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元年(1403)九月的一天，明成祖与近臣议论时政说，自己执政时间不长，常恐民有所失，经常秉烛夜坐，披阅州县民籍，考虑民生之事，哪里有饥荒，应该赈济；哪里地近边境，应核设置守备。白天与群臣商议施行。

最近听说河南闹蝗灾，自己很不安，派去巡视的使臣不绝于道。最后他说了一句画龙点睛、感人至深的话： “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这就是明成祖心中的愿望，他在位二十余年间，都在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操劳。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成分，其丰歉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明成祖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 “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三时耕获，力弹形瘵。旱水溢，岁则寡收。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

明成祖即位之初，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残破景象，特别是北方的经济受的破坏最重。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明成组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靖难之役”打了三年，人人都竭望安居乐业，一片残破的经济亟待恢复，明成祖即位后马上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靖难之役”期间， “准以北鞠为茂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流民。这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明成祖一再劝民力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他即位不久就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 “江北地广民稀，务农者少。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废业。今不时劝民，使尽力农亩，将不免有失所者。来春宜早遣人督劝。诚使四海皆给足，虽不盛清以乐侑食，未尝不乐。”

因此，明成祖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要他们尽力田亩。

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 “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

明成祖还专门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也不得向他们追征拖欠的税粮。高密的一些流民复业后，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明成祖听说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 “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又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

正如明成祖上边所说，流民刚复业时， “田地荒芜，庐舍**然”,既没有耕牛，也缺少种子。鉴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明成祖经常发放给这些农民一些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永乐元年(1403)年底，工部尚书黄福上奏，称陕西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明成祖遂命官府到外地买些耕牛，发放给他们，所缺耕具，则命当地官府督造。这类向农民发放耕牛、耕具、种子之类的事，永乐初年最多，几乎是史不绝书。

由于长年累月的战争，不少地方的土地大量荒芜，无人耕种。那些战争较少波及的地方，例如江南和山西的某些地方，则又显得人多地少，有的人甚至无地可耕。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发，明成祖也像他的父皇朱元璋一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大规模移民。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很有力的措施。

明成祖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他清楚，人民安于农事，衣食有着，这是他的江山得以稳固的基础。他心里也很清楚，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大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忧国忧民者很少。很多人只报喜不报忧，邀功钓誉。下边的真实情况如何，自己难以周知。对此，必须依靠各级官员及时上报。

尽管永乐朝是明代的极盛时期，但明成祖从来不以太平自诩。相反，他却经常谈及政事中的弊端。明成祖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官员言民情的话，通政司官员都要记下来，如果他所辖境内有灾伤饥谨，自己不报，被别人报了上来，对这人要以隐欺之罪加以惩处。

在明成祖的提倡和鼓励下，一些臣僚比较大胆地宣言民间疾苦。对此，明成祖都及时予以处理。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多，尽管明成祖孜孜以求，希望“斯民小康”,但实际情况却是灾荒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灾民及时得到赈济，这也是使大明江山得以稳固的重要因素，因而明成祖对此十分重视。

他一再申谕各地方官，凡发生水、旱、蝗虫等灾荒，必须及时上报，否则要予严惩。就在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十月，山东青州诸地发生了蝗灾，明成祖马上命户部给钞二十万锭，赈济灾民近四万户，并下令免除这些灾民的徭役。

洪武时期就在各地建了一些所谓“预备仓”,由官府出钱，在丰收年储存一些粮食，以备灾年赈济饥民。永乐时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制度，如遇灾荒急迫，由地方官验实后即开仓赈济，而后奏闻。如果遇到很重的灾荒，明成祖即派朝中大臣亲往赈济。

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赈济只是临时的补救措施，最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一环，即让农民旱季能浇上水，涝时能排水。为此，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申谕各级官员： “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坡池。”即要各地在农闲时兴修水利。

明成祖还沿袭了他父皇朱元璋的做法，免征南方一些地方农民的秋赋，让他们在十月至十二月去修水利工程，称作“均工夫”。这样，在洪武年间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永乐年间的水利工程更加完备，规模也更大。其中，最为人们所经常提及的大概就是苏淞水利工程了。

当时，江南苏淞一带接连几年发大水，江河泛滥，一片汪洋，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这里是明王朝的粮仓，税粮的主要征收地，这里接连几年的大洪水给明王朝的财政带来重大的损失。当地官员千方百计地治理，总不见效，明成祖遂于永乐元年(1403)命夏原吉亲往治理。

夏原吉当时是户部尚书，于四月离京前往，两个月后，明成祖又命户部侍郎李文郁前去协助，接着又命佥都御史俞上吉送给夏原吉一些水利方面的书籍。夏原吉见明成祖对这次治水如此重视，自己也格外尽心。夏原吉首先考察了水情大势，遂后将自己的治水计划报告给明成祖。夏原吉建议，开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再“度地设闸，以时蓄泄”。明成祖同意了他的建议。征用民工十万人，夏原吉穿着粗布衣服，徒步往来于工

地，日夜操劳，虽盛夏也不张伞。有人劝他，他却说：“民工如此劳苦，我怎么忍心独享安逸!”民工们对此颇为感动。

这项工程结束后，夏原吉回到京师，向明成祖奏道： “水虽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尽疏泄，非经久计。”于是，夏原吉于第二年正月再次前往，督领民工浚通了白茆塔、刘家河、大黄浦等支流河道。工程于九月完工，洪水畅泄无阻。夏原吉治水功绩卓著，受到明成祖的嘉赏。

永乐年间国势强盛，各地争献祥瑞，即显示天下太平的吉祥之物。永乐元年(1403)九月顺天府献嘉禾，即特别大或特别奇异的庄稼，这是丰收的象征，明成祖命献于宗庙。

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甘露降孝陵，且有醴泉涌出，这是天下太平的吉祥之兆，明成祖则说这是诸臣尽心辅佐所致。

永乐十九年(1421)八月，河间进献白兔，这在中国古代极其少见，致使不少大臣赋诗歌颂。在各种各样的所谓“祥瑞”当中，明成祖最重视的是嘉禾、瑞麦等物，因为这预示着丰收，老百姓可以吃饱饭，他这位皇帝才可以安心。臣下也摸透了明成祖的这种脾性，所以便争献这类东西。对此，明成祖都显得很高兴。有时他怀疑当地是否真的丰收，还派人前去查验一番。

明成祖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永乐年间一度呈现出富庶的景象。因此，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永乐时“赋入盈羡”的记载。

永乐六年(1408),陕西也有此类的报告。永乐十年(1412)五月，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奏言，在重庆府所属的语州和长寿县， “见积包粮五万余石，每岁所发不过五百石，约可支百年”。这的确是令明成祖振奋的好消息。

《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时的景况说： “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