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早饭，上了很可口的馅饼、龙虾和羊肉煎饼，正在用餐的时候，厨师尼卡诺尔上楼来问，客人们午饭想吃什么。此人中等个儿，胖乎乎的脸蛋，眼睛很小，胡子刮得光光，好像他的胡子不是用刀刮掉的，而是用手拔掉的。

阿寥兴说，美女彼拉吉雅已经爱上了这个厨师，因为他爱酗酒，脾气也暴躁，所以她不想与他结婚，但愿意与他同居。可是厨师笃信上帝，他的宗教信仰不容许过未婚同居的生活，要求她嫁给他，否则就不行。他喝醉了酒就骂她，甚至打她。只要他喝醉了，她便躲到楼上来哭泣，这个时候，阿廖兴和仆人们便不外出，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保护她。

我们开始谈论幸福。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阿廖兴说，“彼拉吉雅为什么不爱一个在内心与外貌上与她更匹配的男人，而偏偏爱上了这个丑八怪(我们都叫他丑八怪)，爱情对于个人幸福又何等重要——而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关于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迄今为止，关于爱情的说法，只有一条是无须争辩的真理，那就是：‘爱情是个巨大的谜。’至于其他的观点，不管是片面写出的，还是口头说出来的，都还不是结论，而只是提出问题罢了。有一种解释，似乎能适用于一种情况，但对于另外的十几种情况就并不适用，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对每一个具体情况作具体解释，而不必去作整体性的概括，这就像医生所说的分别处理，对症下药。”

“完全正确。”布尔金表示同意。

“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俄罗斯人，喜欢去追究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人们一般都把爱情诗意化，用玫瑰花和夜莺来点缀它，我们俄罗斯人都用这些宿命的问题来点缀我们的爱情。而且选择一些最乏味的问题。当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是个大学生，有一个生活的伴侣，是个很可爱的女士，每一次当我把她拽在自己怀里的时候，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磅牛肉卖多少钱。我们也是这样，一旦我们谈上了恋爱，我们便不停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是合乎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份爱情会导向什么结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会妨碍人家谈情说爱，会让人扫兴，让人气恼。”

看来，他想说点什么。独身的人，在心里总是装着点什么需要一吐为快的东西。在城里，单身汉喜欢上澡堂的餐厅，只是为了去聊聊天。有时他们会把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说给澡堂和餐厅里的服务员听。在农村，这些单身汉便向外来的客人倾吐衷肠。现在，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了的树木，这样的天气，无处可去，只好留下来，或是自己讲讲故事，或者听别人讲故事。

“自从大学毕业之后，”阿廖兴开始讲，“我就住在索佛伊诺村，经营这座田庄已经很久。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个不做粗活的人，就我本人的爱好而言，我是个坐办公室的人。但我一来到这个田庄，它就已经负债累累，而我父亲举债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付我的学费，于是我决定留下不走，一直在这里工作到还清债务为止。我作出了决定，也开始了工作，但我得承认，我内心还是有点懊恼的。这里的田地产量不高，要经营这田庄不亏本，就得雇用农奴或长工(二者也没什么区别)，或是学着庄稼人的做派，就是自己带着家人一起下田干活。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但我当时还没有悟出其中的奥妙。我没有让一块土地闲置着，我赶着邻村的所有男男女女来干活，所以我这儿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我自己也参与耕地、播种、收割，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无聊，我厌恶地皱起眉头，活像一只乡间的小猫，因为饥饿去偷吃菜园里的黄瓜。我浑身酸痛，走路都能打瞌睡。起初，我以为自己能把这种体力劳动与我的书生习气协调起来。我想，这只须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定的文明生活的外部状态就行。我住到楼上一间装修讲究的房子里，我关照仆人在早餐和午餐之后给我送上咖啡和甜酒，晚上临上床睡觉时，我要读一读《欧洲信使报》。但有一天来了我们的伊凡牧师，他一下子把我的甜酒全部喝完了，而《欧洲信使报》也被牧师的女儿们拿走了。因为在夏天，尤其是在收割季节，我来不及走到自己的床前，就在板棚里的雪橇上，或是在树林中守夜人的小屋里睡着了——哪还顾得上读报？慢慢地我搬到了楼下来住，在公共的厨房里吃饭，以前的奢侈生活能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侍候过父亲的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下的头几年，便被选为此地的荣誉调解法官，于是有机会进城去参加一些地区法庭与审判庭的会议，这让我很舒心。在乡间不动窝地住上两三个月，特别是在冬季，便不免要想念黑色的常礼服。而在地区法庭里，就能看见常礼服、制服和燕尾服。所有大法官，都是受过上好教育的人，很容易找到谈话的对象。在雪橇上睡过觉，在大厨房里吃过饭之后，坐到安乐椅上，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衣，脚下蹬着轻便的皮靴，胸前挂着表链——这是何等奢侈!

“在城里，人们热心地接待我，我也乐于交朋友。在所有我结识的人里，说句老实话，与我最投缘、最可爱的是地区法庭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两位也认得他：他是位极其可爱的先生。有一次审理一桩纵火案，审了两天，审完之后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卢加诺维奇看着我，说：

“‘怎么样？咱们上我家去吃饭。’

“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卢加诺维奇与我还只是初交，只在公务上打过交道，我还没有到他家去过。我只是回旅馆换了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就这样，我有机会认得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那时她还很年轻，超不过二十二岁，半年前生下第一个孩子。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现在我很难说清，她到底有什么让我迷恋的非凡之处。但在那次吃饭的时候，我却心明眼亮。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美丽、善良、有文化、有魅力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还从没有见过，我立即从她身上捕捉到了令我感到亲切的特质，似乎她的那张脸、她的那双真诚而聪明的眼睛，我早在孩提时代就见到过，在母亲房里那个五斗柜上放着的相册里见到过。

“在这宗纵火案里，起诉了四个犹太人，把他们定性为一个犯罪团伙，但在我看来，这是毫无根据的。在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她很痛苦，我已经记不得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一个劲儿地摇着头对丈夫说：

“‘德米特里[1]，怎么会是这样？’

“卢加诺维奇是个善良人，属于心灵单纯的那一类人，他们有一个信念，既然这个人被告上了法庭，就意味着他有罪过，如果要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异议，那也只能通过正规途径用书面提出，而不能在饭桌上，在私人的谈话中议论。

“‘我和您没有放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法庭不审判我们，也不把我们送进监牢。’

“他们两人，丈夫和妻子，尽力让我吃好，喝好。根据一些细节判断，比如，他俩也乐于待客。午饭过后，他们两个人，四只手一起弹奏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返回旅馆。这是早春时节。然后整个夏天，我都蜗居在索佛伊诺村，我甚至没有空闲去想城里的事，但对于那个身材苗条、头发淡黄的女人的回忆，却一直留存在我心中。我没有刻意想她，但她那轻柔的倩影已经深藏在我的灵魂里了。

“深秋，城里举办慈善演出。我走进省长包厢——是幕间休息时邀请我去的——看到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正坐在省长夫人的旁边，她那美丽的身影和亲切的目光，又一次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夺人魂魄的印象，又一次让我有了想与之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然后一起去了休息厅。

“‘您瘦了，’她说，‘您病过？’

“‘是的。我肩膀受了凉，阴雨天我睡不好觉。’

“‘您有点萎靡不振。春天您来吃饭那天，显得更年轻，更精神。您那天意气风发，说了很多，非常有趣，我要承认，我甚至有点被您吸引住了。不知为什么，在夏天里您常常让我想起，今天，当我准备上剧院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能见到您。’

“她笑了。

“‘但今天您有点萎靡不振，’她重复了一遍，‘这让您显老。’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吃早饭。早饭过后，他们乘车去别墅，准备在那边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也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城里，半夜里，跟他们一块儿在宁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烧着，年轻的母亲不时地去看一眼她的女儿是否已经睡着。此后，我每一次进城，都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逗留。他们习惯了我，我也习惯了他们。我一般都是不经仆人通报就登堂入室，就像是自己人一样。

“‘那儿是谁？’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句拖长了声调的问候，我觉得这声音很悦耳。

“‘是帕维尔·康士坦丁内奇。’女仆或奶妈这样回答。

“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出来迎我，脸色凝重，而且每次都要问：

“‘您为什么这么久不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的目光，她伸给我的那只美丽而可爱的手，她的家常便装、发式、嗓音、步履，每次都给我新鲜的印象，这在我的生活中是不平常的、重要的。我们谈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心事，她有时也弹琴给我听。如果夫妇两人都不在家，我就留下来等待，与奶妈闲聊，逗孩子玩，或是躺在书房的土耳其沙发上读报，一旦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回家，我就在前厅迎她，从她手中接过她买来的全部东西，不知为什么，我每次接过这些物品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像个孩子一样。

“有句谚语：如果婆娘闲得慌，就买头猪来喂养。卢加诺维奇夫妇也闲得慌，就与我交上了朋友。如果我长久不进城，那就意味着我病了，或是我遇到了什么麻烦，他们两人便非常担心。他们担心，像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懂得几门外语，本来应该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文学创作，却住在乡间，像松鼠踩轮子似的瞎忙乎，干得很多，却赚不到钱。他们觉得我一定很痛苦，如果我又说，又笑，又大口吃饭，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痛苦，甚至在我很开心的时刻，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向我投来的关切的目光。他们最令人感动的时刻，是在我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时债主来逼我还债，或者是期票已经到期，但我付不出利息，这时，夫妻二人会在窗户旁低声商量，然后丈夫走到我跟前，神情严肃地说：

“‘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如果您眼下急需用钱，那么我和妻子请您从我们这里拿点钱去，不要不好意思。’

“因为紧张，他的耳朵都涨红了。平时也是这样，夫妻二人在窗户旁低声商量过后，走到我跟前，红着耳朵说：

“‘我和妻子恳请您把我们的礼物收下。’

“他给了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一盏灯；我则回赠他们从乡下带来的野味、牛油和鲜花。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起初，我举债借钱。啊，不说这个了!

“我非常不幸。在家中，在田野上，在板棚里，我都想念着她，我试图知道这个年轻、美貌又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为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乏味的、几乎是个老头的人(丈夫已经四十多岁)，还和他生了孩子。我也试图知道这个乏味的老好人的秘密：他开口议论，离不开枯燥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他总是和上了年岁的人混在一起，无精打采，温顺而无助，好像是有人把他领到这里来出售似的。然而，他又相信自己有权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权与她结婚生子。我极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她遇到的偏偏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要出现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进城来，每次都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是在等我，她自己也向我坦承，一大清早她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预感，她猜想我会来的。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沉默，但我们彼此都不承认我们的爱情，反而胆怯地、警惕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一切可能将我们的秘密公开给我们自己带来的后果。我温柔地、深深地爱着，但我在考虑，我要问问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这个爱情抗争，我们的爱情会走向何方；我以为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那忧伤的、静悄悄的爱情突然间中断了她丈夫、孩子和全家的幸福生活，而这个家庭又如此爱我、信任我。这样做道德吗？她当然会跟我走的，但走到哪里去？我能把她带到哪里去？如果我有体面的、富有情趣的生活，比方说，我是在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眼下的情况是，这无异于把她从一种平庸的生活环境带到另一种平庸的甚至更糟的生活环境中去。我们的爱情能够持久吗？一旦我病了，我死了，或者我们不再相爱，她如何是好？

“她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她想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也想到她的母亲，她母亲爱她的女婿如同爱自己的儿子。如果她放任自己的感情，她就得说谎或是说实话，就她的处境而言，这两个办法一样可怕和不现实。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她：她的爱情能给我带来幸福吗？她是否会使我本来就很艰难、充满着不幸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堪重负？她觉得，对于我而言，她已经不够年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勤奋和精力充沛。她常常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的好姑娘，她可以做我的好主妇和好助手——但她立即又补充说，在全城也未必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姑娘。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当我来到卢加诺维奇家时，女仆笑脸相迎，两个孩子叫喊帕维尔叔叔来了，拽住我的脖子不放，大家都很高兴。但他们不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他们以为我也很高兴。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大人和孩子都感觉到，有个品德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给他们与我的相互关系注入了一种特殊的柔情，好像我的存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纯洁和美妙。我和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常一起去看剧，都是步行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椅子上，肩碰着肩，我默默地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在这一时刻，我感到她与我很亲近，她是属于我的。可是出于一种不可思议的误会，我们一出剧场便匆匆告别和分手，像两个陌生人。城里已经有人在说我们的闲话，但他们所说的全是瞎话。

“最近几年，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常常出远门，或是去探望母亲，或是去看看妹妹。她的心情常常很糟，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残缺，很不圆满，这时她就不想见到丈夫和孩子。她已经在治疗神经衰弱症。

“我们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而当着外人，她对我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敌意：不管我说了什么，她总要反驳我；而如若我和什么人起了争执，她便帮着对方说话。当我往地上掉了一样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一句：

“‘我得恭喜您。’

“在我和她去剧场的路上，如果我忘了带望远镜，她过后就说：

“‘我就知道您忘带了。’

“也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迟早要结束的。到了该分别的时候了，因为卢加诺维奇被任命为西部某个省份的法庭庭长，需要变卖家具、马匹和别墅。当我们去了别墅然后又返回的时候，我们转过头去，最后一次看看那花园、那绿色的屋顶，大家都很伤感，而我心里明白，已经到了不仅仅是和一处别墅告别的时刻了。已经作出决定，八月底我们送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去克里米亚，是医生让她去那里的。稍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那个西部的省份去。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送别。她已经和丈夫及孩子们告别过了，当第三遍铃响起，就差一点点时间了，我跑进了车厢，来到她的身边，把她几乎忘了的一个篮子放到车架上。该告别了。在我们的目光在车厢里相遇的那一刻，一股精神的力量把我俩吸住了，我抱住了她，她把面孔贴到了我的胸口，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亲吻她的面孔、肩膀和被泪水浸湿了的双手——噢，我和她是多么不幸!——我向她表白了爱情，我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渺小，多么不必要，多么自欺欺人。我明白了，当你爱着，对于这份爱情，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与不幸、罪孽或善行的世俗观念，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或者干脆不作思考。

“我最后一次亲吻了她，握了握手，我们分别了——永远地分别了。列车已经开动。我坐进旁边的一个车厢——那里正空着——我坐在那里哭泣，一直到了下一个车站。然后我步行回到了索佛伊诺……”

在阿廖兴讲故事的时候，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和一条河流的美丽景致，那条河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宛如一面镜子。他们一面欣赏美景，一面也感到惋惜，这个长着一双善良而聪明的眼睛的男人，带着一颗纯真的心给他们讲了自己的故事，现在在这个大田庄里忙碌着，当真是像一只踩轮子的松鼠，却不能去从事科学研究，或去做一些能使他的生活变得更欢愉的工作。他们也能想象得到，当他在车厢里与她告别，亲吻她的面孔和肩膀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女人的面容该是多么忧伤。他们两个都在城里见过她，而布尔金甚至还与她相识，认为她是个美人。

[1]卢加诺维奇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