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明成祖正在聚精会神看臣下的奏牍，御案上的一个镇纸金狮被碰至案边，差点掉在地上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侍臣连忙将金狮往里移了移，明成祖这才发觉。他把这件事和治理国家联系了起来，于是感叹道： “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而天下为“大器”,“尤须安之”,而且要安不忘危，否则， “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

明成祖正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天下这个“大器”得安，他必须要辛勤经营，不敢有丝毫懈怠，而且要臣下尽心辅佐。各司其职，使这台国家机器能够高效正常地运转。永乐年间百业俱兴，这台封建国家机器运转得还是很不错的。

明成祖认识到治理这么一个偌大的国家不是很容易的，他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必须依靠臣下随时进言，他做出的决定也不可能全都正确，必须靠臣下随时匡救。因此，明成祖大力鼓励臣下直言，以使国家大事不出大的偏差。

明成祖担心下情不能及时上闻，便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官充任科道言官，以便及时进言。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却没有什么进言，明成祖很生气，就对身边的大臣说： “夫郡邑之间，岂都无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犹默默，况远千里尚肯言乎?尔等退以朕意申谕之，其所治何利当兴，何弊当去，皆直言勿隐。于今不言，将有他人言之，则不能逃罪矣。”

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那时屠戮建文旧臣的腥风血雨还未散去，臣下自然是噤若寒蝉了。明成祖这时责怪他们不进言，但明成祖鼓励臣下直言，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明智的举动。在有关明代的史籍中，可以不断看到明成祖鼓励臣下直言的记载。

例如，永乐四年(1406)五月的一天，明成祖偶然忘记了一件什么事，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问身边的大臣，他们也不知道。后沉思半天，才忽然想了出来。这件事使明成祖受到很大启发，他借此对臣下说道： “朕以一人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壁着，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尔当直谏，慎勿有所顾避。”

从明成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明成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先知先觉者，自己也会忘事，也有些事不知道，对有些事的处置不一定完全得当，这就需要臣下直言敢谏， “拾遗补过”。这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是普通常识，但对一个威严无比的封建帝王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明成祖制造各种机会鼓励臣下直言敢谏。他鼓励臣下直言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明成祖随时都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政情通达，无壅蔽，即使有些做法不好，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

在明成祖的鼓励下，永乐年间臣下言事颇为率直，以致有时使明成祖心中不悦而大动肝火，几乎要大动刑罚，但稍稍平息后也就算了，对言事者并没有严惩。有的人言事触犯了廷中大臣，所言事又不确实，明成祖也未对言者治罪。

有一次，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人上书言事，词侵工部尚书李庆等人。李庆等气愤不平，屡次请明成祖治他们的罪，明成祖却说： “朕于今，正欲闻过。古之名王，皆奖直言。今汝数请罪之，是欲朕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过失，若诚有，即因而改之，岂非善德?果若无立，于汝何损?"

这段话代表了明成祖对奏言的通常态度，即可采者采，不可采则放置一边，对言事者不论正确与否，一般都不予治罪。这样，下情可以上达，国家政事就减少了许多壅蔽之弊。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除了五次亲征漠北外，还经常亲自出巡，以至他很少能悠闲地在京师庆祝一下自己的生日，也就是所谓“万寿圣节”。他白天要早早地上朝，处理丛壁的政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

在元宵节放假的十天内，明成祖也仍然每天上朝，臣下虽不奏事，但有些事情还是要处理。另外，明成祖还特别喜欢读书，编《永乐大典》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供“御览”。他在与大臣谈话时，或批示章奏时，经常引经据典，这就是他喜欢读书的结果。他白天上朝理事，处理政务，晚上还要拿出一些时间读书，这就更增加了这位皇帝的辛劳。

明成祖一般都是四更起床，他认为此时神清气爽，处理事情比较能缓急得宜。早朝后，如果还有的大臣有事启奏，明成祖允许他们午后来奏，以便“从容陈论”。略有空闲，“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明成祖认为，人君不可须臾怠情， “一怠惰即百度弛宾”。

通政司是上通下达的机构，四方奏章都先送到这里，有些重要的上奏给皇帝，不那么重要的则直接发送六科处理。明成祖特地戒谕通政司官员，凡是关系到百姓休戚之事，即使小事也必须及时奏闻，自己并不厌倦。地方官员的章奏多有些粉饰太平的话，明成祖命通政司官员将这些登记在案。日后经核查，如不符合实际，则治奏事者欺隐之罪。

这样，对那些只报喜不报忧的官员来说，就多少是一种约束。对那些已经处理过的奏章，明成祖还要让六科复查，如有不当，则及时改正。通政司官员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皇帝的威信，明成祖却说： “改而当，何失也?"

在古代，皇帝的话被认为是“金口玉言”,似乎不会错，即使错了也没人敢说，更不要说改正错误了。明成祖却承认自己处理事情也会出错，而且知道错了就改，这在封建帝王中实在是凤毛麟角。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有些最高统治者明明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宁肯一错到底，也不予改正。这就更使我们感到，明成祖的确有异乎寻常的高明之处。

明成祖经常派遣御史到各地去巡查，察访地方官中是否有贪脏枉法之事。各地有什么灾情和利弊，这些御史都要及时上报。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因北京三殿灾，派吏部尚书定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全国，一方面安抚各地军民；另一方面巡察各地政情，小事即直接处治，大事则及时报明成祖定夺。这些措施对整肃吏治是颇有成效的。

国家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组成的复杂系统，明成祖站在这个系统的顶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主要的任务是要保证这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让各级官员各司其职，不互相违越。无论自己怎样勤于政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亲去处理。因此，明成祖一再强调为政“贵得大体”。有时，大臣的奏疏中错个字，或是忘了称臣，科道言官即上疏弹劾，请予治罪。为此，明成祖告诉这些言官：“对这些言官申谕道：为治贵得大体。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

在这一点上，明成祖似乎高出他的父皇朱元璋一筹。朱元璋一天从早到晚忙于批阅公文，一般每天要看二百多件报告，处理四百多件事，整天忙于烦琐的政务。明成祖则经常让皇太子在京师监国，一般日常事务就由皇太子处理了，大事才报告明成祖。

明成祖本人则经常住在北京行在，再就是不时率军亲征。即使这样，永乐年间的行政效率仍然很高，出现了许多的治国名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很灵便、很有效。

为了使这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出毛病，明成祖特别重视按察之职。对那些不称职的人，随时予以撤换；对那些徇私枉法的人，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惩治。有一次，明成祖对负责按察的官员说，自己深居九重，下民情况不能尽如， “按察司任耳目之寄，于事无不得闻，无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

河南闹水灾和蝗灾，地方官未报，按察司官员也无人言及。在明成祖看来，这些灾荒是关系到天下治乱的大事，尤其是在即位的第一年，这就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为此不仅移撒切责，而且派按家大员亲去河南按察，使不少人受到惩治。

为了使臣下各司其职，忠于职守，有一个好的吏治，明成祖组织人编成了《历代名臣奏议》一书，借古名臣的榜样来风化当今。书编成以后，明成祖分发给诸臣，并趁机对待臣们说： “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

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

这里虽然提到到人君的作用，但主要是说给臣下听的，这里的主题是人臣应该怎么办。明成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他的臣下学习古代贤臣的榜样，帮助他把国家治理好。

各衙门各司其职，彼此不许互相干扰。有一次，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岳父犯罪被逮捕都察院，当伏重法。李至刚向明成祖求情，希望能可以从轻发落。明成祖问他，法司判狱轻重， “外人何以知之”?李至刚说是右副都御史黄信告诉他的。明成祖对黄信泄露刑事机密非常气愤，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朝廷纲纪的大事，此风断不可长，因而立命将黄信处死。

永乐年间的大臣供职都比较谨慎，几乎看不到结党营私的现象。像名臣杨士奇， “私房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现象，这种空气对促使吏治清明无疑有重要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官僚机构庞大，即使有明成祖这样明察的皇帝在位，也难免有官员敷衍塞责，甚至失职。例如，永乐六年(1408)九月，都给事中张信弹劾法司淹禁罪囚，致有瘐死狱中者。明成祖立即将刑部尚书召来，痛斥一顿，除死罪犯人以外，限三日将犯人疏决完毕。

后来，明成祖担心死囚罪犯有冤，遂命外地死囚也必须送京师，由法司会审无冤，三复奏而后执行。犯人有冤屈，明成祖还许他们上书申诉。

虽然这样，永乐年间的官员贪赃枉法的事也并没有绝迹，草菅人命的事也时有出现。但从大体上看来，永乐年间吏治较为清正廉明，行政效率较高，大体可称得上政无壅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