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源于印度，东传中国，大放异彩，主要得力于经典的汉译。由于佛典的翻译流传，带动佛学的研究风潮，开创出中国八大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风貌，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为中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也说明中国在哲学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础，才有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大盛于隋唐年间。有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汉魏西晋时代——译经的初创期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经，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1]，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汉朝到晋代，约有六十余位译经师，最著名的有安世高[2]、支娄迦谶[3]、支谦[4]、昙柯迦罗[5]、康僧会[6]及竺法护[7]等人。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初创期”。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

二、东晋南北朝时代——译经的进展期

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8]，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9]、佛陀耶舍[10]、竺佛念[11]、昙无谶[12]、求那跋陀罗[13]、真谛[14]、佛驮跋陀罗[15]、僧伽提婆[16]、法显[17]等人。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两大学说，直接促进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

三、唐朝时代——译经的全盛期

前两期的译经活动虽有中国人参与，然总体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为主译。本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18]、义净[19]，他们不但精通汉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其他，尚有般若三藏[20]、菩提流志、实叉难陀[21]等人，也都为译经事业缔造了佳绩。此外，善无畏[22]、金刚智[23]、不空[24]翻译了大量的密宗典籍，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

唐德宗后，译经事业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坏，佛教一息仅存，直到北宋时期，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极力提倡中印双方文化交流，此后从中国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侣也不少。尤其，宋太祖、太宗诏立译经传法院[25]于河南开封（国都），延请施护[26]、法天[27]、天息灾[28]等人译经。这一时期译经事业更盛，且臻于完美。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终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佛法的传播贡献至巨，这些译出的经典，经过各代的汇整、刊刻，逐步成为大藏经，流通至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加以东晋道安与南朝梁代僧祐大师先后编制了经典目录，对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对于后世佛法的弘传，影响十分深远。

【注解】

[1]竺法兰与迦叶摩腾所译的五部经为《四十二章经》、《十住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翻译的佛经，据传现在存于世的只有《四十二章经》。

[2]安息国太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中国，至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共译出佛经三十余部，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地道经》等，多属小乘经典，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所译之经“义理明晰，通顺流畅”。

[3]又称支谶，在汉桓帝末年（167年）来到洛阳，于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8）译出二十四部经，最重要的有《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和《般舟三昧经》，所译属大乘系统，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和传播大乘般若学理论的僧人，其所译之经“审得主旨，质朴无华”。

[4]兼通汉、胡六国语言，先后译出经论三十六部，最重要的有《阿弥陀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其译文“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真可谓深入者也。”可谓开意译派之先河，对佛教的传播、普及，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皆有影响。

[5]乃中印度僧，魏嘉平年间（249—253）到洛阳，译出《僧祇戒本》，这是第一部汉译律本，因此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

[6]三国时代译经僧，交趾（越南北部）人，所译经典有《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等。曾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乃皈依，并为师建立建初寺，传道译经，建业地方佛教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嚆矢。

[7]乃西晋译经数量最多的译经家，译有《方等泥洹经》、《宝藏经》、《光赞般若经》等，为中国初期传布大乘教最著名者，共译经典一百五十部。因译《正法华经》，故有观音信仰的启发，又因世居及长期往来敦煌译经，故被称为“敦煌菩萨”。

[8]如后秦鸠摩罗什主持的“逍遥园”译场，北凉昙无谶主持的“闲豫宫”译场，南朝的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以及真谛，北朝的菩提流支等。

[9]东晋龟兹国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译出大小乘经律论约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所译主要为弘扬龙树、提婆大乘空宗思想，其译经成就在当时是空前的，不但量大、面广、内容重要，且在翻译文体上，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人读起来具有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他的译经对中国文学也很有影响，如其所译的《金刚经》、《法华经》，一直是中国文学上的名著。另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故被尊为三论宗之祖。

[10]东晋译经家，北印度罽宾国人，曾为罗什之师，后应罗什之请，来华协助译出《十住经》、《四分僧戒本》、《四分律》等。

[11]东晋僧，凉州（甘肃武威）人。僧伽跋澄与昙摩难提等来到长安译经，师即担任传语之职。《梁高僧传》卷一载，师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5）译出《菩萨璎珞经》等五部经，被誉为苻、姚时期的译经宗师。

[12]北凉译经僧，中印度人。译经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最主要的有《大般涅槃经》，使涅槃学派因之流行，而其本身因受《涅槃经》影响，由小乘改信大乘。又其重视戒律，故译出一系列大乘戒的典籍。

[13]共译经论五十二部，最重要的有《杂阿含经》、《楞伽经》、《大法鼓经》、《胜鬘经》等大小乘经，皆能妙得梵文本旨。

[14]萧梁期间，由印度来中国，二十年译经生涯中，适逢侯景之乱，在漂泊不定中随方翻译，共译经论传记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所译主要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论著，最著名的有《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唯识论》等，对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15]意译觉贤，5世纪之译经僧，北印度人。译有《达摩多罗禅经》、《华严经》等。

[16]北印度罽宾国人，应慧远之请，译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由此开南方毗昙学的端绪。

[17]东晋僧，因慨叹僧团规范与经律的残缺，乃与同学慧景等，往天竺求法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摩诃僧祇律》等梵本。回国后，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大般泥洹经》等，是我国沙门至天竺求法的第一人。师将旅行之见闻写成《佛国记》，描述当时印度及中亚实情，具有文献上的重要意义。

[18]唐代高僧，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法相宗的创始人。因慨叹众师所论不一，圣典亦隐显有异，乃誓游天竺，以问惑辨疑。师西行求法，历十七年，共请回佛经梵文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为太宗、高宗钦重，赐号“三藏法师”，与弟子窥基等人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之多，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师译笔信实，讲究逐字逐句符合原典的忠实原则，一改过去译经家直译手法，其所主张“五种不翻”，一直为后世译经家所遵。后世将玄奘以前译的经典，称为“旧译”，玄奘以后译的经典称为“新译”。师著有《大唐西域记》，在佛教史学及古代印度、西域文化上，乃至中西交通史料上，富有极高的价值。

[19]唐代译经师，河北涿县人。因钦慕法显、玄奘西游壮举，乃于三十七岁西去印度求法，经二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携回梵本经论约四百部，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他首先参与实叉难陀的译场，译出《八十华严》，后来又译戒律、唯识、密教等典籍，历时十二年，共译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经典，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共称四大译经家。

[20]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及《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数种。又译《华严经》四十卷，其末卷《普贤行愿品》，为六十、八十《华严经》所无，至此始得圆满，其功甚伟。

[21]为唐代译经三藏，于阗人。善大小二乘，旁通义学。奉则天武后之命，与菩提流志、义净等，新译《八十华严》，另译有《大乘入楞伽经》、《文殊授记经》，共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22]东印度人。唐代开元四年（716年）至长安，翌年译经于菩提寺，译有《大日经》、《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系将密教传至中国的先河。与金刚智、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23]中印度人。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于唐开元七年（719年），由海道来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并在许多寺院设立灌顶道场。

[24]唐代译经家、密教付法第六祖，南印度人。译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此经与《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同属金刚界系，而《大日经》则属胎藏界系，此为密教的两部重要经典。不空在长安、洛阳等地大力弘扬密教，掀起风潮。又为密教经典到锡兰（今斯里兰卡）求法，携回梵本一千二百卷。或说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亦同为中国四大译经家。

[25]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敕令内侍郑守钧于太平兴国寺设立国立译经院，称为传法院，由施护、天息灾、法天等主持。

[26]北印度人。世称显教大师。与天息灾同时来华，共译有《大乘庄严宝王经》、《遍照般若波罗蜜经》等。

[27]中印度人。开宝六年（973年）来华，译有《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等。

[28]迦湿弥罗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来华，译有《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