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实录》中载：

永乐三年(1405)六月己卯(十五日，公历七月十一日),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明史·郑和传》则说得比较详细：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大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

也就是说，这就拉开了郑和大规模出使的序幕。明成祖可谓慧眼识人，他让郑和统领船队，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他们家世奉伊斯兰教，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灭了云南的梁王政权，郑和被俘入宫，阉割为宦官，后被朱元璋拨给燕王朱棣听用。

郑和在明成祖身边长大，在“靖难之役”中亲临战阵，并立下不少战功，深得明成祖赏识明成祖即位后命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为“郑”,从此以后便改名为“郑和”。由这种经历可以看出，郑和是深受明成祖信任的人。

明成祖对郑和的才能也很了解，知道他能胜任此重任。郑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既通文墨，又知兵习战，是一个具有统帅才能的人。

另外，明成祖选中郑和，还有信仰上的原因。郑和出生于伊斯兰世家，他本人也是回教徒。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亲自到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

在南洋一带，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的世界。由信仰相同的郑和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自然是很适宜的。

郑和还信奉佛教，是个佛教徒。明代宦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郑和也自不能例外。这对郑和出使也是个有利条件，因为众所周知，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佛教有很大的势力。

明成祖在郑和出发之前，问术士袁忠彻，任用郑和担此重任是否适当。袁忠彻对选用郑和表示赞同，这更坚定了明成祖的决心。

为了郑和能顺利出使，明成祖对建造海船极为关注。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即命福建建造五艘海舶，以备下西洋之用。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又命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这些船只很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乘千余人。当时，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建造出这么大的船只，这些大船是郑和安全远航的可靠保证。

明成祖还为郑和组织起人才齐全的出使队伍。郑和这支队伍有二万七千八百人，除军士外，还有各种行政和后勤人员，像医官、文书、通事(翻译)、火长(船长),凡所需人员，可说是一应俱全。

那么，明成祖到底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命郑和大规模出使呢?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急需收拾民心。其二，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这种压力深刻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内外政策。在明初，南边的倭患尚不甚严重，主要威胁是北边的蒙元残余势力。北边的这种形势，使明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南方。

通过郑和下西洋，发展和南边诸国的友好关系，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意图。于是，永乐年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在北边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征，在南边则是郑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航。明成祖用兵于北疆，施德于南方，正是一种威德并举的战略。

郑和船队中有二三万军士，除了可以“耀兵异城，示中国富强”以外，对南洋一带的海寇还可以起到震慑和就地剿捕的作用。

明成祖是一代英主，汉唐是他心目中的盛世。在他看来， “万邦无不归顺者，圣人之统也”。正如汉有“张骞凿空”一样，他派郑和数次出使西洋，正是为了实现他“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雄心。

另外，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可能还有牵制帖木儿帝国的用意。从时间上看，帖木儿于永乐二年(1404)举兵东进，准备来攻打明帝国，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出使，时间相合。从出使的行程来看，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印度南端为终点站，而没有继续西使。当时帖木儿帝国一度攻占了印度北部，郑和到印度南部牵制它，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者，从牵制枯木儿帝国这个角度来考虑，郑和率领近三万人的军士出使就不足为奇了。

自永乐三年(1405)开始，郑和六次大规模出使。郑和的船队一般都是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先至福建五虎门，经由五虎门南下占城(今越南南部),再由占城取道满剌加(今马来亚)、爪哇等，穿过马六甲海峡后继续往西行驶。因为当时的船只都是帆船，需借助风力，所以郑和出使时都是在冬季或早春，以便借助于东北季风。郑和回归时都是在夏季，以便借助于西南季风。

郑和前三次出使的终点都是在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第四次出使的时候，才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并与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交往。最初航行的时候郑和船队是沿海岸线航行，后来，郑和的船队便由印度半岛南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诸国。

郑和每到一地，首先是开读明成祖对各国王和当地头目的诏谕，以宣扬中国皇帝皇恩浩**，邀其到中国朝贡。

郑和读完明成祖的诏谕后，接着对国王进行一番赏赐，赐物主要是金银和文绮、彩绢等物，且赐及王妃和大臣。诸国君长自然也要有一番奉献。这些官方活动结束后，再与当地进行一些货物交易，换回一些宫廷需用之物。

郑和在海外使用过两次武力。一次是在旧港(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当地头目陈祖义“剽掠商旅”,甚至打算邀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将他擒获带回中国。另一次是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其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劫(郑)和舟”,郑和将他擒获，也带回国内。

明成祖对这两个人的处置方法截然不同。陈祖义是个海寇，本来就是个中国人，明成祖断然将其杀掉。亚烈苦奈儿是锡兰国王，明成祖对他“赦不诛，释归国”。明成祖对锡兰国王的这种宽宏大量，显然有利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事实也证明，明成祖这样做效果良好。从此以后，锡兰使者不断到中国朝贡，那里再也没发生过邀劫郑和船队的事，双方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关系。

明成祖还让郑和在海外排解邻国纠纷。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明成祖特意让郑和赍敕去暹罗，要暹罗与占城、满剌加等邻国搞好睦邻关系，不可恃强凌弱。原来，占城的贡使回国时，因遇大风而漂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被暹罗扣留。明成祖赐予满刺加和苏门答腊的印诰也被暹罗强行抢去，两个国家都来向明成祖控告暹罗强横无理。郑和到暹罗开读了明成祖给国王的敕谕。

暹罗马上遣使来中国， “贡方物，谢前罪”,遣还占城贡使，送还满剌加和苏门答腊的印诰，使这一带恢复了和平和安宁。像这种为邻国排解纠纷的事，明成祖还让郑和干过多次。郑和还不时代表明成祖对当地国王进行册封。

永乐年间，郑和除了六次大规模出使以外，还有一次小规模出使也值得一提，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天，任务是册封施进卿之子袭旧港宣慰使之职。

原来，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因得到旧港另一个头目施进卿的协助，所以顺利地将海盗头目陈祖义捕获。明成祖遂“设旧港宣慰使司，命(施)进卿为宜慰使。赐印诰、通带、文绮纱罗”,宣慰使司是明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

旧港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端的巨港一带，中国封建王朝只有明成祖在这里设置过这类机构。郑和这次出使的任务很简单，只是去旧港册封济孙承袭父职，并赐予银印等物。这次出使不在通常所说的“七次下西洋”之内，大概是因为这次行程不远，根本没进入印度洋。

随郑和大规模连续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遣使来中国，贡献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其盛况为历朝所不曾见。一些大臣写诗作赋，歌舞升平，明成祖对这种情景自然也是满心高兴。尤其是一些国家随郑和来中国贡献麒麟，更使满朝大臣欢欣鼓舞，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瑞兆。

郑和出使几乎和永乐一朝相始终，由于耗费巨大，不断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像杨士奇、杨荣、夏原吉这些著名大臣，都从不同角度劝阻过这件事。永乐十九年(1421)年初，明成祖刚迁都到北京，三大殿即遭了火灾。明成祖下诏求直言，这时一些大臣便借机力陈下西洋之弊，话也说得更直接了。明成祖遂下令： “往诸番国宝船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

这只是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认为有大灾异，又有那么多人反对，明成祖才“暂行停止”了下西洋。但是，到这年冬天，明成祖又命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出使。正是由于明成祖力排众议，大力支持。才使郑和完成了波澜壮阔的大规模远航，实现了震惊世界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