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在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比较节制，尽量与民休息，但到后来，明成祖被“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的“小康”景象陶醉了，他逐渐变得不珍惜民力了。明成祖发兵南征北伐，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明成祖那些好大喜功的念头便开始付诸行动，他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似乎就是封建帝王的私有财产，他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去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这欲望是为公还是为私都名正言顺。特别是明成祖还有块心病，即背着一个“篡逆”的恶名，所以他要尽力表现得比其他的帝王更杰出，以显示自己乃天命之所归。

因此，明成祖积极经营边疆，动用八十万大军下安南，郡县其地；他亲自五征漠北，加上丘福那次全军覆灭的远征，实有六次，耗费惊人。他营建和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修建长陵、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等，动辄数十万人，时间长、规模大，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是十分巨大的。

这么多、这么大的工程，在一个帝王在位不长的时间内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是见的。显然，这就使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

随着数量惊人的开支，永乐初年那种“国用不绌”的局面逐渐不见了，而变得府库空虚。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径，这巨大的开支最终都要推派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如此，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时有激化。

在营建北京宫殿的过程中，明成祖分遣大臣赴各地来大木。吏部侍郎师逵赴湖南等地， “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颇严苛，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起义烽火一度燃烧到江西。这次起义于永乐七年(1409)九月被镇压，李法良被杀。永乐十六年(1418),在北京附近的昌平又爆发了以刘化为首的小型农民起义。

同一年，潞州农民发生暴动，兵部主张发大军剿捕，按察使郑辰说“民苦徭役而已”,自请前去招抚，事情得以平息。永乐十年(1412),在嘉兴发生了以倪弘三为首的小型农民起义；永乐十八年(1420)年底，在曲靖发生了以杨得春为首的起义；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天，在湖州发生了以吴贵归为首的起义。仅此数例就可看出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其共同原因就是赋税徭役过重。

在此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规模较大的唐赛儿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用白莲教宣传和组织群众，自称“佛母”,自言能知前后因果成败之事，还说能剪纸人纸马为自己打仗，两军交锋时可克敌制胜。这在迷信观念盛行的古代是常见的事。她以益都(今山东青州市)为根据地，并在附近的诸城、安丘、莒县、即墨等地发动群众，信徒越来越多。

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夺占了益都的卸石棚寨。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军镇压，被起义军击溃，高凤亦被杀死。初战告捷，起义军声势陡然高涨， “细民翕然从之”,队伍得以迅速扩大，达数万人。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升、宾鸿乘胜攻占了莒县和即墨，并围攻安丘。山东的地方官惊慌至极，慌忙奏报明成祖。

明成祖马上命安远侯柳升率京军火速前往镇压，大批官军将卸石棚突围得水泄不通。唐赛儿孤军难战，立呈败势，最后孤注一掷，于夜间突围，杀死了都指挥刘忠，打破了明军的这次围攻。

这时，明成祖又十万火急地调来在山东沿海备倭的卫青，卫青率骑兵在安丘对起义军进行了夹击，起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起义军首领刘俊、王宣等被俘牺牲，还有四千多起义军被俘，也全被杀掉。但是，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唐赛儿和董彦升、宾鸿等主要起义军领袖则逃得不知踪影。

没有捉到起义军领袖唐赛儿，这使明成祖如坐针毡。他怀疑唐赛儿极有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上中”,于是下令，将北京、山东境内的尼姑和道姑全部逮至京师， “先后几万人”,弄得人心惶惶，但还是没发现唐赛儿的踪迹。

唐赛儿起义虽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惊醒了明成祖陶醉在“小康”景象中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