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7] 我对这些问题诉诸两位东方高级教士的自白，格里高利·阿布法拉吉斯是东方的雅各派总主教，伊利阿斯是大马士革的聂斯托利派都主教，因而不论是东方正教、雅各派、聂斯托利派，都可以获得一致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同意现有的经典，差异在于表达的方式。对于博学和理性的神学家而言，像是巴纳热、勒·克拉克、博索布勒、拉·克洛兹（1661—1739 A.D.，东方学者和历史学家）、莫斯海姆和贾布隆斯基，他们欢迎这种宽容的裁决，但是佩塔维乌斯难免勃然大怒，以至于温和的迪潘只能在一旁窃窃私语。
[3608] [译注]“普通书信”是指《新约圣经》书信中确定是保罗写的十三卷以外的书信，共有八卷，分别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
[3609] 佩鲁西乌姆的伊希多尔所写的信件并非最可靠的证物，蒂尔蒙特不像波朗德派信徒那么虔诚，他对这位西里尔是狄奥菲卢斯侄儿一事，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
[3610] 雷纳多（1646—1720 A.D.，历史学家和东方学者）神父从塞维鲁的《阿拉伯史》找到一些材料，塞维鲁是10世纪时赫摩波里斯·玛格纳的主教，他本人并不值得信任，除非整个事件的内部证据逼得我们非赞同不可。
[3611] 亚历山大里亚的帕拉波拉尼是一个慈善组织，设立在伽利埃努斯时代黑死病流行期间，用来照顾病患和埋葬死者，组织逐渐扩大，滥用和售卖从出任神职获得的特权。在西里尔统治之下产生的暴虐行为，激怒皇帝剥夺教长对他们的提名权，把整个组织的人数限制在五六百人，但是这些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不能发生效用。
[3612] 恺撒里姆一带海滩到处都散布着贝壳，所以我赞成原文的字义，但是也不反对德瓦罗伊使用“屋瓦”这个隐喻的译法。凶手用这种方式是否要让受害人活着受罪，这点我不知道。
[3613] 苏格拉底记下圣西里尔所建立的功劳，最令人侧目而视之处，是这位历史学家对于海帕蒂娅的谋杀案抱着冷酷的态度。在提到受害者姓名的时候，我很高兴看到即使巴罗尼乌斯都现出羞愧的样子。
[3614] 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库斯及佩鲁西乌姆的伊希多尔请求帮助时，西里尔摆出一副装聋作哑的模样，只有圣母亲自说项，才会使他让步。然而他晚年仍一直抱怨，觉得约翰·克利索斯托罪有应得。
[3615] [译注]小亚细亚的教会从公元2世纪起，认定复活节在尼散月（即犹太教的1月，在公历的三四月间共30天）的第14天，这样才符合逾越羔羊的教义，并不赞同尼西亚教条的规定，说复活节在每年春分后第1个星期日。于是这一派的信徒被称为十四日派，被视为异端而受到迫害。
[3616] 使用“上帝之母”这个希腊原文，就像我们在动物学中经常提卵生和胎生动物一样。极难知道是谁最先使用这个字，拉·克洛兹认为是恺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和阿里乌斯派信徒。西里尔和佩塔维乌斯提出正统教义方面的证词，但是圣徒说话的真实性让人感到可疑，“上帝之母”这个称呼，很容易混进一份正统教会的手抄本之中。
[3617] 巴纳热在《教会史》这本极具争议的作品中，用血统和身世来证明上帝之母。但是这份希腊文的手抄本，要想获得一致的同意那还差得太远。叙利亚文的译本还保留基督家世最早的称呼，甚至圣托马斯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基督徒都使用这些版本。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出于妒忌，保护他们原本不能失去纯正的性质。
[3618] 埃及的异教徒已经讥笑基督教新出现的西布莉女神，用海帕蒂娅的名义伪造的信件，对杀害她的凶手所尊奉的神学，表现出轻视和嘲弄的态度。在《聂斯托利》这篇文章中，贝尔（1674—1760 A.D.，哲学家和学者）对圣母玛利亚的敬拜散布一些并不成熟的哲理。
[3619] 按照希腊的原文，这个字的意义包括“文字”或“财产”的相互借用或交换，不仅限于人，可以扩展到神明之间。佩塔维乌斯的《神学理论》对这个非常精细的项目定出12条规则。
[3620] [译注]切莱斯廷一世是意大利籍教皇（422—432 A.D.），判处聂斯托利是异端，将他逐出教会，引起基督教的分裂，死后被封为圣徒。
[3621] 十二条破门律并没有获得教会正式的批准，佩塔维乌斯在《神学理论》第六册好像是要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对这种愤怒和诡辩的**演出不禁产生怜悯之心。
[3622] 这些神学家如理性的巴纳热和拉·克洛兹，都是世界公认的学者。拉·克洛兹发自内心的批判之词，得到他的朋友贾布隆斯基和莫斯海姆的肯定。要找到三位更受尊敬的公正之士很不容易。阿西曼是个博学而又温和的奴隶，对于聂斯托利派的罪行和错误不大可能辨识得清楚。
[3623] [译注]圣灵降临节也称五旬节、降灵节，是基督教重大节日，在每年复活节后第7个星期日，也就是第50天。
[3624] 公元4世纪以前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玛利亚的过世时间和埋葬地点。以弗所的传统获得宗教会议的认可，然而耶路撒冷提出合理的要求，取代以弗所的地位。朝圣客只能参拜一座空墓，因而产生复活与升天的神话，希腊和拉丁的教会都很虔诚地予以默认。
[3625] 埃及的主教对教长那种盲从和冥顽的奴性姿态，卡尔西顿的决议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图画。
[3626] 安条克的主教受到市政或教会事务的影响，一直延宕到5月18日才成行。以弗所的距离是30天的行程，发生意外或是休息要多花10天的时间。色诺芬行军经过同样的地区，计算的距离是260帕勒桑或里格。在古代和现在的旅行路线上有同样的标示，要是我能比较军队、会议和商队在行进时所要求的速度，这个里程数就会发挥计时的作用。蒂尔蒙特勉强同意洗刷安条克的约翰受到怀疑的名誉。
[3627] 约翰和西里尔联盟以后，忘怀他们之间曾经大肆抨击。相互敬仰的敌手要是惺惺相惜的话，雄辩的风格和真正的感情不应该混淆不清。
[3628] 西里尔提到优迪克时非常尊敬，把这位异端的首脑视为朋友和圣徒，是全力以赴的信仰卫护者。他的兄弟达尔马提乌斯修道院院长，同样被雇来约束皇帝和他的宠幸。
[3629] 一封奇特和原始的信函中提到送钱的事，这是西里尔的副主教写给他所支持的傀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新上任的主教的一封信，很意外地被保存在拉丁文的译本之中。圣徒的假面具已经掀开，用坦诚的语言提到利益和共谋。
[3630] 庄严的法学家拿岛屿来做比喻，这个美好的地点有清凉的水流和青葱的绿地，与利比亚的沙漠有天渊之别。三个地方使用“绿洲”这个常用的名字：（1）朱庇特·阿蒙神庙所在地；（2）位于中部的绿洲，在莱科波里斯西边约三日的路程；（3）聂斯托利放逐的地点，有非常宜人的气候，离努比亚的边界只有三日的路程。
[3631] 邀请聂斯托利参加卡尔西顿的宗教会议，梅利泰内主教撒迦利亚，以及希拉波利斯主教著名的泽纳阿斯或菲洛克西努斯，他们两人都曾经提到此事，但是埃法格里乌斯和阿西曼加予以否认，拉·克洛兹坚决表示确有此事。事实如何已经讲不清楚，然而一性论者散布引起反感的传闻，对他们有利。欧提奇乌斯很肯定地表示，聂斯托利死于放逐以后第7年，也就是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举行之前10年。
[3632] 接受欧提奇乌斯和格里高利·巴尔赫布里乌斯或阿布法拉吉斯的说法，就代表着第10世纪和第13世纪那种轻易相信的态度。
[3633] 我们感谢埃法格里乌斯摘录聂斯托利的一些书信，他受到冷酷顽固的狂热信徒给予的羞辱和迫害，像一幅活生生的图画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3634]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裁决包括以弗所宗教会议的内容，后者则再度将弗拉维安控制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包括在内，特别注意要分辨双重的牵扯关系。埃法格里乌斯和利比拉图斯提到，有关优迪克、弗拉维安和狄奥斯科鲁斯的整个宗教事务。我再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诉求勤奋的蒂尔蒙特伸出援手，巴罗尼乌斯和帕吉的编年史将继续伴我走上漫长而辛苦的旅程。
[3635] 要是有人尊敬宗教会议，认为他们绝无谬误，可以试着去探求参与人员的感受。身居领导地位的主教，有一群居心叵测或粗心大意的秘书或抄写员追随在旁，他们把很多文件散布到全世界。现存的希腊文抄本有很多的谬误，还有被禁止的文句受到修改的痕迹，就是教皇利奥一世相当可信的译文，看起来也像是没有全部完成。现在的《拉丁文圣经》与古老的译本有很多重大的差异之处，这是罗马的一位教士鲁斯提库斯（550 A.D.），用最好的手抄本加以校订所获得的成果。这份手抄本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永不睡眠的护卫者”手里，这是拉丁、希腊和叙利亚名声最响亮的一所修道院。
[3636] 佛提乌在一篇引经据典的文章中，承认用似是而非的言辞，攻击教皇利奥和他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他发动战争来对抗教会的两个敌人，拿起对手利奥投出的标枪，总会使其中一位仇敌受伤。为了对付聂斯托利派，他好像是要引进一性论者的混乱和疑惑；而为了对付优迪克，他鼓励聂斯托利派要坚持完全不同的立场。教会辩护者的主张是对圣徒要有善意的解释，要是同样用这种态度对待异端，所有的争论都会消失于无形。
[3637] “大猫”这个绰号来自他夜间的冒险活动，在黑暗的掩护之下，他爬过修道院的小室，向熟睡的弟兄低声传达天启的指示。
[3638] 他们提出一种药物来证明希腊教会所患的疾病，在罗马医生抵达之前已有多人丧生。对于君士坦丁堡教皇自傲而苛酷的脾气，蒂尔蒙特感到震惊。他们现在很高兴恳求安条克的圣弗拉维安和耶路撒冷的圣伊利阿斯，要是根据他的说法，过去拒绝将这两位圣徒视为在世上的教友。但是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很像圣彼得的岩石，立场坚定而又强硬。
[3639] 他们的名字被从教堂的记事板上擦去，要知道教会的记录代表着一生的传记。
[3640] 佩塔维乌斯和蒂尔蒙特叙述“三圣颂”的历史和教条，从以赛亚到圣普罗科卢斯的男孩，12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这个男孩比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要先进入天堂，知道所唱的赞美歌还有改进的必要，因为男孩听到天使在唱：“神圣的上帝！神圣的大能！神圣的永恒！”
[3641] 漂布者（他把这个行业引进修道院）格纳菲乌斯是安条克的教长，帕吉的编年史提到他一生冗长的事迹，德瓦罗伊曾编辑埃法格里乌斯的作品出版，就把为格纳菲乌斯写的一篇论文放在后面。
[3642] 阿纳斯塔修斯在位期间产生的问题，维克托、马塞利努斯和狄奥菲尼斯的编年史都有记载。狄奥菲尼斯的编年史在巴罗尼乌斯的时代还没有出版，身为批评家的帕吉详加注释，并且修正了很多错误。
[3643] 从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到阿纳斯塔修斯之死这段时期的史实，可以在利贝拉图斯的祈祷书、埃法格里乌斯的历史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狄奥多尔作为审稿者的两本摘要、宗教会议的裁定和教皇的书信等有关资料中找到。还有就是蒂尔蒙特的《教会记录》，其中的第15大册和16大册包括一系列杂乱的史料。我必须在此告别这位无法取代的向导，虽然他成见很深，记录却具备翔实、公正、严谨等优点。他试图完成公元6世纪时教会和帝国的历史，后来因为逝世而未能达成目标。
[3644] 对于这种明智和谦逊的情操，阿勒曼努斯的序文对普罗柯比痛加笞责，把他列为玩弄政治手腕的基督徒，声称那些丑陋的无神论者，竟然教导凡人要效法神的怜悯。
[3645] 约翰是亚细亚的一性论主教，对于查士丁尼的处理方式是最可信的证人，他自己就为皇帝效力。
[3646] 这方面的论点，可以比较普罗柯比与狄奥菲尼斯的著作。尼斯大公会议全部托付给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或说是当地的天文学家，定出正确的日期，发布年度的复活节告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圣西里尔《帕斯卡尔书信集》很多相关的资料，当然看不到也没有关系。自从一性论者在埃及盛行以后，正统教会由于愚蠢的偏见而困惑不已，就是在新教徒中间，提到接受格里高利历法也抱持反对的态度。
[3647] 撒马利亚人在古代和现代的中心位置，示剑、尼亚波里斯、纳普卢斯坐落在一个山谷里，北方是受到诅咒的山脉，即贫瘠的伊巴尔，南方也是受到诅咒的山脉，即富饶的加里兹姆，离耶路撒冷只有10小时到11小时的路程。
[3648] 我记起一个说法，其中一半出于哲理一半出于迷信，那就是伊斯兰教教徒从被查士丁尼的宗教偏见所摧毁的行省渗透进帝国。
[3649] 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头几年，巴罗尼乌斯与皇帝都保持愉悦的心情，而且一直对教皇表示好感，这种状况到皇帝将他们置于权势之下才停止。
[3650] 要是教会人员从来没有读过普罗柯比所写的《秘史》，他们所抱持的怀疑态度，至少可以证明大家普遍存着恨意。
[3651] 有关“三章”这个主题，最早的行动起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五次大公会议，可提供虽然可信却毫无用处的认知。身为希腊人的埃法格里乌斯，比起3位有宗教狂热的阿非利加人法康达斯、利贝拉图斯和编年史的作者维克托·塔努尼西斯，不如他们那样著作等身而且正确无误。《主教政令汇编》或阿纳斯塔修斯是意大利人最原始的证据。现代读者从迪潘和巴纳热获得一些相关资料，然而后者下了坚定的决心，要贬低教皇在这方面的权威和所扮演的角色。
[3652] 奥利金经常模仿那些古老哲学家的精微和诡诈，他的论点过于谦逊，有违教会的宗教狂热，因而用异端邪说为理由将他定罪。
[3653] 对于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是有罪还是无辜，巴纳热能够公正地衡量。如果他写出1万卷作品，就会产生同样数目的错误，需要给予仁慈的宽容之心。在异端创始者所有的后续作品目录里，只将他列入，而他的两位同道没有涉及，为这种判决进行辩护是阿西曼的责任。
[3654] 公元638年，教皇霍诺留与竞争阿奎莱亚教长职位的主教进行协商，但是他们之间再度发生争执，教会的分裂要到公元698年才获得最后的解决，双方停止对立的行动。西班牙教会在14年之前（624 A.D.），用保持沉默的侮慢态度，不理会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事项。
[3655] 特里夫主教尼西提乌斯就像大多数高卢的高级教士一样，因为拒绝谴责“三章”，被迫与4个教长脱离教友的关系。巴罗尼乌斯几乎要公开宣布查士丁尼的诅咒之词。
[3656] 提到查士丁尼最后的异端和他的继承人发布诏书之后，埃法格里乌斯著述的历史作品中，提到的人物都跟民事有关，不涉及教会的事务。
[3657] 马丁和马克西穆斯不幸的遭遇，在他们最早的信件和判决中，叙述的文字极为简洁，令人生出怜悯之情。然而他们违抗命令所接受的惩处，已经用君斯坦斯的典型方式先行宣布。
[3658] 欧提奇乌斯最大的错误，是认为到罗马参加宗教会议的只有124个主教，但结果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还要再加上168位希腊人，就有292位神父组成第六次大公会议。
[3659] 当一志论的僧侣无法施展奇迹，人民就大声呼叫示威，但这只是很自然的短暂反应，我很怕后者是君士坦丁堡的一群好人，他们对正统教义怀有期待的心理。
[3660] 罗马长久以来对狄奥多尔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他以能掌握哈特菲尔德的行省宗教会议（680 A.D.）而感到满足，在会中他接到马丁教皇的教令和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对付一志论者的决议。狄奥多尔是奇里乞亚行省塔尔苏斯的僧侣，被维塔利安教皇指派为不列颠的总主教，主要是看重他的学识和虔诚，然而对他的籍贯产生疑虑，觉得有些地方对他无法信任。这位奇里乞亚人从罗马被派到坎特伯雷，在一位阿非利加人的指导下加强学习。他全盘接受罗马的教义，“道成肉身”的信条从狄奥多尔传到现代的总主教，在说法上还是一成不变，他们有深刻的了解，但可能很少探究此奥秘。
[3661] 这种称呼的起源似乎来自叙利亚，要到10世纪才被人弄清楚，是雅各派杜撰出来，聂斯托利派和伊斯兰教徒很热诚地采纳，但是正统教会也毫不羞愧地接受，欧提奇乌斯的编年史也经常运用。
[3662] 当地的土著把叙利亚语尊为最古老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种地方语：（1）阿拉米安语限于埃德萨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城市；（2）巴勒斯坦语使用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余地区；（3）纳巴锡安语是亚述山地和伊拉克农村所使用的粗俗方言。只有一名学者抱有成见，认为叙利亚语优于阿拉伯语。
[3663] 我不会因为运用西蒙、瓦顿（1600—1661 A.D.，主教和圣经学者）、米尔、威特斯廷（1693—1754 A.D.，日耳曼神学教授）、阿塞曼努斯、卢多法斯和拉·克洛兹的研究成果，而使自己变得更为无知。我参考这些资料有两点理由：其一，所有受到神父和教职人员赞许的版本中，流传到现代时，能否保持最早的纯真正直倒是让人感到怀疑；其二，那些叙利亚文的译本最有分量，东方教派的赞成就是最好的证据，显示早在教会的分裂之前就已经存在。
[3664] 我非常感激约瑟夫·西蒙·阿塞曼努斯所提供的专论，记载有关一性论者和聂斯托利派的状况。这位学识渊博的马龙派教徒，在公元1715年被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派到埃及和叙利亚，拜访当地的修道院，搜寻各种手稿。他的四卷对开本巨著在罗马出版的时间是公元1719年到1728年，主要内容是一项范围广泛而又极具价值的计划，但作品只包括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是个土著和学者，精通叙利亚的文学和语言。虽然他是罗马的追随者，但希望对各教派的叙述能尽量保持节制和坦诚的态度。
[3665] 尼斯的大公会议制定不超过20种教规，从希腊教会的宗教会议搜集到其余的70到80种。玛鲁萨斯编纂的叙利亚文版已经绝迹，阿拉伯文译本的特色是后来发生很多添加和篡改之处。然而这些法典包括很多教会的戒律，也是非常奇特的神圣遗物，可能完成于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分裂之前，因此到现在仍旧同样受到东方所有教友的尊敬。
[3666] 审稿者狄奥多尔注意到埃德萨的波斯学派。阿塞曼尼对古代的光辉和两个败亡的时代（431 A.D.和489 A.D.），进行非常详尽的讨论。
[3667] 旅行家科斯马斯的作品由蒙福孔神父于公元1707年在巴黎出版，其中一些奇特的摘要，可以在佛提乌、泰弗诺和法比里修斯的著述中见到。作者的意图是要驳倒邪恶的异端，他们认为地球是球体，不像《圣经》所说是椭圆的平板。但是僧侣的胡说八道与旅行家从现地获得的知识混杂在一起，他的航行时间是公元522年，书籍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版是公元547年。博学的编辑不知道科斯马斯信奉聂斯托利教义，被拉·克洛兹查明真相，受到阿塞曼尼的肯定。
[3668] 在前往摩提尔、耶路撒冷和罗马的漫长路程中，约翰长老的故事全都在奇异的无稽之谈中消失殆尽。有些情节是借用中国西藏的喇嘛，经由葡萄牙人无知地传给阿比西尼亚皇帝。然而很可能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克拉惕人的营地中出现过聂斯托利基督徒。
[3669] [译注]唐贞观五年即公元631年，波斯人阿罗本将聂斯托利派的经书传入长安，唐太宗准许建寺传教，中国称为景教，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景教与佛教一并被禁。
[3670] 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这段时期，中国有基督徒已经获得确切的证明，中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的资料可以印证此事。西安府的碑铭叙述聂斯托利派教堂在华建立的兴盛状况，时间是从开始传教的公元636年到当时的公元781年，后来受到指控说是拉·克洛兹、伏尔泰等人所伪造，他们怕受到耶稣会教士的欺骗，反而因自己的狡诈而自食恶果。
[3671] 名声响亮的印度传教士圣托马斯是使徒、摩尼教徒或是亚美尼亚商人。不过，发生这件事是早在杰罗姆时代。马可·波罗提到，在马阿巴城或称墨利颇，他获知圣托马斯就在当地殉教。这个城市离马德拉斯只有1里格，葡萄牙人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以圣托默为名的主座教堂，圣徒每年都会显示奇迹，直到英国人成为渎圣的邻居以后，才不再发生显灵之事。
[3672] 在12世纪时，无论是《撒克逊人编年史》的作者还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都没有能力杜撰这种特别的事实，他们也无法解释阿尔弗雷德的动机和采用的方式，草率的告知只会激起我们的好奇心。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认为着手冒险的行动极为困难，我怀疑英国使臣在埃及购买货物的传闻。皇家的作者无法像一次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航行那样，能用前往印度的远航来使他的奥罗修斯变得富有。
[3673] 雷诺多提到过塞维鲁的东方报告，他的真实教条见约翰的书信。约翰是安条克的雅各派教长，写给他的兄弟亚历山大里亚的梅纳斯，时间是10世纪。
[3674] 圣萨巴斯的勇气可以用来证实让人置疑之事，这些僧侣的武力不仅用于精神方面，也不限于防卫。
[3675] 叙利亚的希拉波利斯主教泽纳阿斯或菲洛克塞努斯，他的事迹被塞维鲁写进编年史里，受到阿塞曼尼和拉·克洛兹的认同。泽纳阿斯是极其卓越的叙利亚语文大师，也是《新约》译本的作者或编辑。
[3676] 54名被查士丁放逐的主教，狄奥尼修斯的编年史记载着他们的姓名和职称。塞维鲁被召唤到君士坦丁堡，利贝拉图斯说是为了审判，而埃法格里乌斯说他的舌头被割掉。谨慎的教长并没有留下来查问不同的状况，帕吉认为教会的改革发生在公元518年9月。
[3677] 詹姆斯·巴拉迪乌斯或称占扎卢斯，他那鲜为人知的历史为欧提奇乌斯、雷诺多和阿西曼努斯所搜集，希腊人对他几乎毫无认识。雅各派教徒宁可从使徒圣詹姆士继承姓名和谱系。
[3678] 阿布法拉吉斯的父亲极为著名，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作品，在阿西曼努斯的文献里都是最热门的项目。拉·克洛兹讽刺西班牙人带着偏见，反对有犹太血统的人士，说他们亵渎他们的教堂和国家。
[3679] 拉·克洛兹指责极为过分的断食和禁欲，甚至就是叙利亚人阿西曼努斯都如此表示。
[3680] 阿西曼努斯在论文第二卷的开头，对一性论的状况有非常出色的说明，仅这一卷就有142页。格里高利·巴尔赫布里斯或阿布法拉吉斯的《叙利亚编年史》，同时探讨聂斯托利派的总主教和雅各派的长老。
[3681] 欧提奇乌斯证明这两个词是同义语，经过系统化处理以后在波科克制作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文章。他并没有受任何偏见影响，这在10世纪的时候被用来对付马龙派的教徒。我们可以相信一位东正教徒，他的证词受到雅各派和拉丁人的肯定。
[3682] 君士坦丁是住在阿帕梅亚的叙利亚教士，他用坚定的态度和巧妙的手法支持一志论者的传教事业。
[3683] 狄奥菲尼斯和锡德雷努斯都提到这些“侠盗”的丰功伟业：拉·洛克对这个名字有所解释；帕吉确定事件的时间，甚至就是约翰·马龙教长微不足道的身世，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明从公元686年到公元707年，发生在利巴努斯山区的所有问题。
[3684] 17世纪还留存20棵大香杉，现在只剩下四五棵。这种树木在《圣经》中极为有名，对于滥伐者甚至用处以破门罪来加以保护，不能用制造小十字架来作为借口。每年在树荫下举行弥撒来庆祝，叙利亚人将树枝举起来好清除积雪。有关利巴努斯山的天候状况，不要太相信塔西佗的话，他有的只是很大胆的比喻。
[3685] 提尔的威廉所提出的证据被杰克·德·维特拉所仿效或证实，但是这种不合情理的联盟，随着法兰克人的势力一起烟消云散。阿布法拉吉斯认为，马龙派是一志论者的教派。
[3686] 我在拉·洛克的著作中发现有关马龙派历史的描述，在提到古代的部分，他袭用奈隆的偏见，再加上罗马其他马龙派信徒的说法。阿西曼努斯对于罗马的马龙派信徒，要是反对则感到害怕，要是支持则感到羞愧。此外还可以参考尼布尔和贾布隆斯基的作品，尤其是见识高人一等的沃尔尼更为出色。
[3687] 拉·克洛兹很简单地叙述亚美尼亚的宗教，他参考加拉努斯的名著《亚美尼亚史》，对于亚美尼亚的状况有良好的印象。能够受到拉·克洛兹的赞誉，证明这位耶稣会教士的作品的确有很多的优点。
[3688] 亚美尼亚的宗教分裂，一般认为发生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后84年，经过17年才全部完成，公元522年为亚美尼亚纪元的开始。
[3689] 在外旅游的亚美尼亚人都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旅行家，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法罕的大道两旁，都有他们教会所属的教堂。目前的状况可以参考奥勒里乌斯、夏尔丹、图内福尔的作品。最出色的人物是塔韦尼尔，他是到处漫游的珠宝匠，虽然读书有限，但是见多识广。
[3690] 雷诺多写出有关亚历山大里亚教长的历史巨著，从狄奥斯科鲁斯到本杰明为止。欧提奇乌斯的《编年史》第二卷也有详尽的叙述。
[3691] 优洛吉斯是安条克的一名僧侣，无论是文采还是辩才都极为出名。他提出很多证据说明盖伊安派和狄奥多西派都是信仰之敌，他们之间不应该复交和好。同样的见解从圣西里尔的嘴里说出来就是正统思想，要是塞维鲁也这么讲就会变成异端邪说，圣利奥持反对的主张同样是至理名言。优洛吉斯没有传世的作品，佛提乌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节录他的文章就感到非常满意。
[3692] 这个数字来自埃及官方的资料，比起格梅利·卡雷里提到科普特人在古代有60万人而现代只有1.5万人，总要合理得多。西里尔·卢卡是君士坦丁堡的新教教长，非常感慨地谈到这些异端的数量，比起信奉正教的希腊人多出10倍都不止。
[3693] 科普特人的历史、宗教和习俗，可以在下述作品中找到：雷诺多神父一部很混杂的作品，既不是译本也不是原作；还有一位雅各派信徒彼得的《东方编年史》；亚伯拉罕·伊契伦西斯公元16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两本译作；以及阿西曼努斯的作品。这些史籍的时间最晚没有晚于13世纪，前往埃及的旅行家可以提供近代的资料。17世纪有位开罗人约瑟夫·阿布达克努斯，在牛津出版了一本很简要的《雅各比教派史》，只有短短的30页。
[3694] 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却能流传到埃及和欧洲，原因是科普特人的诡计多端，阿比西尼亚人的狂妄自大，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胆小如鼠和不学无术。埃塞俄比亚的雨量会使尼罗河的水位上涨，并不会考虑到统治者的意愿。河流在靠近纳帕塔的地点，距离红海只有3天的行程，开辟一条运河来改变河道的方向的确有这种需要，但是这已经超过恺撒的能力。
[3695] 阿比西尼亚人仍旧保存着阿拉伯人的容貌和肤色，等于提供一个证据，那就是2000年的时间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外观。努比亚人是阿非利加的原住民，这个种族与塞涅卡尔和刚果的纯种尼格鲁黑人并无差别，有着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和卷曲的头发。古人对这种奇特的现象不怎么在意，不像现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反而非常重视。
[3696] 经过伊迪里西族长的证实，基督教传入努比亚是在公元1153年，只是名字误植在努比亚的地理学家身上，他表示努比亚人是信奉雅各派的民族。雷诺多的作品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他认为传入的时间还要更早。
[3697] 拉丁人将“阿布纳”尊为教长的头衔并不得当。阿比西尼亚人只承认4位教长，他们的酋长顶多不过是都主教或全国的总主教。雷纳多特提到的7位主教，是存在于公元1131年的状况，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3698] 狄奥多拉派遣传教士到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传播福音一事，我不知道阿西曼努斯为什么要表示怀疑的态度。很少有人注意到阿比西尼亚，一直要到公元1500年，雷诺多从科普特人的作者那儿获得资料，才将此事宣扬出去。在卢多弗斯的内心，这部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3699] 现在最需要的技艺由犹太人施展，对外贸易则掌握在亚美尼亚人的手里。欧洲的勤奋成为格里高利最赞许和羡慕的原因。
[3700] 约翰·贝尔穆德兹的著述于公元1569年在里斯本出版，由普尔查斯译成英文，再由拉·克洛兹转译成法文。这部作品很奇特，作者好像要对阿比西尼亚、罗马和葡萄牙大施骗术。他自称有教长的头衔，这完全是毫无根据和无中生有的事。
[3701] 卢多弗斯、格德斯和拉·克洛兹这三位新教的历史学家，从耶稣会找到最主要的史料，特别是特勒兹的《通史》，公元1660年以葡萄牙文在科英布拉出版。我们也许会对他们的坦率不讳感到惊奇，但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和宗教迫害的精神，在他们的眼里是最值得炫耀的德行。卢多弗斯了解一点埃塞俄比亚语，所以比较方便，能与格里高利进行个人的谈话。格里高利是位思想自由的阿比西尼亚僧侣，从罗马受邀前往撒克逊-哥达的宫廷。
[3702] [编注]安娜·科穆宁娜（1083—1153 A.D.）是阿历克塞一世的女儿，也是欧洲最早的女性历史学家，著有《阿历克塞传》，是研究拜占庭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3703] [译注]吉本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要将罗马的衰亡分为三个阶段。现在前三册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第四册叙述第二阶段的部分，所以前四册整个时间约为400年。最后两册涵盖第二阶段大部分和第三阶段，全部时间约为800年，因而形成头重脚轻的现象。本章的重点从希拉克略的逝世到拉丁王国的建立，时间长达500年，只能概要略述经过，吉本认为无法进行深入的评论，所以不加任何注释。
[3704] [译注]这个字的原意是“犀牛”，除了表示他的个性横冲直撞之外，据说他在受到劓刑以后装上金光闪闪的假鼻子，很像犀牛。
[3705] [译注]公元前86年马略从阿非利加率军进入罗马，大杀元老派人士，比起公元前82年的苏拉大肆报复民党，还算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提比略的报复，也不如他的后父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3年颁布的“公敌宣告名单”，那真是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3706] [译注]语出《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3707] 博学的塞尔登（1584—1654 A.D.，英国法学家、文物学家和东方专家）用简扼有力的词句叙述圣餐变体论的历史：“这种论点不过是将修辞转化为逻辑。”
[3708] 巴纳吉（1656—1710 A.D.，荷兰律师）在《宗教改革史》第二十二卷中叙述图像的一般历史。他是新教徒，但是心胸开阔。就这方面来说，新教徒总是正确的，因此他们愿意作持平之论。
[3709] 要是把一些奇迹和矛盾的胡说八道去除，真实的现况是大约在公元300年时，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竖立起一座青铜雕像，表情严肃的容貌被斗篷包裹，前面跪着一个感激或恳求的妇女，雕像的基座上面刻着一行字：有力的拯救者。基督徒对这座雕像有一个愚蠢的解释，说他们的创始人治好了这名流血的妇女（译按：《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博索布勒很合理地臆测，认为这座雕像是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或者是韦斯巴芗皇帝，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名女性代表一个城市、一个行省或者是皇后贝雷尼塞。
[3710] 极有才气的阿塞曼努斯得到3个叙利亚人附带的帮助，就是圣伊芙伦、柱顶修士约书亚和萨鲁格主教詹姆士。但是我从叙利亚的原文或是埃德萨的档案中，并未发现任何线索和提示，他们含糊的信仰可能是来自希腊人。
[3711] 坦诚的拉德纳（1684—1768 A.D.，英国新教徒神学家）提过这些信函的有关证据，但是他持否定的态度。总是有一大批顽固分子自认为这种说法很方便，事实上很难站得住脚，其中有位英国绅士艾迪生，针对基督教的信仰写了一本很肤浅的小册子，博得立场偏颇的教士的称赞，因为他的大名和风格而知名。我跟格拉比、卡夫（1637—1713 A.D.，英国国教神学家）、蒂尔蒙特（1637—1698 A.D.，法国教会历史学家）一样都感到很难为情。
[3712] 我从萨鲁格的詹姆士保持沉默的态度和埃法格里乌斯（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义学者）的证言，可以推论这个神话出现在公元521年到公元594年，很可能是在公元540年埃德萨被围攻之后，成为格里高利二世、约翰·达马森提乌斯以及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攻守两用的武器，在锡德雷努斯（11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最完美的版本。
[3713] 耶稣会教士格雷策尔人称“因戈尔施塔特之驴”，也有人称他是“因戈尔施塔特之狐”，用渊博的知识和固执的偏见来处理这类的题材。新教徒博索布勒同样用理性和机智，在《日耳曼丛书》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反嘲的争辩之辞。
[3714] 在约翰·达马森提乌斯的作品中，也许经过推测断定是他的作品，有两段文字提到圣母玛利亚和圣路加。格雷策尔没有注意到此事，博索布勒也不做表示。
[3715] “你那引人反感的图画已经超过画布所能容许的程度，就像雕像那样的可恶。”这是一个希腊教士带着无知和偏见所说的话，对提香（1490—1576 A.D.，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作品以宗教画最为出名）的作品来说是最高的赞美之词。教士向提香订制画作，却遭到拒绝。
[3716] 锡德雷努斯、佐纳拉斯（11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格利卡斯和马纳塞斯，都把“圣像破坏者”的发端归于叶兹德哈里发和两名犹太人，说这是他们跟利奥皇帝约定之事。至于谴责那些带有敌意的信徒，可以转变为极其荒谬的阴谋，他们想要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纯洁。
[3717] 审慎的圣方济会修士不愿做出决定，埃德萨的图像目前存放在罗马还是热那亚。但目前不论存放在哪里都已没有荣誉可言，这件有关信仰的古老物品不再出名，也不受大众的重视。
[3718] 亚美尼亚教会仍旧认为有十字架就够了。实话实说，喜欢装神弄鬼的希腊人，对12世纪日耳曼人的迷信行为，没有秉持公正的态度。
[3719] 我们对“圣像破坏者”的功过，最早的看法来自宗教会议的决议事项，还有就是狄奥菲尼斯（752—818 A.D.，神父、教士、神学家和教会编年史家）、尼基弗鲁斯、马纳昔斯、锡德雷努斯和诺纳拉斯的历史著作，虽然这些来源并不见得达到公正的标准。现代的天主教徒像是巴罗尼乌斯（1538—1607 A.D.，意大利枢机主教和历史学家）、帕吉（1624—1695 A.D.，希腊编年史家）、纳塔利斯·亚历山大和迈姆包格，他们对待这个题材更为博学、热诚和可信。新教徒施潘海姆（1628—1710 A.D.，德国古典文学家）和巴纳吉对于“圣像破坏者”这个范畴已经投入相当的心力。运用这两方相互的印证和对立的意向，让我们以不偏不倚的哲学观点来维持平衡。
[3720] 施潘海姆从尼斯的决议事项中找到所要的史料，运用真诚的态度和卓越的能力写成《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辩护》一书。大马士革的约翰运用他的机智，将希腊原文的“主教”一词转换为“黑暗”，最后成为“贪食者”，也就是口腹之欲的奴隶。
[3721] 除此以外，君士坦丁五世受到指控，说他禁止使用圣者的头衔；把圣母玛利亚称为“基督的母亲”，将生产后的她比喻成空钱袋；同时还谴责他信奉阿里乌斯派和聂斯托利派的教义。施潘海姆在他的辩护中，无论是基于新教徒的利益，还是要尽到正统神学家的责任，同样感到困窘不堪。
[3722] 神圣的悔改者狄奥菲尼斯赞同反抗者所坚持的原则。格里高利二世赞许拜占庭妇女的宗教狂热，她们竟敢杀死皇家的官员。
[3723] 约翰或称曼提尔，是大马士革一位出身高贵的基督徒，在为哈里发服务时，曾经担任相当显赫的职务。他对恢复图像的崇拜抱持最大的狂热，以致憎恨和背弃希腊皇帝，涉嫌与叛乱分子联系，被判刑砍掉右臂，圣母玛利亚用不可思议的奇迹使他的手臂复原。经过这次的拯救之后，他辞去官职散尽家财，埋名隐姓藏身在圣萨巴斯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位于耶路撒冷和死海之间。这则传说非常出名，但是博学的编辑勒奎恩神父，很不凑巧地证明圣约翰·达马森提努斯在发生“圣像破坏”风波之前，就是神职人员。
[3724] 从狄奥菲尼斯和锡德雷努斯对这种宗教迫害的叙述中，施潘海姆很乐意拿利奥三世的“恶龙”和路易十四的“龙骑兵”做一比较，对于引起争论的双关语，感到很大的安慰。
[3725] 红衣主教佩龙加上一些区别之处，使早期的基督徒获得更大的荣誉，但是不见得能使现代的君主感到满意。他认为异端和背教者的叛逆，在于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违犯他们订定的誓言，辜负他们给予的报酬，否认他们应有的忠诚。
[3726] 可以拿谨慎的巴纳吉和愤怒的施潘海姆作为样本，他们与100多位知名人物，步上马格德堡的百人队长同样的后尘。
[3727] 见识高人一等的学者，像是卢卡斯·霍尔斯特尼乌斯、谢勒斯特拉特、夏姆皮尼、比安契尼、穆拉托里等人，除了很少差异之处，都同意《主教政令汇编》的编纂和后续的工作，是由第8世纪和第9世纪教会的图书馆长和公证人所完成，阿纳斯塔修斯作品占的分量很少而且是最后的部分，作者使用他的名字。整部作品的写作风格很粗陋，叙述方式很偏颇，情节内容很琐碎，然而却是那个时代最翔实可信的记录，值得一读。教皇的书信散见在宗教会议的文卷之中。
[3728] 《尼斯宗教会议的决议事项》中保存着教皇格里高利二世的两封书信，上面没有日期，巴罗尼乌斯的推测是写于公元726年，按照穆拉托里和帕吉的意见分别是公元729年和公元730年。有些天主教徒对这两封信大加赞美，认为内容不仅表示善意而且论点非常温和，这些都是迫于偏见的过甚之词。
[3729] 伦巴第人的城堡离罗马这样得近，实在让人很难相信。卡米洛·佩利格里尼提出有力的证据，计算的结果虽然是24个斯塔迪亚，但是起算的位置不是从罗马城，而是罗马公国的边界。伦巴第人第一座城堡的名字可能是索拉。我认为格里高利有那个时代的通病，就是喜欢卖弄学问，才会拿“斯塔迪亚”这个字来代表“英里”，是否如此倒是没有经过实地的度量。
[3730] 教皇很可能认为希腊人全是无知之辈：事实上他这一生都待在拉特兰。那个时代西部所有的王国都已接受基督教。北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可能是指萨克森七国联盟的酋长和威塞克斯的伊纳国王，他们在格里高利二世出任教皇时，前来罗马访问，不是为了受洗而是朝圣。
[3731] [译注]最早是指5个希腊殖民地，位于北非的昔伦尼卡行省，也称为昔兰尼，后来泛指在意大利的希腊属地。
[3732] 狂热的迈姆布格提到丁税时，说萨拉森人对这种最暴虐的赋税一无所知，狄奥菲尼斯提到法老王用这种方式来计算以色列人男童的数目。事实上萨拉森人对这种税收的方式非常熟悉。那位历史学家何其不幸，他的赞助人路易十四过不了几年，就将这种税制强加在法国人的身上。
[3733] 可以参阅阿格内卢斯的《主教政令汇编》，带有很浓厚的野蛮气息，可以显示罗马和拉文纳的差别。但我们非常感激他提供一些很特别的史料，像是拉文纳的区域划分和党派组织、查士丁尼二世的报复行动以及希腊人败北的状况。
[3734] 根据宗教法专家的认定，无论是实际的罪行还是仅仅是名义都可构成革出教会的处分。要是按照神谕的说法，这种裁决最重要之处是维护教会的安全。
[3735] 教皇对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称呼是“统治的君王”，在后面加上很奇怪的尊号是Piissimi。拉特兰宫有一幅很著名的马赛克镶嵌画（798 A.D.），显示基督将钥匙交给圣彼得，旗帜授予君士坦丁五世。
[3736] 有份地图依据贝雷提神父极为卓越的论文绘制出来，使我可以按图探索罗马公国的状况。然而我必须先说清楚，维特波是伦巴第人奠基兴建，特拉奇纳为希腊人所篡夺。
[3737] 有关罗马王国的幅员、人口等状况，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波福特（1720—1795 A.D.，古物学家和怀疑学派历史学家）的《罗马共和国》一书，他对罗马早期的历史并没有抱着轻信的态度。
[3738] [译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平原，自古以种马最为出名，伊利斯城建于公元前471年，成为负责举办奥林匹克竞赛的政治中心。
[3739] 可以参阅韦斯特（1703—1756 A.D.，古典文学翻译家）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论文，以及波利比阿（200 B.C.—118 B.C.，希腊历史学家）极为详尽的叙述。
[3740] 格里高利二世对伦巴第人的讲话是西戈尼乌斯的精心之作，他模仿萨路斯特（86 B.C.—34 B.C.，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或李维（59 B.C.—17 A.D.，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一四二卷）的风格，但是不拘泥于古人的陈词滥调。
[3741]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约翰·萨戈尼努斯和元首安德鲁·丹多罗，保存着格里高利二世所写的这封书信。保卢斯·迪亚克科努斯提到拉文纳的失守和光复，但是我们的编年史家帕吉、穆拉托里等人，无法断定日期和有关情节。
[3742] 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是见仁见智，要看你使用阿纳斯塔修斯的哪一种抄本。
[3743] 《卡洛利努斯法典》录有教皇写给“铁锤”查理、丕平和查理曼的书信，是最后这位君王派人在公元791年所编纂。最早和可信的抄本保存在维也纳的皇家图书馆，经过兰贝修斯和穆拉托里整理后出版。
[3744] 教皇的敌人指控他们使用欺瞒的伎俩和亵渎的语言，然而教皇的目的在于说服，而非蒙骗。古代的演说家熟悉如何运用死者或神祇，只是用在这个粗俗不堪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而已。
[3745] 除了一般的历史学家以外，3位法国知名学者劳诺伊、帕吉和纳塔利斯·亚历山大，对于基尔德里克的废立这个问题，不仅有精辟的见解而且着墨甚多，但是为了保障王权的独立，带有强烈的偏见。然而就埃金哈德、狄奥菲尼斯的著作以及几部古老的编年史而言，他们的论点很难自圆其说。
[3746] 这也不纯然是第一次，第6世纪和第7世纪时，不列颠和西班牙的行省总主教也经常如此施为，只是场合没有这么盛大而已。君士坦丁堡在帝国最后的阶段，也像拉丁人一样举行皇家涂油礼。君士坦丁·马纳塞斯提到查理曼，如同外国人和犹太人，举行让人难以置信的仪式。
[3747] 教皇的拥护者轻描淡写地提到旗帜和钥匙所表示的象征意义，但从所用的称呼看来倒是不容辩驳或逃避。在维也纳图书馆一份抄本中，他们把“帝王”解读为“祈祷”或“请求”，经过这样的修正以后，可以推翻“铁锤”查理的皇室身份。
[3748] 在查理曼帝国出现之前，保卢斯·迪亚科努斯提到罗马时，说是臣属于查理曼的城市。加洛林王朝有些奖章在罗马铸造，勒·布兰克写出精巧而有偏见的论文，探讨罗马大公和皇帝在罗马的权力。
[3749] 莫斯海姆（1694—1755 A.D.，德国教会历史学家）用公正而审慎的态度来权衡这份赠品的合法性，没有找到最早的法源，但是《主教政令汇编》提到了这份丰盛的礼物，《加洛林努斯法典》认为确有其事。这两种都是当代的记录，尤其是后者更为可信，因为一直保存在皇家图书馆，并非在教皇的手里。
[3750] 总督管辖区基于利害和偏袒的关系，有的过分夸大其主权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很狭窄的特区，甚至穆拉托里都无法避免，我接受《意大利地志论文集》的指引，它的界线是原有的辖区加上彭塔波里斯。
[3751] 圣马克对《加洛林努斯法典》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很仔细地检验查理曼的策略和赠予。我认为他仅有口头的表示，有关赠予最古老的法条据称现在还存在，是皇帝“虔诚者”路易所制定，它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要是说到公正性如何，更是难以认定。这些君王在慷他人之慨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大方，这点倒也没什么错。
[3752] 拉文纳皇宫有一些马赛克镶嵌画，原主是教皇阿德里安一世，查理曼向他提出转让的请求，要拿画去装饰在亚琛的宫殿，获得教皇的应允。
[3753] 教皇经常抱怨拉文纳总主教利奥有篡夺的行为，在《加洛林努斯法典》中都有记载，《主教政令汇编》也有类似的文字。
[3754] 法比里修斯（1668—1736 A.D.，学者和语言学家）列举这个法规的几个不同版本，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有。劳伦提乌斯·瓦拉所详述和驳斥的抄本，可能是来自伪造的圣西尔维斯特法规，或是格雷策尔的诏书，好像都是后人偷偷附加上去的。
[3755] 当时是公元1059年，相信是遵照教皇利奥九世、红衣主教彼得·达米阿努斯的指示办理。穆拉托里认为“虔诚者”路易和几位奥托国王的赠予，根本是无中生有之事。
[3756] 我在沙尔狄乌斯的藏书中读到瓦拉的作品，这本激动人心的论述在公元1440年完成，是教皇尤金尼乌斯逃亡之后的第六年，是一个愤怒党派出版的小册子。瓦拉鼓励罗马人要义不容辞地揭竿而起，甚至可以用短剑刺进教会暴君的胸膛。这位评论家预期会遭受僧侣的宗教迫害，然而他与教会以和解收场，死后还被埋葬在拉特兰宫。
[3757] 红衣主教希望君士坦丁将罗马交给教会，但受到劳伦提乌斯·瓦拉的拒绝。他认为关于赠予的条文是希腊人伪造的，说来真是够奇怪的了。
[3758] [译注]公元前5世纪在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地库米，西比拉神谕最早出现，罗马人接受这种传统，指派祭司负责保管和运用，并且继续增加内容，很多是从国外各地抄来的。主要的神谕分为十类，分别来自希腊、小亚细亚、阿非利加等地。
[3759] 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事项及相关资料，有一份相当可靠的译本，加上一些评述的注释。不同的读者看了以后，有人难免激起一声叹息，也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3760] 教皇的代表团等于是临时的信差，两位教士没有接受特别的任命，回去以后也被否定。有些在外行脚的僧侣被正统教会说服，由他们代表东方的教长出席。狄奥多尔·斯图迪特斯是当时一位待人亲切的“圣像破坏者”，他透露出非常奇特的内幕消息。
[3761] 公元790年，查理曼在沃尔姆斯的王宫或冬营写成《加洛林努斯法典》，派人送给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其中提出120条异议反对尼西亚信经，这些文字华而不实，都是修辞学的成果。
[3762] 查理曼的宗教会议带有强烈的政治作用，300名与会成员到法兰克福开会和选举，他们不仅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甚至还有重要的俗家人士在内。
[3763] 狄奥菲尼斯特别提到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每年支付3.5个泰伦黄金（大约是7000镑）的租金。勒特普朗德很夸大地列举了罗马教会的产业，分布在希腊、犹地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被希腊皇帝用不公正的手段取走。
[3764] 东方的伊利里亚大教区包括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根据希腊人招认，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从罗马取得帖撒洛尼卡、雅典、科林斯、尼科波里斯和帕特雷的都主教任命权。他的宗教所征服的地区还包括那不勒斯和阿马尔菲在内。
[3765] 丰塔尼尼认为皇帝只不过是教会的拥护者，他的对手穆拉托里把教皇贬到相当于皇帝的总督的地位。还是莫斯海姆能作持平之论，皇帝掌握罗马，将之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作为最显赫的采邑或封地。
[3766] 查理曼在阿德里安和利奥的要求下，曾经两次在罗马现身。根据埃金哈德的叙述，他就像苏埃托尼乌斯那样穿着简单的服装，在他的国家能够深得民心。当“秃子”查理回到法兰西时，穿着外国的服装，连爱家保乡的狗都对背教者大声吠叫。
[3767] 除了从马布里、伏尔泰（1694—1778 A.D.，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罗伯森和孟德斯鸠（1689—1775 A.D.，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那里获得相关资料以外，盖拉德在公元1782年出版的《查理曼史观》，使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作者有充沛的情感和人道的精神，他的作品不仅用力甚勤而且文字优美。我还对照《法兰西史》第五卷，查证丕平和查理曼在位时所建立的事功。
[3768] 在查理曼死后11年，有一个僧侣提到韦尔廷的灵魂出窍，说他看见查理曼在炼狱受苦，一只兀鹰不断地噬咬他那有罪的器官，其余的身躯象征他的德行，保持健全完美的样子。
[3769] 秽行和猜疑玷污了这些可爱女士的名誉，埃金哈德和因玛的婚姻也必定受到影响，因玛是查理曼的女儿，她也不例外。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丈夫的角色负担必定沉重。
[3770] 除了谋杀和强制驱离以外，下列的罪行都可以判处死罪：（1）拒绝受洗；（2）举行虚假不实的洗礼；（3）恢复偶像崇拜；（4）谋杀一位教士或主教；（5）用活人当牺牲献祭；（6）在封斋期食肉。但是受洗或忏悔使每种罪行都可以获得救赎，基督徒的撒克逊人成为法兰克人的朋友和同侪。
[3771] [译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在参加女儿婚礼时被刺身亡，年仅46岁，而亚历山大才20岁，所继承的王座不稳，四周都是敌人，全凭亚历山大个人才华建立起不朽的伟业。
[3772] 西班牙人因为胜利而目中无人，真实的历史将胜利归于加斯科涅人，传奇故事则将之归功于萨拉森人。
[3773] 施米特提到他的统治，认为内部混乱而且民不聊生，这是最权威的说法。
[3774] 盖拉德说查理曼的真正身高依法国尺寸是五英尺九寸，依英国算法是六英尺一又四分之一寸，传奇小说的作家加高到八英尺。这个巨人天生力大无穷而且食量惊人，他的长剑在一击之下可以连人带马斩成两段，他一餐的食量是一只鹅、两只鸡和整支羊腿。
[3775] 埃金哈德在简短叙述他的战争和征服以后，用寥寥数语提到帝国的状况、那些臣属的地区和国家。斯特鲁维乌斯在这份古老的年代记上面加上了他的注释。
[3776] “秃子”查理将特许状授予阿拉昂的修道院，可以推断出皇家的血亲继承权利，我怀疑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是否发生一些后续的环节使双方的关系更为紧密。但盖拉德认同这件事并且加以辩护，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孟德斯鸠（跟孟德斯鸠校长没有关系）家族从女性的世系来说，是出于克洛泰尔和克洛维，哎呀！真是天真的夸耀。
[3777] 大约在公元900年时，西班牙边界的总督或伯爵反叛“单纯”查理，等到公元1642年，法兰西国王才光复了很小一块地方，就是鲁西隆。然而鲁西隆有18.89万名臣民，每年支付260万个里弗赫银币，比起查理曼进军时有更多的人口，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金钱。
[3778] 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是为了支援潘诺尼亚战争，这条运河的长度只有2里格，雨水的冲刷、军事的要求和迷信的畏惧，造成河道淤塞，在士瓦本仍旧留存有一些遗迹。
[3779] 可以参阅埃金哈德和盖拉德的著作，里面提到一些无法查证的事项，说是查理曼和埃格伯特会晤，皇帝的礼物是他自己的佩剑，对于他的撒克逊门徒子弟，用温和的态度回答提出的问题。要是传闻属实，可以平添英格兰历史的光彩。
[3780] 只有法国的编年史提到他和哈伦·拉须德的通信联系，东方人根本不知道哈里发会跟“基督狗”建立友谊，“基督狗”是哈伦对希腊皇帝很文雅的称呼。
[3781] 对于查理曼的征战计划，我运用盖拉德极为明智的评论，甚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行动范围内所要面对的敌人，他也能很清楚地辨别出来。
[3782] 他是奥托的儿子和鲁道夫的孙子，经过他们的赞同在公元858年建立萨克森公国。罗特吉鲁斯是圣布鲁诺的传记作家，对于他的家族真是赞誉有加，说是具有非常高贵的气质。然而甘德林对于威提肯后裔的说法极为不满。
[3783] 康林吉乌斯对于罗马和加洛林帝国的疆域那种夸大和过分的描述并不赞同，他用务实的态度来讨论日耳曼主权所及的范围，以及它的诸侯和邻国。
[3784] 习惯的力量逼得我只有将康拉德一世、亨利一世以及“捉鸟人”亨利全都列入皇帝的名单，事实上这个头衔从未被授予日耳曼的国王。意大利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审慎而且正确，例如穆拉托里只认可在罗马加冕的君王。
[3785] 狄奥菲尼斯谈到查理曼的加冕大典和临终涂油仪式，还有他与艾琳的婚约，这件事拉丁人都不知道。盖拉德提到他与希腊帝国的交往记录。
[3786] 盖拉德的说法很得当，认为摆出故弄玄虚的排场非常幼稚，但是这种闹剧是演给更大的小孩看，而且有益于对方。
[3787] 可以参阅列在编年史补遗里的一位萨勒诺匿名作家的书信，巴罗尼乌斯将它登录在他的编年史时误以为作者是埃尔切伯特。
[3788] 教皇向希腊皇帝尼基弗鲁斯提出劝告，要他与奥托和谈，因为奥托是罗马人至高无上的皇帝。
[3789] 在托马森、穆拉托里和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红衣主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他们也都精确地描述了有关选举的形式和改变的状况。教皇达米阿努斯把红衣主教提升到很高的职位，后来还是降到与其他的枢机主教团同一阶层。
[3790] 像这样一个重大的让步，可能补充或确定有一份敕令颁发给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巴罗尼乌斯、帕吉和穆拉托里用坚定的态度加以否认，圣马克对整个事件提出辩护和解释。对于教皇的选举和坚信礼，可以参考圣马克这位历史评论家的著作和穆拉托里的编年史。
[3791] 公元10世纪时罗马教廷的专制和恶行，可从勒特普朗德的事迹和出使看出。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穆拉托里的说项求情，要缓和巴罗尼乌斯对教皇的抨击之词。但是这些教皇是被俗家的赞助人选出，不是由红衣主教选出。
[3792] 出现若安教皇的时间，不管怎么说都要比狄奥多拉和玛罗齐娅来得早。她那两年虚构的统治，硬是被说成是在利奥四世和本笃三世之间，但是与之同时的阿纳斯塔修斯把利奥的去世和本笃的选举，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帕吉、穆拉托里和莱布尼茨（1646—1716 A.D.，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顾问）都有很准确的年代记录，认定这两件事发生在公元8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