年（1897年），于南京城北延龄巷开设藏版及流通处，即金陵刻经处之创始。三十三年（1907年），于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称祇洹精舍，养成振兴佛教之士。未满两年，因经费不足而中止。乃研读《大日本续藏经》，然认为其混杂，遂详订书目，汇编大藏辑要。宣统三年（1911年），杨仁山罹疾，临终委托陈樨庵、陈宣甫、欧阳渐等三人开版大藏辑要所揭典籍，又召集佛学研究会同仁，共商金陵刻经处之维持。杨仁山殁后，陈樨庵等人继续经营，从事刻经。国民革命军至南京后，刻经事业一度终止。中日事变后，难民居于刻经处，若干经版散逸。1952年，文会之孙杨立生、杨雨生与徐平轩、赵朴初等人获得南京、上海佛教界的护持，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其中，徐平轩主其事，吕澂任辅佐。另有中国佛教协会的经济援助，故计划扩充业务，加以周叔迦等人的外护，遂扩大刻经处所，整修破损屋宇及所藏经版，版架几达九百个，又整顿文会藏书一六〇〇种。1954年以后，由于中国佛教协会之助，更进一步收集散于全国各地之经版，计有江北刻经处二二九〇〇个，重庆罗汉寺一四三九〇个，苏州玛瑙经房三八〇〇个，北平、天津两刻经处二二六〇〇个，所收经版共达十二万版以上，又置刻工二十人，补刻散逸经版，与玄奘著译书之新刻。应刻经之需要，养成经典的新折、刻工，致力搜集散逸经版，并置英文世界佛教大百科事典之中国编纂所支部。

[2]支那内学院乃我国现代著名之佛学院，创办于1922年。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教自称内学，故有此名。院址位于南京公园路。院务由欧阳渐主持，设学务处、编校流通处、事务处，分掌研究、讲演、图书、出版、校勘、编纂、庶务等责。教授除欧阳氏外，另有汤用彤、吕澂、邱虚明、王恩洋、聂耦庚等人。学生除正式招生者外，社会各界亦经常有来该院问学者。1925年，该院开设法相大学特科，招收比丘、居士等学员四十余人，1927年特科因故停办。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被日本占领，该院迁往四川江津，定名为蜀院。1943年欧阳氏去世后，院务由吕澂接掌。原在南京刻经一一〇部一〇五五卷，入蜀又刻经三十部五十余卷。该院以主持人欧阳氏为一代佛学名家，教授亦多为一时之选，故颇受中日等国佛学界所重视，俨然为当时我国佛学研究中心。该院以“师、悲、教、戒”为院训。所刊行之《内学年刊》，与太虚大师的《海潮音》杂志，并为民国以来的两大佛教刊物。

[3]欧阳渐（1871—1943），江西宜黄人，字竟无，一字渐吾。早岁刻苦治学，博览诸子百家，中日甲午战起时，感于杂学无济于国事，乃专治义理之学，欲以之挽救时弊。三十四岁，赴南京师事杨仁山，得闻华严法界之旨，皈信佛教，入祇洹精舍，潜心经论，致力佛学。年三十六，母亲病逝，遂将肉食、色欲一并断绝。自云学佛与他人异，每于悲愤而后有学。曾留学日本，返国后，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员。其后再赴南京，从杨仁山游，杨氏临殁，以金陵刻经处相嘱。1912年，与李证刚等倡设佛教会，主张政教分离，沙汰庸僧，可惜事与愿违，未能成功。欧阳氏于佛学，初读《大乘起信论》、《华严经》、《楞严经》。年逾四十，转攻法相唯识、《瑜伽师地》等，更由《大智度论》而《般若》、《涅槃》；久之，则专尚法相唯识，扬弃《华严》，以为《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均为伪书。同时会通儒佛，所刊行《中庸传》、《孔学杂志》、《四书读》等，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学术界尊为“佛学大师”。1922年，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吕澂、汤用彤、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人皆尝游学于其门，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等人亦与之相过从。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时，特往面晤，畅谈一夕，惊佩不已。1925年开办法相大学，设特科，然以时局停办。复编纂《藏要三辑》，方便学佛。抗战期间，迁内学院于四川江津，仍讲学、刻经不辍。1943年2月，氏以肺炎病逝于蜀院，享年七十三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有《欧阳大师遗集》四册。

[4]严居士对大陆的教育热衷关心，曾请托上海的佛教同仁，如丰一吟、潘文彦等近十数人的协助，组成工作小组，走访多处偏远乡镇，深入了解实际所需。除了资助各地小学重建外，并为纪念其母严陈慈敬及岳母崔冯常宝老居士，分别在安徽、甘肃二省兴建“慈敬小学”、“常宝小学”。此外，严居士一心希望建造一所以佛教为名的社会学校，于是在排除重重困难后，他们与广东省青少年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合作兴建“佛光希望小学”，这是大陆第一所以“佛光”为名的学校。

[5]严宽祜居士所成立的基金会有：（一）“上海福慧基金会”，敦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任名誉会长，严宽祜任会长，本着佛教教义“福慧双修”，布施以培福，教育以修慧而定名。严居士除了捐款人民币一千万元之外，另以美金三十万购置办公室，作为基金会的会址。（二）1994年，又本着回馈十方大众的心意，在台湾设立“财团法人严宽祜文教基金会”，多年来不断致力于教育、慈善等事业。

[6]1973年，严居士移民美国德州休斯敦，因发现附近几州完全没有佛教的踪迹，遂着手计划在当地开展佛教事业。不久，启建佛光寺，至1989年底，再兴建玉佛寺，次年6月2日落成开光时，休斯敦市长蕙特美女士为感谢“德州佛教会”为该地社教、慈善所作的贡献，特颁发四枚荣誉公民证暨亲善大使证书予永惺、净海、宏意三位法师及严宽祜居士，并宣布该日为休斯敦的“佛教日”，使佛教徒皆与有荣焉。

[7]1955年，为了法宝的保存与弘传，严居士设立“香港佛经印送处”，年底更名为“香港佛经流通处”，专门印赠、流通佛教经书和法器。当时，台湾与大陆音讯难通，香港成为当然的转运站，而严宽祜的“香港佛经流通处”，其服务内容除了经典佛像以外，举凡教界的请托代办，皆一概义务承揽。当时在台湾三重埔办理“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慈庄、慈惠法师（当时是在家小姐），便是以通讯方式向严宽祜请购法物，如此一来一往，结下日后严居士与佛光山的深厚因缘。

[8]有关严宽祜居士的介绍，可参见《普门杂志》二一八期第八十二页。

[9]清扬居士与佛光山法缘甚深，孙立人将军亦曾在1979年莅临佛光山。相关资料见《普门杂志》一三六期第一四八页、一三七期第七十八页、一四七期第一三三页、一五五期第一〇六页、一四一页、一五三页，一五六期第一五五页，以及《传灯》第六十页。

[10]参见《普门杂志》一二五期第一五一页、一三八期第一四二页、一四三期第一六〇页、一九三期第八十二页、一九七期第八十八页、二〇一期第一三四页。

[11]太虚大师，浙江人，俗姓张，本名淦森。法名唯心。为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号华子、悲华、雪山老僧、缙云老人。十六岁出家。十八岁受具足戒于宁波（即今鄞县）天童寺寄禅和尚，时与圆瑛法师私交甚密。十九岁在西方寺阅读藏经，因读《般若经》而有悟境。其后游学于杨仁山之祇洹精舍，与欧阳渐、梅光羲同学。因受时代思潮的激发，故主张革除佛教积弊，以弘教护国，进而兴国救世。1912年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并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进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改革佛教计划，中山先生以手令褒勉之。旋倡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翌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僧团制度。1914年掩关于普陀山。某夜，忽闻前寺开大静，心念蓦然断息，复历悟境。二十八岁又历第三次悟境。在关中先后撰写《佛法导论》、《整理僧伽制度论》、《首楞严经摄论》等书。二十九岁出关后，即代圆瑛法师参加台湾法会，游历日本，并在上海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三十二岁，与欧阳渐的支那内学院有法义之诤。大师以平素反对用进化论的历史考证法研究佛书，故于日本学者考证《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书为伪书时，乃起而反对。尝作《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佛法总抉择谈》，力主法相必宗唯识，并为《起信论》辩护。同时，倡导大乘八宗平等，而宗本天台、禅宗。更主张以禅、律振兴佛教，且拟弘扬大乘佛法于国际上。时人将其归属为佛教界革新派的代表，而以谛闲大师为守旧派的代表。1924年，在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次年，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为“民国佛教界之盟主”。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化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自此声望日隆，国内有视之为佛教救星者。四十四岁，住持奉化雪窦寺。次年，与熊十力、支那内学院有法义之辩。四十九岁，作“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自陈佛教改革每遭挫折的原因。其后，积极从事于建立佛教中心组织的工作。1943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1946年，受宗教领袖胜利勋章。师意欲成立中国佛教会，惜未克达成，即于1947年，示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享年五十九岁。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致力佛教事业，虽未能竟愿，然其影响极为深远。综其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而努力。首先，为提倡僧教育，培植僧材，设立武昌佛学院（1922年）、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1931年，重庆北碚缙云寺）。其次，创办《海潮音》、《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以弘扬佛法。1929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的研究。其造就培养的人才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人。其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观》、《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论》、《法相唯识学》、《真现实论》等，后由印顺等辑为《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四册行世。

[12]圆瑛法师（1878—1953），我国近代僧。福建古田人，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以字行。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幼失怙，十九岁至鼓山出家，主修天台学，后至宁波天宁寺习禅。二十六岁参学于天童寺敬安和尚，并赴福建、浙江及南洋等地讲经，声誉极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太虚大师缔交，订定“以心印心、白首如新、以善劝勉、疾病相扶、安危与共、事必相商、各自立志”等数条义规，共结兄弟之盟。时年二十九，太虚十八。其后致力于组织中国佛教会与寺产保护运动（当时政府提倡庙产兴学运动，主张以寺院财产充作振兴教育之资）。1931年4月，于上海举行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由于议决事项的意见相左，太虚等进步派乃脱离该会，另于南京组织中国佛学会。师与王一亭等则继续主持中国佛教会。抗战军兴，师赴南洋募集医药费用。翌年，主持槟榔屿极乐寺。1939年，返上海，主持福建鼓山涌泉寺、宁波天童寺，并于上海玉佛寺、圆明讲堂等处讲经布教。其中，尤以《楞严经》的注释、宣讲，倾四十余年的愿力而广说之，机辩纵横，饶益教界。此外，特重僧伽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各地寺刹复兴、佛书刊行、难民救济等。1953年9月，于北京入寂，世寿七十六。遗有《圆瑛文集》、《圆瑛大师法汇》等著作行世。

[13]谛闲法师（1858—1932），清末民初天台宗名僧。浙江黄岩人，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幼见沙门即喜。少时习医，二十岁，悬壶邑中，屡为贫者施药。未久，以妻亡子死、慈母见背，遂遁入白云山，依成道法师出家。二十四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先后亲炙敏曦、晓柔、大海等诸师研习《法华》、《楞严》等经。光绪十二年（1886年），受迹瑞融祖之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先后掩关三次，专修禅观。历任永嘉头陀寺、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鄞县观宗寺等住持。其间应各地僧俗之请，讲经四十余年。宣统二年（1910年），于南京设立佛教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19年，于观宗寺开创观宗学舍，讲经弘法。后又主讲于观宗学舍，罗致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于是人才辈出，其僧俗弟子有常惺、仁山、显荫、倓虚、戒尘、持松、妙真、蒋维乔、黄少希等，对于天台义学的弘扬，贡献殊大。1932年7月，入寂于观宗寺，世寿七十五。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昧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始终心要解》、《观经疏钞演义》、《教观纲宗讲记》等书，后人合辑为《谛闲大师遗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