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
童道明(1937—2019)，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江苏省张家港市人，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童道明先生一生翻译了许多契诃夫的作品，是中国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被称为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
关于契诃夫及其创作，有很多名人名言。在这里我想与诸位分享其中的两则：
一、纳博科夫说：“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儿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二、爱伦堡说：“如果没有契诃夫那少有的善良，他就写不出他后来这些作品。”
“务虚”之后，就让我们来三言两语地简单说说收入本书的这十八篇作品。
《一个官员的死亡》(1883)，《变色龙》(1884)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喜悦之情。而在这两部作品中，契诃夫让人有所警觉：“奴性”是如何将“人性”淹没掉的。一个小官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莫名恐惧，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都丢掉了人的尊严。这两篇小说，是公认的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代表作。
《猎人》(1885)
库列晓夫教授所著《俄国文学史》(1989)里，在契诃夫生平年表中，专门开列了“1886年3月25日”这一条：“格利戈罗维奇在致契诃夫的著名信件中，热情赞扬他的才华已远远超越新一代作家群体。”
文坛前辈格利戈罗维奇读了《猎人》异常兴奋，于1886年3月25日致信契诃夫，说《猎人》已有屠格涅夫小说的味道。从此，契诃夫在俄国文学界有了知名度。
《苦恼》(1886)
马车夫姚纳的儿子死了，他想把这丧子之痛说给旁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最后他只好将这痛苦讲述给自己的小母马听。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学界对这篇小说越发重视，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人与人的隔膜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苦恼》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深深触及这一主题的作品。
《阿纽塔》(1886)
读这篇小说，就能让人联想到“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句熟语。契诃夫是怀着何等温情，描写了这位在大学生公寓里对大学生的使唤唯命是从的善良姑娘。当我们读到“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向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我们的心里就会升起莫名的惆怅。
《玩笑》(1886)
五年前，青年学者文导薇认真地对我说，她很喜欢《玩笑》这篇小说。两年前，我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青年时代曾当众朗读过《玩笑》，说它美得“像一首散文诗”。2018年9月1日，北京蓬蒿剧场上演我创作的《契诃夫四则》，我也请青年演员徐尉在演出前当众朗读了这篇小说，效果很好。
《在别墅里》(1886)
这篇小说寓于戏剧性，我的短剧集锦《契诃夫四则》中的一则就是《在别墅里》。这篇小说也充满幽默感。而契诃夫幽默的本质是宽容，是相视一笑泯尴尬。所以一旦“真相大白”，妻子“瞅着丈夫阴沉的脸，扑哧一笑”，而更逗乐的是，米佳获知真相之后，也“龇牙一笑，不再恶狠狠地瞪视自己的情敌”。
《别人的不幸》(1886)
如何对待“别人的不幸”，是考量一个人的心灵状态的试金石。有的人，如小说中的那个丈夫，对“别人的不幸”无动于衷；有的人，如小说中的妻子，对“别人的不幸”感同身受。
人类的人道精神，可能也正是从人愿意分享“别人的不幸”开始的。契诃夫引导着读者与那个名叫维罗奇卡的女子站在一起，因为她愿意为“别人的不幸”挥洒眼泪。
《牧笛》(1887)
一个管家和一个牧人在森林里相遇，他们都在诉说自然界的变化：“森林被砍伐了”“老鹰啊，苍鹰啊，猫头鹰啊，全没了”“河流也要干涸”“鱼一年比一年少”……有一个还说了一席颇有朴素哲理的话：“上帝赏给了我们多少恩赐？太阳、天空、森林、河流和万物——所有这些创造出来，是相互搭配、各守本位、和谐共存的。而这一切竟然又都要被毁灭!”
契诃夫写作《牧笛》的时候，正值俄国工业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契诃夫通过这篇小说，向世人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示。
《大小瓦洛佳》(1893)
从前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似乎都忽略了《大小瓦洛佳》，但我见到的俄罗斯近期出版的两种选本，却都收进了这篇小说。我想，这两个俄国出版方大概都看中了它的“另类性”。
《大小瓦洛佳》的篇名虽是两个男人的名字，但让人揪心的却是两个女人的命运。
契诃夫小说的力量在于，让那些自以为很幸福的人好好想想：你当真生活得幸福吗？
《大学生》(1894)
契诃夫曾这样对俄国作家蒲宁说：“我算什么‘忧郁的人’？我算什么‘冷血的人’？批评家们都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大学生》。”
两个村妇听大学生伊凡讲《圣经》故事，她们听了一千九百年前耶稣受难的故事而流下了眼泪。于是大学生产生了“青春的感觉”，他想到，过去曾经“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
这是契诃夫的历史乐观主义。
《在故乡》(1897)
薇拉回到故乡，草原风光陪伴了她一路，这个草原也成了这篇小说的抒情背景。庄园继承人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薇拉的精神需求，而她最终还是把眼前的现实生活，看成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小说由此引申出了这样一句常被学者引述的话：“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但小说中还有一句能焕发人们生活勇气和精神力量的金句：“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所喜欢的人。”
《出诊》(1898)
拥有上千工人的一家工厂的丽扎姑娘病了，柯罗廖夫医生应邀出诊去给她看病。丽扎得的是个服用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的怪病。善解人意的医生很快发现，是“财富”造成了丽扎的病痛。经过医生和丽扎之间的知心交流，丽扎有了新的觉醒。小说结尾处有一处抒情插话：“再过五十年，生活是会很好的，只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了。要是能看一眼那时的生活该多好。”这也是契诃夫自己的内心独白。
《套中人》(1898)
“套子”是个象征，象征着一切束缚人的陈规陋俗。别里科夫不仅自己被束缚在这个“套子”里，还想用这个可怕的“套子”来束缚周围的人。
万幸，别里科夫最后死了。契诃夫把“套中人”之死与自由之生机联系到一起，唱起了自由之歌——
“啊哩，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高尔基曾对契诃夫说：“您是我见到的一个最最自由，对什么都不顶礼膜拜的人。”
《醋栗》(1898)
在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方面，《醋栗》是个代表作。它表现了一个因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这位名叫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庸人，把一生的追求定位在能吃到自己庄园长出来的醋栗上。这篇小说里有一段文字，常被人们当作契诃夫的名言被提及：
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世界、整个大自然。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他可以尽情地展现他的自由精神和全部的特长与能量。
《关于爱情》(1898)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两人暗恋却未获正果的爱情故事。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别(也许是永别)的时候，才相互表白了爱情。这时，男主人公才“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渺小，多么不必要，多么自欺欺人……当你爱着，对于这份爱情，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的世俗观念，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或者干脆不作思考”。
《牵小狗的女人》(1899)
这是契诃夫唯一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但他并没有花笔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而是着力去揭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相爱之后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升华。
当然，可能也有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的投影。小说写于1899年，这一年正是契诃夫与后来的妻子克尼碧尔一见钟情的年份。
《在圣诞节庆日》(1900)
这是契诃夫一篇很接地气的小说，除了那位将军之外，小说人物全是下层女性，而这些人物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叶费米娅的描写。契诃夫是怀着何等的善意与爱意，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的女性形象。
读了这些作品，我们就能相信爱伦堡说的话：我们在这些作品后边看到了一位善良的作者。我们也愿意接受纳博科夫的建议：读完这些作品之后，“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