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接到一份从里雅李科夫工厂发来的电报，请他赶紧过去出诊。从这份冗长的条理不清的电报中，只能看明白一点：一位名叫里雅李科娃太太的女儿，该厂的女继承人生病了。教授本人没有去，他指派自己的主治医生柯罗廖夫代他前往。

柯罗廖夫需要从莫斯科坐火车走出两站地，然后坐马车再走四俄里路。厂里派了一辆三驾马车来车站接他。车夫头戴一顶插孔雀羽毛的帽子，对于所有的问题，他的回答就这么两句：“不是!”“是的!”嗓门很响，操着士兵的腔调。这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太阳落山了，成群的工人从工厂里出来，朝车站走去，不断朝柯罗廖夫乘坐的三驾马车鞠躬施礼，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以及白桦树，周遭的宁静气息都让他感到陶醉。在这假日的前夜，那田野、森林和太阳，似乎也准备和这些工人一道休息，也许还一道祈祷。

他是在莫斯科降生和成长的，他不了解农村，不关心工厂，也从没去过那里，但他读过有关工厂的书，也到工厂主家里去做过客，与他们谈过话。当他从远处或近处见到一个什么工厂的时候，他总是会这样想，别看它外表是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内部却是工厂主无可救药的愚昧和顽固不化的自私，工人们枯燥乏味的有害健康的劳作、争吵、酗酒、灾害。现在当工人们谦恭地、胆怯地给马车让路的时候，他从他们的面孔上、帽子上、步履上发现了他们的肮脏、醉意、焦躁与无助。

马车驶进了工厂大门，工人住的矮房、女人的脸蛋、晾在门廊上的被子和衣衫从两旁掠过。“小心!”车夫喊道，他并没有勒紧马匹。这是个宽敞的院子，寸草不长。院子里有五间带有烟囱的大厂房，彼此相隔一定距离，还有仓库和板棚，棚顶是灰蒙蒙的，像是布满了灰尘。这边和那边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似的，点缀着几处小小的花园和工厂员工宿舍的红色和绿色的屋顶。车夫突然勒住了马匹，马车在一个重新用灰漆粉刷过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有种着丁香花的花圃，花朵上蒙着一层灰尘，台阶上散发着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医生。”从门廊和前厅传来好几个女人的声音，可是同时也能听到叹息的声音与轻轻的话语声，“请进，我们等得好久了……真是不幸，请从这边走。”

里雅李科娃太太是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穿一身黑色的绸裙，衣袖的式样倒很时髦。但从她的面容看：她很平庸，文化程度也不高。她忧心忡忡地瞧着医生，没有向他伸出手去，她不敢。她身旁站着一位留短发戴夹鼻眼镜的女人，她穿一件很花哨的短上衣，长得清瘦，也不年轻。

女仆称呼她赫里斯季娜·德米特里耶芙娃，柯罗廖夫猜想她是家庭教师。显然，她作为全家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受托来接待这位医生。她迫不及待地陈述发病的原因，说得极其琐碎，但就是不说，究竟是谁得了病，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和家庭教师坐着，聊着，而女主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等着。从谈话中柯罗廖夫了解到：是二十岁的姑娘丽扎病了。她是里雅李科娃太太的独生女、财产继承人。她早就病了，好几位医生给她看过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她心跳得厉害，全家都没有睡觉，就怕她死了。

“她从小就多病，”赫里斯季娜·德米特里耶芙娃用一种歌唱般的声调说着，还不时地用手擦拭她的嘴唇，“医生们说她是神经有毛病，但她很小的时候，怕是他们把肺痨病菌传染给了她，我想她这病就是这么得的。”

他们到了病人跟前。她已经完全成年，身材高大，但像她母亲一样不漂亮，眼睛很小，脸的下方却宽大得不合比例。她头发蓬乱，被子盖到下巴。她给柯罗廖夫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不幸的、出身贫寒的女孩，只是出于怜悯才将她收养在此地，给她遮风挡雨。难以相信，她就是这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您好，我们是来给您治病的。”柯罗廖夫开始这样说。

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握了她的手，这是一双很大、很冷，也不美丽的手。她坐了起来，看来，她早已习惯医生们的治疗，也不在乎把自己的肩膀和****出来，让医生给她听诊。

“我心跳得厉害，”她说，“整夜都如此……我差点吓死了!求您给我开点什么药。”

“会开的，会开的!您放心好了。”

“心脏没有问题，”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很好。可能，神经稍稍有点小毛病，但这也不足为怪。应该认为，病的发作期已经过去，您安心睡觉就是了。”

这时，有人给卧室送来了一盏灯。病人在灯光下眯缝起了眼睛，她突然间用手抱住了脑袋，大声哭泣了起来。一个穷困而难看的女人的印象突然消失了，现在柯罗廖夫已经看不到那双小眼睛，也看不到宽大得不成比例的下半张脸，他看到了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如此合乎理性和感人，整个的她在他看来既匀称，又质朴，又充满女性魅力。他已经觉得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无需药物，无须告诫，而是只需要简单的、温存的话语。母亲抱住了女儿的头，把她搂在自己怀里。这个老妇人的脸上呈现着多少绝望，多少悲哀!她，一个母亲，喂养了女儿长大，毫不吝惜地把整个生命奉献了出来，为了让女儿学会法语，学会舞蹈、音乐，聘请了几十位教师，请了最好的医生，还把一位家庭教师请到家里住下。而现在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眼泪，蒙受那么多痛苦，她不明白，她局促不安，她有了负罪的绝望的感觉，觉得似乎她疏忽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她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还有什么人没有请，但究竟是谁，她也不知道。

“丽扎，你又哭了，你又……”她这样说，把女儿搂在怀里，“我亲爱的，我的好女儿，你说，你是怎么啦？你可怜可怜我吧，说呀。”

两个女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廖夫坐在床沿上，握住了丽扎的手。

“得了，值得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值得掉这么多眼泪。好了，咱们别哭了，不值得……”而自己心里在想：

“她该嫁人了……”

“我们的厂医让她服溴化钾[1]，”家庭教师说，“但我觉得这药越吃越糟，我认为若要治心脏病，得用药水……我忘了那药名了……铃兰草滴剂[2]吧。”

她又说了一堆琐碎的细节。她打断医生的思路，妨碍他说话，她的脸孔上显示着责任感，她自以为既然自己是这个家最有学问的女人，就必须保持与医生没有片刻休止的交谈状态，而且一定得谈论医学。

柯罗廖夫感到了厌烦。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他走出卧室对母亲说，“如果厂医对您女儿做这治疗，就让他治疗下去就是了。到现在为止，治疗都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有更换医生的必要。为什么要换医生？这病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

他一边从容不迫地说着，一边戴上手套，而里雅李科娃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含泪的目光看着他。

“离十点的那趟火车就差半小时了，”他说，“但愿我不会误了火车。”

“您不能在我家留下吗？”她问道，眼泪依旧在她脸颊上流着，“很不好意思麻烦您，但您发发善心吧……看在上帝份上，”她继续压低了嗓门说，眼睛瞅着房门，“求您在我家留宿吧。她是我的……独生女……昨晚把我吓坏了，现在还没有缓过来……请您别走，看在上帝份上……”

他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很多工作，说家里还在等他回去，说他在并不必要的情况下留宿别人家是件极为痛苦的事，但他瞅了一下她的脸色，叹了口气，默默地脱下手套。

为了他，大小客厅的灯全点亮了，他坐在钢琴旁边，翻阅乐谱，然后欣赏挂在墙上的风景画和人物画像。画风景的是油画，镶在金色的镜框里，表现的是克里米亚风光，汹涌的海浪中有一叶孤舟，一位天主教牧师拿着一个酒杯。画面表现得乏味，没有分寸感，缺乏才气……肖像画上也没有一个漂亮的有魅力的面孔，额骨都很高，眼睛都很怪异。丽扎的父亲里雅李科夫的前额很窄小，一张自鸣得意的面孔，粗壮的身躯上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制服，胸前挂着一枚勋章和一个红十字章。如若缺乏文化气息，再精美的摆设也是孤立的，没有整体的构思和协调，就像那套制服一样呆板。明晃晃的地板很刺眼，枝形吊灯也很刺眼，不知为什么竟然让人想起一个关于商人的故事，说他上澡堂洗澡也在脖子上挂了枚勋章。

从前厅传来窃窃私语声，有个人在轻轻地打鼾。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一阵尖厉的、时断时续的金属碰撞声，柯罗廖夫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现在也猜不透那是什么声音。这声音刺激了他的心灵，让他觉得不舒服。

“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这里住下来的。”他这样想，继续翻阅乐谱。

“医生，请您吃点东西!”家庭教师压低了嗓音请他。

他走去吃晚饭。餐桌很丰盛，有很多小菜和葡萄酒，但用餐的只有两人——他和家庭教师。她喝了葡萄酒，吃得很快，透过夹鼻眼镜瞧着他，说：

“工人们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在工厂里每年冬天都组织戏剧演出，由工人们自己演，还借助幻灯片做读书讲座，还有很讲究的茶座，好像该有的都有了。他们对我们很忠诚，当他们知道丽扎病了，就安排做集体祈祷。他们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照样是有感情的。”

“好像你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柯罗廖夫说。

“没有一个男人。彼得·尼卡诺内奇一年半前去世了，就留下了我们。就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夏天在这里，冬天在莫斯科的波里雅卡大街住。我来了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就像是自家人。”

晚餐上了鲟鱼、鸡肉煎饼和果汁，葡萄酒全是法国产的佳酿。

“医生，您别客气，”家庭教师说，她一边吃着，一边用拳头抹着嘴巴，看得出来，她住在这里十分舒坦，“请用餐。”

吃过晚饭，有人把医生领到了为他准备的卧室。但他并不想睡，有点闷气，房间里弥漫着油漆味。他穿上大衣走了出去。

院子里有点凉意，天雾蒙蒙的，潮湿的空气中，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厂房、仓库和板栅更显得轮廓分明。因为是假日，工厂没有开工，窗子里黑黑的，只有一个厂房里还烧着锅炉，两个窗子冒着紫红色的光，从烟囱里吐出的烟里间或夹杂有几点火星。院墙外的远处能听到蛙鸣，能听到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那些住着工人的板棚，他重新想起了他以前一见到工厂就会出现的想法。就算给工人演了戏，有幻灯片，有厂医，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措施，但今天他从车站过来，一路上见到的工人，与他在儿童时代早就看到的那些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过去并没有给工人演戏和其他福利措施。他作为一个医生，能够正确地判断一些慢性疾病，它们的根本病因不明确，也没有治愈的良方，他把工厂也看成某种无法理喻的矛盾现象，它的存在原因不明，也没有化解这种矛盾的良策。他并不认为改善工厂的福利措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把这视为无异于给无法根除的痼疾开药方。

“这是无法理喻的现象，当然……”他瞧着冒着紫红色光的窗户想，“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这里无休止地劳作，生产质量粗糙的印花布，环境恶劣、半饥半饿，只能偶尔到小酒店里去借酒浇愁；上百个人在当监工，这上百个人的全部生命都耗费在登记罚金、叱骂工人、做伤天害理的勾当上；而只有两三个称作工厂主的人，尽管自己不劳动，也瞧不起低质的印花布，却独享工厂的全部收益。但这是什么样的收益，又是怎么享用这些收益的呢？里雅李科娃和她的女儿很不幸，看着她们都觉得可怜，生活得心满意足的只有赫里斯季娜·德米特里耶芙娃，这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并不聪明的老处女。结果却是这样，这五座厂房生产出来的这些劣质印花布，拿到东方市场去销售，只是为了让这位家庭教师能吃到鲟鱼和喝到葡萄酒。”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柯罗廖夫在晚饭前就听到了的奇怪声音。在一座厂房的附近，有个人在敲击着一块金属板，他敲击了一下之后，又立即阻住声响的扩散，因此造成了这种短促、刺耳的声音，像是“迪尔……迪尔……迪尔”。接着有半分钟的沉寂，然后在另一座厂房近旁发出了同样不连贯也不悦耳的声音，不过声音更加低沉：“德雷……德雷……德雷……”响了十一次。显然，这是更夫在报时：已经十一点了。

从第三座厂房附近也传来了“扎克……扎克……扎克……”的声响。就这样，从所有的厂房周围全有了声响，随后在板棚和大厅后边也是如此。仿佛在这夜晚的宁静中，是这个长着紫红色眼睛的怪物自己发出了这些声音，是这个魔鬼自己既控制了厂主也控制了工人，同时也欺骗了他们双方。

柯罗廖夫走出院子，来到田野。

“谁在走动？”大门口有人用粗鲁的嗓门朝他喊道。

“像是在监狱里……”他想了想，没有回答。

在这里，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得更清晰了，感受到了这是五月之夜。从车站方向传来火车的声响，还有几只尚未睡醒的公鸡仍在什么地方啼叫，但这个夜晚还是宁静的，这个世界还在安眠。在离工厂不远的一个场地上，立着一座没有封顶的木房，里边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柯罗廖夫坐在木板上，继续他的思考。

“这里只有家庭教师一个人感觉舒服，工厂在为她提供享乐的条件。但这只是表象而已，她在这里也只是个傀儡。主要的角色是那个魔鬼，这里的一切都在为它效劳。”

他想着那个他并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瞥了一眼，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这是那个魔鬼用这些紫红色的眼睛在看着他，这就是那种制造着强者与弱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神秘的力量，这就是那个眼下无法纠正的严重错误，需要强者来干扰弱者的生活，这是自然法则。但这只有在报纸的文章里或是在教科书里才说得明白，而在充斥着日常生活琐屑的混沌里，在编织着众多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迷阵里，这已然不是什么自然法则，而是逻辑上的荒诞。因为强者和弱者一样成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牺牲品，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某种来自于生活之外、背离人性的神秘力量的驱使。

柯罗廖夫坐在木板上这样想着，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这种不可理喻的神秘力量就在近旁，盯视着他。与此同时，东方变得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万籁俱寂，在清晨的灰色背景下，五座厂房连同它们的烟囱，呈现出了与白天迥然不同的奇怪形状，完全忘了，那里边会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机，而是幻想着那些搭建在桩子上的建筑，幻想着上古的石器时代，感受到有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的存在……

又一次听到了声响：“迪尔……迪尔……迪尔……迪尔……”

响了十二下，然后静了下来，静了半分钟，声音又从院子的另一个角落响起了：“德雷……德雷……德雷……德雷……”

“太难受了!”——柯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这个声音在第三个地方响了起来，声音很尖厉，也是断断续续的，像是很气恼似的，“扎克……扎克……”为了给十二点报时，需要花费四分钟的时间，然后又沉寂了，又有了四周一片死寂的感觉。

柯罗廖夫又坐了一会儿才回到房里，但久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的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还有拖鞋的声响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的病又发作了？”柯罗廖夫想。

他出去看看病人。所有的房间都很明亮，微弱的阳光透过晨雾照到了客厅的墙壁和地板上，光影在颤抖着。丽扎的房门是打开着的，她自己坐在床旁的一把安乐椅上，穿着宽松的长袍，披着披巾，头发没有梳理。窗帘垂了下来。

“您感觉如何？”柯罗廖夫问。

“谢谢您的关心。”

他摸她的脉搏，给她已经披到额头的头发理了理。

“您睡不着，”他说，“外边天气好极了，春天到了，夜莺在歌唱，而您却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

她听着，看着他的脸。她的眼睛是忧伤的、聪慧的，看得出来，她很想对他说点什么。

“您经常这样？”他问。

她抖动了一下嘴唇，回答说：“经常这样。我差不多每天夜里都难受得厉害。”

这个时候，院子里的更夫在报时：两点到了，又听见了“迪尔……迪尔……”的声响，她颤抖了一下。

“这敲更的声音让您不安？”他问。

“不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让我不得安宁，”她回答说，又想了一想，“一切都让我不得安宁。在您的说话声音中倒听出了同情，不知为什么觉得对您是可以把什么都说出来的。”

“您请讲。”

“我想向您说说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没有病，而是心神不宁。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位置一定会是这样，不会有别的结果，即便是最健康的人，如果在他的窗底下有个强盗来回走动，他也会心神不宁的。常常有医生给我治病，”她继续说，瞧着自己的膝盖，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我当然很感激医生，也不否认医疗的效果，但我不想和一个医生谈话，而是想跟一个亲近的人谈心，跟一个能理解我的朋友谈心，他能让我相信，我是对还是不对。”

“您难道没有朋友？”柯罗廖夫问。

“我孤独。我有母亲，我爱她，但我还是孤独，生活注定是这样的……孤独的人读书读得多，说话说得少，听得也少，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神秘的。他们都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也能见到魔鬼。莱蒙托夫长诗里的塔马拉[3]是孤独的，所以她见到了魔鬼。”

“您读了很多书？”

“很多。要知道从早到晚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白天读书，到了晚上，脑子空空的，里边没有思想，只有一些阴影。”

“您在晚上看到了什么没有？”柯罗廖夫问。

“没有，但我感觉到……”

她又笑了，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眼神是那样忧伤，那样聪慧。他觉得，她是信任他的，愿意与他恳切地谈心，他想她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她沉默着，可能是等着他先开口。

而他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他心里明白，她应该尽快摆脱这五座厂房和她可能继承的百万家产，应该摆脱那个每晚都监视着她的魔鬼，他同样明白，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她只是等待着一个她信得过的人来挑明它。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说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问被判了刑的人是因为什么判了刑，同样，也不好意思去问有钱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这样不恰当地支配这些财富，为什么明知这财富造成了自己的不幸还不肯抛弃它。而如果这样挑起话题，那么谈话一定会显得唐突、尴尬、冗长。

“怎么说呢？”柯罗廖夫想，“需要说吗？”

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想说的话，而是用循循诱导的方式：“您处在工厂主和财富继承人的位置上，却并不开心，您不相信自己有这个权利，所以您睡不着觉。这当然要比您很开心，睡得香，以为一切都顺当好许多。您的失眠是令人尊重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兆头。说真的，像我们现在进行的谈话，在我们父母一辈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晚间不说话，而是呼呼大睡；我们这一代人睡眠不好，备受折磨，要说很多话，总想要弄明白，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而对于我们的儿孙来说，这种对不对的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他们的眼光比我们敏锐得多。再过五十年，生活会是很好的，只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了。要是能看一眼那时的生活该多好。”

“我们的儿孙将做些什么？”丽扎问。

“不知道……大概是，丢掉一切，一走了之。”

“到哪儿去呢？”

“哪儿去？……哪儿都可能去，”柯罗廖夫说着，笑着，“一个聪明的好人随处可去。”他看了看表。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脱了衣服好好睡觉。能和您认识，我很高兴，”他握着她的手，继续说，“您是个很有情趣的好人，晚安!”

他回到自己房里，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马车已经备好，所有人都走到台阶上来送他。丽扎穿着喜庆的白裙，头发上插了朵花，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像昨天一样，她忧伤地、聪慧地看着他，她微笑着，说着话，依旧带着这样一种表情，好像要对他——就是对他一个人，说点什么特别的很重要的话语。可以听到，天上的云雀在歌唱，教堂的钟声在奏鸣，厂房的窗子闪烁着亮光，而马车驶过工厂大院然后沿着大路朝车站驶去的时候，柯罗廖夫已经不再想起那些工人、那些桩子上的建筑、那个魔鬼，而是在想那个也许已经快临近了的时代，到那时，生活将像这个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光明和欢欣。他同时也想，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乘着一辆漂亮的三驾马车出来，沐浴在阳光里，那是多么愉快。

[1]用于治疗神经衰弱、癔病、神经性失眠和精神兴奋状态的药物。

[2]疗效显著的强心、利尿剂。

[3]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女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