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是印度语“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译为“觉”，萨埵译为“有情”，凡是觉悟到生命苦空无常，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不论出家在家，不分地位高低，只要能发菩提心者，都有资格称为菩萨。
下篇第一章，先说菩萨道的起点——发菩提心的因缘。菩萨，不是生下来就是菩萨，所谓：“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从菩萨的因位到成佛的果位，是多生累劫，自初发心经过五十一个阶位[1]精勤不懈地修行各种济世利人的功行而完成的。就如要成为大学教授，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最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等，才有资格任教。从无知的童蒙到广博的学士，除了本身的勤学好问，也须有父母、师长、社会诸多的因缘资助。同样的，要从初发心的菩萨因位到等觉菩萨的果位，发菩提心是重要的起点，但发菩提心也要辨别其邪正、真伪、大小、偏圆，以免误入歧途，偏离正道。
如何辨别发菩提心的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呢？
1．不为名闻利养，不耽世间欲染，只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是发心，名之为正。
2．不怕佛道长远，不畏众生难度，只为佛法兴隆，人民安乐，如是发心，名之为真。
3．不求个己解脱，不望当生成就，只为悲智双运，菩提道成，如是发心，名之为大。
4．不滞人天福报，不欲声闻独觉，只为三觉圆满，万德具足，如是发心，名之为圆。
发菩提心的人，需要发恒常久远之心，视人溺如己溺，鼓舞内在的动力能源；以不忍圣教衰的护法精神及不忍众生苦的菩萨心肠，而发上弘下化的大愿，一方面勇猛地修习对治烦恼生死的法门，一方面无畏地深入五浊恶世，随处拔众生之苦，与众生之乐，示教利喜。如《现观庄严论》说，菩萨以“智不入诸有，悲不住涅槃”的悲智双运精神，同处众生的生死烦恼海中，发起大悲哀愍一切众生的利济之心，勇猛精勤地开展菩萨的世界。
清朝省庵大师说，发菩提心有十种因缘：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师长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众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灵故；八者，忏悔业障故；九者，求生净土故；十者，为念正法久住故[2]。
发菩提心应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菩萨道的起点，就在慈悲的培养，方便的增加。菩提心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从生活中点滴的受持奉行：不放弃一个众生，不轻视一点小善，以佛道为依怙，以真理为法侣；如此行持菩萨道，才不致沉沦无边的苦海里。
历代圣贤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者，均可作为修行人的典范。如《本生经》载，佛陀往昔行菩萨道时，曾不惜性命“舍身饲虎，割肉喂鹰”[3]，以完成菩萨布施度的宏愿。作忍辱仙人时，为歌利王割截肢体，以不生瞋恨而完满忍辱之修行[4]。另外，如舍利弗独自一人前往北方监造祇园精舍[5]，并勇敢地面对骄慢自高的六师外道，以神力降伏之。目犍连为维护正法的传布，无惧于异教徒的伺机迫害，终于为教殉难[6]。富楼那到西方输卢那国教化粗犷的人民，只为佛法可以兴隆，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7]。摩诃男自沉于水，以救族人，乃至须达多、梨师达多举所有资产以为供养、布施等，这一切都要靠菩提心发起的力量，才能有此大愿大行。
刘宋昙无竭，历经险难，前往中印度求取经典，几乎丧命。唐代神会大师欲振师门六祖之风，设无遮大会论战时贤，多次遭遇迫害，甚至因御史卢奕的诬奏，奉敕黜离洛阳荷泽寺；然为大事也，不惜身命，终于确立南宗为正统禅门[8]。智实大师因唐太宗重道轻佛，以僧为末座，智实不受诏令，被流放岭南，无怨无悔地说：“我非为争先末，只为让后世知大唐有僧耳！”惠主大师因陵阳公将驴骡放任在大殿游走，为力卫殿堂，以死抗拒，不惧权势。志超大师，不畏严敕——私自度僧者加以极刑，仍照常剃度，以维护僧宝。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四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赵城金藏》[9]。设若没有上述成千上万人的舍身舍命行菩萨道，佛法命脉如何延续于后世？
修习菩萨道者，如果能发心严正，时时自觉有所不知、不净、不能、不圆，勤奋地遍学一切法门，心心上求佛道，念念下化众生，发挥“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萨精神，此即为菩萨道的起点。
【注解】
[1]详见上篇第三章《菩萨道的次第》。
[2]详见《劝发菩提心文》。
[3]“舍身饲虎”，见《金光明经》卷第四《舍身品》；“割肉喂鹰”，见《菩萨本生鬘论》卷第一尸毗王救鸽命缘起。
[4]歌利王是佛陀本生谭中所出现之王名。佛陀于过去世为忍辱仙人时，歌利王恶逆无道，一日，率宫人出游，遇忍辱仙人于树下坐禅，随侍宫女见之，舍歌利王而至忍辱仙人处听法。王见而生恶心，遂割截仙人之肢体，然仙人仍不起瞋心。这是菩萨忍辱行满之著名例子。《大唐西域记》卷三载，北印度乌仗那国瞢揭厘城之东有大塔，即世传忍辱仙人受苦之处。
[5]详见《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
[6]详见《增一阿含经》卷十八。
[7]详见《杂阿含经》卷十三。
[8]神会大师为唐代禅僧，荷泽宗之祖。年十三，参谒六祖惠能。六祖入灭后二十年间，曹溪之顿旨沉废，两京之间皆宗神秀，由普寂等续树法幢。师初至洛阳，欲振六祖之风，乃于开元二十年（732年）设无遮大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与山东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欲确立南宗惠能之正统传承与宗旨。天宝四年（745年）著《显宗记》，定南北顿渐两门，即以南能为顿宗，北秀为渐教，“南顿北渐”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击神秀之渐门，于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详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下、《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五）。
[9]元代法珍比丘尼于募刻藏经之外，并参与各种慈善义举，造福社会人群。详见《佛教·弟子篇·断臂刻藏法珍比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