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臣僚勤于职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能臣和名臣，这与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明成祖有用人方面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他鼓励臣下直言进谏，但大事还是由个人决断。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明成祖驭臣下威严，无论是藩邸旧人，还是建文降臣，都在各自的职位上尽心尽职，不敢稍有懈怠。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毫不含糊。

明成祖登上帝位后，就重用了一批藩邸旧人。这些人随明成祖起兵靖难，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胜利后都身居高位，但丝毫不敢骄横。明成祖即位不久，就戒谕这些旧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联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可谓难矣，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联不敢曲宥”。

后来，明成祖在授予薛禄等靖难功臣铁券时，又戒谕他们说：“位高易骄，禄厚易侈，直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仔细翻检一下《明实录》就会发现明成祖经常教导这些旧日功臣，要他们善自保全，不要重蹈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骄横致祸的覆辙。

明成祖执法如山，对那些失职造成恶果的，轻则降级或免职，重则下狱或处死。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四人，会决死囚，却误杀无罪者四人。明成祖闻知后，立命刑部将王愈等四人逮捕，即日“四人皆弃市”。三法司是执法机关，明成祖一再告谕三法司要“洁己爱民”,执法公平，不得收受贿赂。否则， “犯赃必论如法”。

明成祖手握大权，大臣们常怀敬畏之心，在职上不敢稍有懈怠，甚至有些提心吊胆。永乐十九年(1421)冬，明成祖准备第三次亲征漠北，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兵部尚书方宾都表示反对，夏原吉被下狱，方宾自杀，明成祖命礼部尚书吕震兼户、兵二部尚书事。吕震十分害怕，明成祖便命十名官校形影不离吕震左右，对他们说： “若(吕)震自尽，尔十人皆死。"一个礼部尚书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臣僚了。

明成祖对臣下是有威严的一面，也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就是人们评价其时所说的“恩威并施”吧。解缙和胡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朝又同为内阁学士，明成祖居然为他们二家的子女做起媒来。后来，解缙员下狱致死，但他的儿子还娶了胡广的女儿。

永乐七年(1409)正月，明成祖传下诏令，从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放假十天，臣民一起欢度元宵佳节。在这十天当里， “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明清时期元宵节放假就源于此。这也是明成祖关心臣民生活一个很小的例子。

永乐七年十月，这一年冬天北京特别冷，明成祖怕群臣早前奏事时久立不堪，便于常朝后御便殿举行议事，诸臣有事依次入奏，无事回衙治事，免得久立受冻之若。

明成祖即位伊始，对所谓变更祖制者处治很严。大理寺少卿虞谦自陈道，他在建文时期曾建议，天下僧道每人只准有田五亩耕地，余者归官，不足者官府补足。他自请“当坐改旧制之罪”。明成祖笑着说：“此秀才辟老佛也。”并没有对虞谦治罪。对所谓变乱祖制者，明成祖也是区别对待的。

赏罚分明是吏治清明的主要途径，明成祖对此十分关注。有时明成祖处罚臣下极严厉，几近残酷，但对有功之臣的封赏也是很大方的。

明成祖对内外臣僚严加考察，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凡有人被弹劾，若罪行较轻，则以“致仕”的名义命其还乡。唐宋时的大臣以致“仕为荣，明代以致仕为耻，原因即源于此。所以明代臣僚有致仕的，其墓志铭多不写致仕字样。

明成祖执法严厉，那怕是靖难功臣，也不得因功掩过，有罪仍然按刑律惩治。以前，历朝功臣骄横不法者不乏其人，永乐年间则几乎看不到这类事，这与明成祖驭臣下有术是分不开的。有一次，刑部在给几个靖难功臣定罪时，请求念其旧功，从轻处罚，受到明成祖的训斥，而坚持从公论处。明成祖说道：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之以爵发臭，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

这段话很典型地代表了明成祖的赏罚观，这也是他一生的事业能取得很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对有功之人，明成祖不吝升赏。例如，在“靖难之役”中立下功劳的人，即使已死，仍按照其功追封。张玉战死于东昌之役，明成祖追封他为荣国公。他担心对靖难功臣封赏不当，又命丘福等人提出建议，又封赏了一批遗漏功臣。对建文旧臣，只要放弃敌对态度，归降后都一律予以任用，且论功行赏。

永乐年间的许多治国名臣多是归降的建文旧臣，例如，杨士奇、杨荣、解缙、蹇义、夏原吉等人都是，他们在永乐年间和以后的几朝中，都卓有建树，屡次受到明成祖的升赏。杨荣在军事上多有功绩，他回乡时，明成祖特地命宦官随侍，以示荣宠。 “内臣随侍，则唯永乐间杨荣。”宦官是专门侍候皇帝的人，明成祖却让宦官去随侍一个建文旧臣，且在有明一代独一无二，这种恩遇令满朝文武无不咂舌。

永乐十年(1412)二月，明成祖给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诰命， “并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制，盖特恩云”。这是对他们忠于新朝的报偿，激励他们继续为新朝立功。得到这种“特恩”的在藩邸旧臣中很少见到。也就在这年元宵节，夏原吉陪着母亲观灯，明成祖闻知后，立即命宦官带钞二百锭，前去赐予夏原吉的母亲。这虽说是件小事，但反映了明成祖和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

明成祖对臣下的提拔和降级十分慎重，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 “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明成祖的这段话并不晦涩难懂，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也仍然对后人大有启迪。明成祖懂得这一点，并这样去做了，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一个帝王。

明成祖还有个非常高明之处，即升赏臣下局限于旧的章程，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录功而略过”,以鼓励臣下争相立功。永乐四年(1406)六月，总督海运的陈瑄奏称，通过海运前往天津卫的海船应同日起航，但有三十艘船晚了五天才起航，虽同时到达，亦无所损，但应治未同日起航之罪。明成祖却未予治罪，还对身边大臣说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始虑海寇为患，故敕令同发。今已济而无损，虽违约当惩，然海运甚艰，其动可以赎过矣。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功哉!”这种鼓励臣下奋勇立功的做法是很高明的。

明成祖在选才时求其精，但他清楚地知道人无完人，所以用人时要取其所长，量才适用。

永乐二年(1404)年初，明成祖第一次开科取进士就达四百七十二人。永乐十年(1412)二月，明成祖决定改变这种取士过多的做法，敕谕礼部臣说： “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其务精择。收散木累百，不若良材一株也。”

从此以后，永乐年间每科取士都在百人以内。选才务求其精，但人各有长短，应各用其所长。明成祖曾对吏部臣说： “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个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明成祖还曾对吏部臣说： “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有功而才智不足的人，明成祖照常封赏，但不实授。正因如此，所以有一些有功的靖难官校，虽已升至都指挥，但仍在京卫更番宿卫。

明成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因为小的过错废大才。永乐四年(1406)五月，都督程达守边有过，按常律应正典刑。明成祖念其偶然失事，且“其才足当一面”,故予宽宥，让他到云南西平侯沐晟那里立功自赎。明成祖为此事而对左右大臣说： “人就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若录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惩恶，皆不失矣。”

永乐年间，各级官员几乎都能恪尽职守，争相立功，政事不荒，这与明成祖的这种用人技巧是有密切关系的。

明成祖用人不拘品级，有才之才往往破格提拔。永乐初年，有个叫金实的人，是浙江金华的普通生员，上书言王道，深受明成祖赏识。明成祖遂召他入京，试策三道，俱称旨。明成祖便用他参与改修《明太祖实录》,后来又参与修《永乐大典》。

当时，像杨士奇、解缙等名臣都参与其事。级别最低的也是翰林院官员，都是从历次进士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一个地方生员，没有任何官职，却能破格参与其事，被称为明代一异。从后来的表现来看，此人确能胜任，为此而被明成祖提拔为司直郎。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明成祖赐六部尚书金织文绮衣各一袭。他们都是二品大员，而解缙等六个翰林学士都是五品官，但也和六部尚书一样，各得一袭金织文绮衣。明成祖对解缙等人说，他们的贡献“不在尚书下，故予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明成祖破格提拔了一些能臣。像杨士奇、杨荣等人，原来品级都很低，都受到明成祖的重用，并很快提拔到显赫的位置。

明成祖用人从不计较旧嫌，这点在他对待建文降臣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前，人们对明成祖诛杀建文旧臣的事说的比较多，而对任用建文降臣却说的比较少。实际上，明成祖在任用建文降臣这一点上是很高明的。像名臣“蹇夏” “三杨”都是建文降臣，他们在永乐时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永乐朝的强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

汤宗也是建文旧臣，是通过黄淮推荐，召为大理专丞。有人向明成祖密奏，说汤宗“曾发潜邱事”,即对明成祖准备起兵靖难的事曾向建文帝告过密。明成祖却对此不以为然，说： “帝王惟才是使，何论旧嫌!”后来汤宗在职任上多有建树。

明成祖曾公开对臣下说，建文旧臣当时“食其禄，任其事”,无可非议，只要能归顺新朝，则一体任用。编修李贯自称在建文时没什么建言，没上过章奏，反而受到明成祖的训斥。

明成祖还大力力鼓励臣下直言敢谏，认为敢言比敢为更可贵。他曾对内阁学士解缙说： “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且不管他是否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仅就他有这种认识即可看出，他有着超越一般帝王的高明之处。

明成祖即位不长时间，甘州的一个普通军士张真上书言事，很受到明成祖的重视。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这个士卒所说的虽然不皆可采， “然为国之意则善”。于是，赐予张真衣一袭，钞千贯。明成祖借此事对礼部臣说： “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这件事至少起到了一种提倡的作用，对那些所谓“嘿嘿守位”者则是一种警告。

明成祖一方面鼓励臣下敢言直言；另一方面又主张善于明辨是非，择善而从。这在他给皇太子的敕谕中说得很清楚：

宜悉心以求益，虚己以纳吉。然听言之际，宜加审择。言果当理，虽刍菟之贱必从之；言苟不当，虽王公之贵不可听。惟明与断乃克有成。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是否高明，其区别也就在这里，即一要从谏如流；二要明加审择，择其善者而从之。

为了鼓励臣下直言，对那些言辞激切的人也不予治罪，有些人还因此而得了官。例如，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平民高文雅上书言时政，先说到建文时实行的一些事不应尽废，又说到救荒恤民不够及时， “言辞率直，无所忌讳”。明成祖命礼部议行。都御史陈瑛弹劾高文雅“其言狂妄，请置之法”。明成祖则说：“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后又对刑部尚书郑赐说： “不罪直言，则忠言进，庾言退。自古拒谏之事，明主不为。”明成祖还告谕他，以后不可对言辞有违碍的人加罪，并将高文雅送吏部， “量才授官”。这实际上是对直言敢谏的一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