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国大地，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了。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隋代，第二个时期是在元代。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杭州)至涿郡(北京)绕了一个大的弯子。

元代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河道大体取直，不必再绕经洛阳了。在元代的时候运河水量不能很好地调节，所以运河并未发挥很大的作用。到永乐年间，大运河才真正地畅通无阻，差不多完全承担起南粮北运的任务。因此，明成祖浚通大运河，不但在运河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个重大事件。

明代的大运河仍是元代的河道，全长三千余里。其中，由瓜洲至淮安的一段称南河，由清河至徐州的黄河运道为中河，由山东至天津的一段为北河。会通河由济宁至临清，是大运河北段的主体。

元代开凿这段河道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所以沿运河输往大都的粮食每年不过三十万石，远远满足不了京师的需要，所以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运。明朝初年，辽东、北平的粮销也主要由海运供应。

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原武段决口，会通河遂基本淤塞。明成祖即位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北京，需要由南方运送大量的粮的。永乐初年仍用河海兼运，但是，河运和海运都很艰难。

当时，每年需要运往北京的漕粮约四五百万石，数额巨大。南方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全国三分之二的潜粮来自江南各省。为了把江南财赋集中到北京，陆运、海运和河运三途并用。在古代，由陆运长途转输十分困难，劳民伤财，且常有车夫逃亡的事发生，很难管理。海运要担当很大风险，还是以河运最适宜。但因河道不能贯通，所以不得不水陆兼运。

永乐初年，掌管户部的能臣郁新向明成祖建议，因南段运河浅滩很多，使用载粮三百石的浅船较为适宜，由淮河、沙河先运到陈州颖溪口跌坡下，再用载二百石的浅船运到跌坡上，接着用大船运入黄河道。到八柳树等处后， “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转输北京”。明成祖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将漕粮由南方运往北京是非常烦琐和艰难的。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命陈瑄为总兵官，让他总督海运，每年运粮四十九万石济北京和辽东。在海上大规模运粮，因风大浪急，常有沉船的事发生。再加之当时有倭寇不时在海上骚扰，这就更增加了海运的困难。陈瑄在督海运期间，就曾数次与倭寇遭遇。因此，为了保证京师的供应，把京师和南方经济中心有力地连接起来，浚通大运河就提上了日程。

永乐九年(1411)二月，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掌浚通会通河一事，这是接受了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他曾上书明成祖： “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 “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蠲租一百一十万石有奇”,开始了浚通会通河的工程。

宋礼带领三十万民工开始了治理会通河的工程。宋礼首先疏浚了淤塞地段，并针对原来“岸狭水浅，不负重载”的情况，对全河普遍拓宽，对原来的河床又加深三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解决南旺一段浅阻的问题。为此，宋礼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寻求良策。

这个时候，汶上老人白英向他献上了“南旺导汶”的建议： “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洗，北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白英的建议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宋礼采纳了他的建议。

于是，宋礼就封闭了元代所修的城坝的斗门，切断汶水入洗的通路，另在东平州的戴村修筑了横亘五里的长坝，使汶水沿新开的九十里新河尽入会通河。

水流至南旺后，中分为二道，十之六往北流，经临清入卫河；十之四往南流，接徐、沛入淮河。因南旺地势高，故有“水脊”之称，可以南北皆注。这时又出现一个问题，即随季节性变化而引起漕河水位大幅度升降，会影响漕运。

为了把这一问题解决，宋礼又在南旺的南北两方向上相势筑闸，以及时蓄水和泄水。当水量少的时候，闭闸蓄水以保漕运；水量多的时候，开闸放水以利行舟。由南旺水脊到临清，地势下降九十尺，设闸十七处；由南旺水脊到南边的沽头(鱼台县南),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闸二十一处，以解决从南旺到徐州的“七十二浅”问题。

工程结束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会通河的面貌。“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由于运河的漕运能力显著提高，所以明成祖于永乐十三年(1415)完全罢黜了海运。浚通会通河的工程于八月竣工，历时约半年。宋礼“论功第一，受上赏”。

在治理运河的同时，如不解决黄河决口泛滥的问题，会通河仍有随时被黄河水冲淤的危险。黄河一旦出现决口，整个会通河的疏浚工程就会毁于一旦。

当时，黄河仍保持着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道后的状况：黄河主流由开封北往东南流，经陈州、太和等地于寿州的正阳镇入淮，一支主要的支流经东平入海。会速河横穿这条支流而过。黄河水大时，可裹挟会通河的水入海，也会倒灌运河，淤塞河道。

这对运河的漕这是个严重威胁。为此，工部侍郎张信等人向明成祖建议，治理黄河，以使黄河不危害漕运。因当时宋礼正督治会通河，明成祖便“命礼兼董之”。当时，发河南丁夫十万人，开始大规模治理黄河。

宋礼治黄的方针以保运为主。他一方面疏浚了河南封邱至山东鱼台的黄河故道，使黄河水安稳地流入运河中段。这样，既分杀了黄河水势，又解决了运河中段的缺水问题。另一方面，宋礼在荆隆口筑坝设闸，以节制流经东平的河水。

永乐十三年(1415)春，开凿清江浦的工程就开始了。沿宋代乔维岳所开旧沙河，凿清江浦河道，由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陈瑄兴、新庄。清江位于淮水与运河的交汇口上，当黄河水涨时，就关闭清江闸。五月，凿清江浦的工程竣工。从此以后，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到淮安，既免除了陆运过坝之苦，风险也大大降低了。

因吕梁洪险恶，陈瑄于西边另凿一渠，置闸两处，蓄水通漕。又在沛县的刁阳湖和济宁的南旺湖筑长堤，在泰州开白塔河通大江，在高邮筑湖堤，在堤内凿渠四十里，以“避风涛之险”。

后人在提及永乐年间浚通大运河一事时，谓“宋礼之功在会通，陈瑄之功在淮南”。这只是就大处而言，实际上陈瑄对北边的运河也有不少贡献。

永乐年间，对大运河各段进行了治理，有数十万民工先后参与了这项工程，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此以后，南北大运河才真正畅通无阻，而且能经常保持一定的水位和安全。

通过这条大运河，就把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方的粮食沿着大运河络绎不绝地运往北方，漕运问题得到了解决。漕船由长江北岸的瓜州可直达通州，使漕运的运输量越来越大， “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因此，大运河几乎成了明王朝的生命线，受到明王朝高度的重视和严密的保护。

同时，大运河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上加强了全国的巩固和统一。人们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运河沿岸陆续兴起了一些繁荣的工商业城镇，像济宁、临清，明中期以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一些学者从这些城市的发展中找到不少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

有的学者经考证后甚至认为，明中期出现的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金瓶梅》写的就是临清的生活。明清两代，大运何一直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繁荣全国的经济、巩固国家的统一、丰富人民的生活，都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明代治理大运河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但和明成祖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