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罗诺辛茨基村的尽头，在村长普罗柯菲耶家的板棚里，误了点的猎人准备留宿过夜。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很古怪的复姓：奇姆沙-吉马拉耶斯基，这和他显然不匹配，所以省里的人干脆叫他的本名和父名[1]。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要到伯爵家做客，他早就是这个地区的熟人。

他们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瘦瘦的高个子老头，留着长须，坐在门口抽烟，明月照亮了他。布尔金躺在屋里的干草堆上，人影隐藏在黑暗中。

他们说了很多故事，顺便也说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一个很健康也不笨的女人。这一辈子她竟然没有出过这个村子，她既没见过城市，也没见过铁路，而最近十年她整天守着灶台，只有到了夜间才上街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布尔金说，“那种生性孤独，像寄生蟹或蜗牛那样拼命躲进自己外壳里的人，在这个世上并不少。也许，这是隔代遗传，又回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时代。那时的人还不是群居动物，而是单个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或许，这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有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不研究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有的现象。而且，不必往远了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个叫别里科夫的人，希腊语教师，是我的同事，就是如此。想必你也听说过他。他声名在外，是因为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他也要穿上套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

“他的雨伞装在套子里，他的怀表也装在皮套子里，而当他掏出小刀削铅笔的时候，那小刀也放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它总是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塞上棉花，要是坐马车出行，一定吩咐把车篷支起。总而言之，这个人有一种恒久的、不可抗拒的心愿，力图用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好比给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让他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了他，惊吓了他，使他总是处于恐慌之中。也许是替自己的胆怯和对现实生活的憎恶作辩解，他不遗余力地赞美过去，赞美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他讲授的古代语言，对于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双套鞋、一把伞，借助它们回避现实生活。

“‘噢，希腊语多么悦耳，多么美妙!’他带着甜美的表情说道。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他眯缝着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念道：‘安特洛普斯[2]’!

“别里科夫也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发布什么禁令的政府告示和报纸社论，才是一目了然的。当有份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过后上街，或是有篇报纸的文章鼓吹禁止**，他就觉得一清二楚，发出禁令——一了百了。他认为在一切的开禁和允许里，都包含着某种可疑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而当有关部门批准在城里成立剧社，或是开设阅览室和茶馆，他就摇摇头轻声说道：‘这，当然，好倒是好，但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一切偏离章程、有点出格的事，都会让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与他有何相干呢？如果有个同事没有准点参加祷告仪式，或是听说中学生调皮捣蛋，或是看到女教师晚上和军官在一起散步，他就会激动起来，反复说，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在学校的教务会上，他用自己的谨小慎微、神经过敏以及他那类套子式的议论压迫着我们。他认为男校和女校的年轻人都行为不轨，教室里闹得不成体统，他说，这怎么会不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了，倒是很好。结果怎么样？他用他的一声声叹息和哀怨，用他那副贴在小白脸上的黑眼镜——您知道，他的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来压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我们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操行分数压低，给他俩关了禁闭，而最后还是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开除了事。他有个奇怪的习癖——常来我们宿舍走动。他到了一位教师家里，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像是要查探什么似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走了。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友善关系’，但很明显，来看望我们，枯坐一两个小时，在他是件痛苦的事，他来探望我们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尽一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倒是想想，我们教师都是有头脑的人，品行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熏陶，而这个总是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的人，却整整十五年把整个学校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学校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被他捏在手心里!我们的妇女到了星期六不敢举办业余戏剧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场，神父不敢吃肉，不敢打牌。在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变得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邮寄书信，害怕结交朋友，害怕阅读书籍，害怕接济穷人，害怕学习文化。”

伊凡·伊凡内奇咳嗽了一声，想说点什么，他先吸了口烟，看了看月亮，然后才抑扬顿挫地说道：“是啊，有头脑、有品行的人，读着谢德林的书、屠格涅夫的书，还读勃克尔[3]等名家的书，却忍气吞声，服从管制……事情就是这样。”

“别里科夫和我是邻居，”布尔金继续说，“同一层楼房，门对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家里也是这一套：睡衣、睡帽、门闩、百叶窗，种种禁忌，种种忌讳，还有——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吃素有害，而吃荤又不行，因为怕别人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于是他要吃用奶油炸过的小鲈鱼，这虽然不是素菜，但也不能说是荤腥。他不用女仆，怕别人说他闲话，就雇了阿法纳西来当厨子，这是个六十岁的老头，爱喝酒，头脑不清醒，以前当过勤务兵，多少能烧点菜。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手臂交叉在胸前，总是唉声叹气，反复嘟囔这样一句：‘现在像他们这样的人有的是!’

“他的卧室很小，像个木头匣子，**挂着蚊帐。他上床睡觉总是用被子裹着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吹打着紧闭的房门，炉子也嗡嗡作响。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那是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里头感到恐惧。他担心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担心阿法纳西会宰了他，担心会有小偷破门而入。于是他做了一夜的噩梦，早上我和他一起去学校，一路上他脸色苍白，郁郁寡欢。看得出来，他要去的那所人声鼎沸的学校，让他恐慌与厌恶，和我结伴同行，对于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也是件苦差事。

“‘我们学校的教室里太闹了，’他这样说，像是要为自己的沉闷心情找到原因，‘太不像话。’

“您倒是想想，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位套子里的人差一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迅速瞅了瞅板棚说道：“您是在开玩笑!”

“真的，差一点结了婚，不管这有多么奇怪。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员，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克，是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胞妹瓦莲卡也跟来了。他年轻，皮肤黝黑，个头很高，手掌很大，从他的长相就能猜想他用低音说话，他的嗓音的确像是从木桶里传出来的：‘嘭嘭嘭……’而她已经不年轻，有三十岁了，身材也很高，长得丰满，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不是女人，是水晶软糖。她是那么活泼、机敏，总是哼唱乌克兰民歌，总是笑声朗朗。她动不动就发出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和柯瓦连克兄妹的第一次真正相识，是在校长的命名日聚餐会上。在一群严肃的、老气横秋的、把参加命名日聚餐都看成应付差事的教师中间，我们突然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4]爱神浮出了水面：她两手叉腰来回走动，她笑着、唱着、跳着……她带着感情唱了《风之歌》，然后又唱了支歌，然后又是一支歌，她把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里科夫在内，都迷住了。别里科夫坐到她跟前，堆着甜蜜的笑容，说：‘乌克兰语的柔和与悦耳能让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话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于是她开始带着感情、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起她家在加德雅契县有个庄园，她妈现在就住在庄园里。那里有多么好的凤梨，多么好的甜瓜，多么好的卡巴卡呀!乌克兰人管南瓜叫卡巴卡，管小酒店叫什恩卡，他们用红颜色的甜菜和青菜熬出来的菜汤‘非常好吃，简直是好吃死了’!

“我们听着听着，突然间在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相同的念头。

“‘让他们结成夫妻，倒也很好。’校长太太轻声对人说。

“我们大家终于想到，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是个单身汉。我们开始感到奇怪，我们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细节。他对女人有什么样的基本看法，他如何为自己解决这个终身大事？早先这样的问题完全不会让我们感兴趣，我们甚至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不管什么天气都要穿雨鞋上街、天天都挂着帐子睡觉的人还会谈恋爱。

“‘他已经四十开外，而她三十岁……’校长太太说明自己的想法，‘我以为，她可以嫁给他。’

“在我们外省，由于寂寞无聊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多少不应该做的荒唐事!这是因为完全不做正经事!就说这个别里科夫吧，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是个未婚的人，可我们为什么要突然间操心替他做媒？校长太太、训导主任太太和所有我们学校的女士全都活跃起来了，甚至变得标致了，好像一下子看见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订了个包厢，瞧——在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她扇着扇子，喜形于色，她旁边是别里科夫，他蜷着身子，小得可怜，像是有人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到这里来的。我要举办游艺晚会，女士们便要求我务必把别里科夫和瓦莲卡请到。总而言之，机器开动了。而且我们发现，瓦莲卡也不反对嫁人。她和哥哥住在一起并不愉快，就知道整天争吵与对骂。您瞧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克在街上行走，是个高个儿壮汉，穿着绣花衬衣，一缕头发从帽檐落在额头；他一手拿着一包书，另一只手拄着一根多节的粗棍。妹妹走在他身后，也拿着一包书。

“‘米哈依里克[5]，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她大声争辩，‘我敢向你发誓，你压根儿没有读过!’

“‘而我要对你说，我读过了!’柯瓦连克大声喊道，用木棍敲打着人行道。

“‘米哈依里克，我的上帝!你干吗发火，我们是在进行原则性的对话。’

“‘而我要对你说，我读过了!’柯瓦连克喊得更响了。

“而在家里，即便当着外人的面，他们也会互相吵骂。大概，这样的生活让她太厌倦了，她想要有个自己的家，而且也不能忽略年龄。现在已经不好挑三拣四了，能嫁个人就行，甚至嫁给希腊文教师。对于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妇女来说，嫁给谁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嫁出去。不管怎么样，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常去柯瓦连克家里，就像常常来看我们一样。他一到那里，就坐下来，一言不发。他一言不发，瓦莲卡则给他唱《风之歌》，或是用她那双黑眼睛瞧着他，要不就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

“在情爱方面，尤其是在婚姻上，诱导能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无论是同事们还是同事的太太们——都试图让别里科夫相信他应该结婚，除了结婚之外，在他生活中再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都向他道喜，都用严肃的口吻讲着各种无聊的套话，不外乎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莲卡长得不错，也有品位，她还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一处庄园，而更重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他态度亲切的女人——他终于昏了头，觉得自己的确应该结婚。”

“应该把他的雨鞋、雨伞拿走才对。”伊凡·伊凡内奇这样说。

“你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放到了自己的书架上，他照样来我这里，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去柯瓦连克家里，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变瘦了，脸色更加苍白，他像是更深地陷进了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6]，我喜欢，’他苦笑着轻声对我说，‘我也知道，每个人都应该结婚，但……您要知道，这一切来得过于突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我对他说，“结婚就完事了。’

“‘不，结婚是终身大事。应当首先估量一下眼前的职责和义务……免得以后出什么乱子。这太让我担心了，我现在天天失眠。我得承认，我心里害怕：她和她哥哥的思想很奇怪，他们的言论，知道吗？也很离奇，性格也很张扬。结婚了，然后少不了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没有求婚，一味地拖延，这让校长太太和我们学校的其他女士深感遗憾。他一直在估量眼前的职责和义务，与此同时他几乎每天与瓦莲卡出去散步，可能他以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行事。他也来看我，谈论家庭生活。如果没有出现一场轩然大波，他很有可能会求婚，从容不迫地完成一桩无聊而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里，由于寂寞和无所事事而造就的这类婚事数以千计。应该指出：瓦莲卡的哥哥柯瓦连克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憎恶他，忍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柯瓦连克耸耸肩，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忍受这个告密者，这副讨厌的嘴脸。哎嘿，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太压抑、太污浊。你们难道是教书先生？你们是群小官僚，你们这地方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衙门，而且散发着只有在警察局里才能闻到的臭气。不行，兄弟们，我和你们再相处一阵就回自己的庄园，我将在那里捕鱼捉虾，教乌克兰的小孩读书识字。我会走的，让你们和自己的犹大留在这里，一起倒霉吧。’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或是粗声粗气，或是细声细气，或是用尖厉的嗓音，两手一推问我：‘他到我家来干什么？他需要什么？他坐着，瞪着眼睛看着。’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名副其实的蜘蛛’。可以理解，我们避免和他说起他妹妹正想嫁给这只‘蜘蛛’。但有一次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能促成他妹妹和别里科夫这样体面、受人尊敬的男人的婚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便阴沉下了脸嘟囔说：

“‘这不关我什么事。哪怕她嫁给一条蟒蛇。我不爱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请听之后发生的事。有个淘气鬼画了一幅漫画：别里科夫在走着，穿着雨鞋，卷着裤腿，打着雨伞，旁边走着瓦莲卡，两人手挽着手，下边有一行字：‘恋爱中的安特洛普斯[7]。’画家可能干了不止一个通宵，因为不管是男校或是女校，或是师范学校的教师们，以及各种官员，人人都收到了这样一份漫画。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份。这幅漫画使他苦不堪言。

“我们一道出了门，这天是星期日，也恰好是五月一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步行出城到一个树林子去，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竟然有这样良心不好的恶人!’他说，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对他产生了怜悯。我们走着，突然间，您倒想想，柯瓦连克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在他身后，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疲劳的样子，但兴高采烈，情绪极好。

“‘我们，’她喊道，‘在前面走!天气太好了，好得要命!’

“两个人影消失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由铁青变成惨白，人像是一下子僵住了。他停下来看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也许，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妇女骑自行车也合体统？’

“‘有什么不合体统的？’我这样说，‘就让他们骑个痛快好了。’

“‘这怎么可以？’他大声吼道，惊讶于我的平心静气，‘您在说些什么呀？!’

“他受到那样的震动，以至于不想再往前赶路，便返回了家中。

“第二天，他不住地搓手，身子也神经质地抖动着，从脸色看得出来，他没有吃午饭。尽管还是夏天，但晚间他穿得暖暖的，缓步来到了柯瓦连克家。瓦莲卡不在，他只是碰到了她哥哥。

“‘请坐。’柯瓦连克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睡眼惺忪，午饭过后刚打了个盹儿，情绪极坏。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之后，说：

“‘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负担。我很痛苦，很痛苦。有个爱造谣的家伙给我和一位你我都熟悉的女士画了幅漫画。我以为有责任向您申明，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没有做出什么可以让人如此嘲弄我的事情。相反，我一直是像一个正派人的样子行事的。’

“柯瓦连克坐着、沉默着，心里火冒三丈。别里科夫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轻声地、伤感地说道：

“‘我还要对您说几句。我教书已有不少年头，而您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作为一个老教师认为有责任提醒您。您骑自行车，这种娱乐对于一个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是绝对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克压低了嗓子问。

“‘这难道还需要解释，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如果老师能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应该干什么？他们就可以两脚朝天，用头顶走路？既然行政当局没有颁布告示允许做，就不能做。我昨天真是大惊失色啊!当我看到您妹妹的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一个妇女或者是一位姑娘骑在自行车上——这太可怕了!’

“‘您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我就需要做一件事——给您提个醒儿，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您前程万里，您应该非常谨慎行事才对，可您的行为是那样的不检点，那样的不检点!您穿着绣花衬衣出门，常常抱着些什么书本上街，现在又是骑上自行车。校长早晚会知道您和您妹妹骑自行车的事，然后再传到督学那里……这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妹妹骑自行车，不关任何人的事!’柯瓦连克说，脸孔涨得通红，‘而谁要是干涉我的家庭私事，我就让他滚得远远的。’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吻与我说话，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他又说，‘但请您以后永远不要当着我的面这么议论上司。对待上级行政当局您应该有所尊敬。’

“‘我难道说了什么行政当局的坏话？’柯瓦连克问道，用憎恶的眼光瞧着他，‘我是个正大光明的人，我不想跟像您这样的先生交谈。我不喜欢爱告密的小人。’

“别里科夫张皇失措了，他急匆匆地穿上大衣，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要知道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粗鲁的话。

“‘您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一边这样说，一边走出门厅朝楼梯口走去，‘我只是需要预先向您申明一下，可能有什么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避免有人曲解我们的谈话，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向校长如实报告……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呀!’

“柯瓦连克从身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推了一下，别里科夫便连同他的雨鞋一起带着响声滚到了楼梯下。楼梯又高又陡，但滚下楼梯的别里科夫安然无恙，他站起身来，摸摸鼻子：眼镜是否完整无损？但就在他顺着楼梯往下滚动的时候，瓦莲卡带着两位女士回到了家里，她们在楼梯下站着、看着，这在别里科夫是最最可怕的了。看来，他宁肯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当别人的笑柄。要知道，现在这件事会传得满城风雨，会传进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啊嘿，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然后会有人画新的漫画，最后只有奉命辞职了事……

“当他站起身来，瓦莲卡认出了他，瞅着他可笑的面孔、他皱巴巴的大衣、他的一双雨鞋，她不了解事情的原委，还以为这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了楼梯，便忍不住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响彻整个屋子：‘哈哈哈!’

“这一串银铃般的‘哈哈哈’的笑声把一切都了结了：了结了这门婚事，了结了别里科夫的人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他也什么都看不见。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莲卡的照片，然后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是否应该去请医生，因为他主人的情况不妙。我去看望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吭。有话问他，他仅仅以‘是’与‘不是’作答，其他的话一句也不说。

“他躺着，愁眉不展的阿法纳西在他床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从他身上散发出像是从下等酒馆里散发出的酒气。

“一个月后别里科夫死了。我们所有的人——两所中学和一所神学院的人，都去给他送葬。现在他躺在棺材里，他的神情温和、爽朗，甚至喜庆。好像他很高兴，终于被人放进了一个他永远不会从中走出的套子里。是的，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天气也仿佛要对他表示尊敬，出殡的时候乌云密布，下起了雨，我们都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送进墓穴的时候，她哭了几声。我发现，乌克兰女人要么哭泣要么欢笑，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情绪状态是没有的。

“我要承认，埋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件十分愉快的事。从墓地归来，我们的脸色凝重，谁也不想表露这样愉快的心情——这样的心情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体验过，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大人出门了，我们可以到花园里去跑上一两个钟头，尽情享受那完全的自由。啊嘿，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我们从墓地回来时的心情是舒畅的。但没有过去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老路上，它还照样严酷、沉闷、无序，这是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完全开放的生活。生活没有变得好起来。也是的，别里科夫是被埋葬了，但像他这样的套中人现在还有多少，将来还会有多少!”

“问题就在这里。”伊凡·伊凡内奇说，他抽起烟来。

“将来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重复了一句。

中学教师走出了板棚。这人个头不高，已经发福，完全秃顶，长长的黑须几乎齐到腰间。两条狗也跟他一块儿走了出来。

“月亮啊，月亮!”他这样说，两眼看着天空。

已是午夜。右边，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得很远，约莫有五俄里。一切都沉浸在静静的、深深的梦里。没有动静，没有声音，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会这样宁静。当你在月夜里看到农村的长街，看到它的茅舍、草堆、入睡的垂柳，你的心也会变得平静。农村的长街笼罩在夜色苍茫之中，疏离了劳苦、忧愁和苦痛，在这份安宁里，它显得温柔而凄美，好像星星也在温存地看着它，好像恶已经从大地上消失，天下已经太平。左边，田野从林子的尽头伸展开去，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这宽阔的田野沐浴在月光里，同样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里，”伊凡·伊凡内奇又重复了一句，“而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拥挤不堪，写着无用的文章，玩着无聊的纸牌，这难道不也是套子？而我们终生周旋于俗人、庸人、蠢人和懒散的女人中间，自己说着和听着各种废话，这难道不是套子？好了，如果您有兴趣，我给您讲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该睡觉了，明天再说。”布尔金说。

两人走进板棚，躺在干草堆上。他俩已经蒙上被子，昏昏欲睡，突然间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个人在板棚旁边走动，走了一会儿停住了，过了一分钟又吧嗒吧嗒地响起来……狗也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路。”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失了。

“看着和听着人家说假话，”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个身说，“人家骂你是傻瓜，就因为你容忍了这些假话；面对侮辱与委屈，你忍气吞声，不敢直言自己是正派的自由人中的一员；你自己也说假话，还面露笑容，这全是为了一块面包、一个温暖的角落，为了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得了，您这是在借题发挥，伊凡·伊凡内奇，”教师说，“睡吧。”

过了十分钟，布尔金已经入睡。而伊凡·伊凡内奇还在不停地翻身，叹气，后来他站起身，又走到门外，坐在门口，抽起烟来。

[1]俄国人的名字由本名+父名+姓组成。兽医的全名为伊凡·伊凡内奇·奇姆沙-吉马拉耶斯基，伊凡为他的本名，伊凡内奇为他的父名。

[2]希腊语的音译“Anthropos”，意为“人”。

[3]勃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科学史之父，著有《英国文明史》。

[4]阿佛洛狄忒，是古希腊中爱情与美丽的女神，也是性欲女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由于诞生于海洋，所以有时还被奉为航海的庇护神。——译者注

[5]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克的昵称。

[6]瓦莲卡的本名和父名。

[7]意为“恋爱中的人”，“安特洛普斯”为希腊语“人”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