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那天，妈一早就开始在院子里喊，起来刨花生啦——

妈喊的嗓门儿很大，尾音拖得老长，像是喊给全村人听的。

也难怪，妈唠叨刨花生的事，差不多有半个秋天了。那一年风调雨顺，日子格外争气，花生的长势比往年都要好。妈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扛着锄头，到那两亩花生地里转转。有时候也不是为了锄地，就是想去看看，就像每天晚上坐在家里翻看那几张数额不大的存单一样。仿佛这样多看几眼，花生就会长得快些。

逢到节假日什么的，妈就不单是自己去，还要爸、我和弟弟一起去。妈说，地里长了那么多草，我一个人哪拔得过来？妈还说，花生该浇水了，不然要减产的。妈又说，人勤地不懒，人懒没饭碗。

我跟弟弟听惯了她唠叨，常常装作听不见。妈有的是办法，妈说，花生长得这么好，多收两三成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多收的花生卖来的钱，给你们一人买个新书包，再买双新球鞋。我得承认，新书包和新球鞋的**远远大于一场懒觉。弟弟也一样，经常是妈刚许诺完，他就兔子似的跟着我往地里跑了。

妈说得没错，人勤了，地就不会懒。那一年，我是在听着妈哼唱的有点儿走调的《朝阳沟》和《穆桂英挂帅》的日子里，一点点看着花生成熟的。直到国庆节那一天。

其实，花生早几天就可以刨了，但妈说，大丰收年的，一个人可干不来这么多活儿，得全家齐上阵才行。

整整一个国庆节，我们全家都在刨花生的快乐里度过。眼看着一袋一袋的花生，在家里垛成小山的样子，我和弟弟仿佛就看见了新书包和新球鞋的影子。毕竟，家境不是很富裕的我们，在同学们面前嘚瑟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丰收的狂欢结束后，妈开始迫不及待地计算收成。妈计算收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用算盘，妈用的是一根树枝，在松软的地上鬼画符似的画来画去。一边画，嘴里一边念念有词，像是一场朝圣仪式。妈说，估摸亩产能有六百五十斤，按照每斤九毛的价格，每亩收成有小六百了。刨去种子、化肥、农药，还有人工啥的，每亩能挣一百八，两亩就是三百六呢。

妈的眉眼和嘴角爬满了喜悦，一时竟忘了许诺给我们的书包和球鞋。弟弟在一边不停地提醒，妈才拧着他的脸蛋说，买买买，卖成钱就给你们买。

卖花生的那天是个礼拜天。爸不休息，爸去学校改学生的期中试卷了。我跟弟弟想帮忙，妈摆着手，把我们撵得老远。收花生的是两个外地男人，开着四轮拖拉机，两个人都是黑乎乎的脸膛，头发支棱得像刺猬。妈指使着他们从厢房往外搬花生，花生装在大小不一的破布袋里，男人每次往地上扔布袋的时候，妈都要心疼地叫一声，慢点儿慢点儿，花生都让你们蹾烂了。

妈没有让他们把花生都搬出来，搬了一部分，妈忽然就叫停了。妈像是有点儿不舍地嘟囔着说，先卖这么多吧，过段时间说不定还要涨价呢。

接下来就是称重。两个男人拿着一杆秤，一袋一袋称，每称一袋，妈就拿着树枝在地上记着重量。刚称完最后一袋，妈就算出了总数和价钱，速度快得让两个男人呆愣了半天。妈说，我算账很少出错的，不信你们就用算盘再算一遍。男人飞快地数了钱，递给妈说，不用了，我们相信你。

四轮拖拉机在扬起的烟尘里走远了。妈又开始数手里的钱，眉眼笑开了花。我远远地看着，都是十元的票子，一共二十九张，卖了二百九十块钱。妈数了两遍，拿起树枝在地上画起了鬼画符。我跟弟弟在一边看着，想等着妈画完了，提醒她书包和球鞋的事。

妈突然号了一声，毫无征兆地，把我和弟弟吓了一跳。妈忽地站起来，又蹲下，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哭了几声，妈想起什么似的，冲我歇斯底里地喊，快——快去追那个收花生的，别让他跑啦！

我愣怔着，不知道妈中了什么邪。妈扬起手里的树枝，冲我甩过来，快去呀！妈的嗓音里爬满了哭声，吓得我也不敢再问什么，撒腿就往外跑。跑了两步，又折回来，从车棚里推出了一辆破自行车。虽说我刚学会骑车，但总比两条腿快一些吧。

出村的路一共两条，通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我跟弟弟分头追，我骑着车，追到村口，路变成了三条。我漫无目的地沿着三条路分别追了一程，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

家里聚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劝着妈。妈的哭声已经有些沙哑，但她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从邻居断断续续的劝解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妈记下的花生数量都是按斤算的，而称却是公斤称。也就是说，妈整整少算了一半的钱！

二百九十块钱，差不多就是两亩花生全部的利润！就这样没了。一起没有的，还有我和弟弟惦念了半个秋天的书包跟球鞋。

一连十多天，妈都寡言少语，沉浸在二百九十块钱酿造的灾难里。我不知道爸是用什么办法劝解妈的，一个多月后，我们才第一次在家里见到了妈的笑脸。

第二年夏收前，爸问妈，还种花生吗？妈狠狠地瞪了爸一眼，恶声恶气地说，甭跟我提花生，花生都已经死了啊！

我们都知道，妈这话是说给那两个收花生的人的。可惜的是，他们没机会听了。因为打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种花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