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北京，不但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直至数百年后，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当时许多明朝的有识之士就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是最佳帝都之所在。

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至于迁都一事众说纷纭，不外乎以下五点：一是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是北京形势优越；三是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是可以控制诸胡；五是“足与卤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南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仅是为“足与卤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是兴王之地；二是北京便于控制四夷。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1539)朱厚熄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

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1420)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死亡复燃。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天下不稳，建文帝朱允蚊的下落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他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匆禁；有灾则急治，民饥则给钞，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

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工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 “培植工业”, “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

朱棣在永乐九年(1411)曾说： “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 “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1416)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1417)命陈桂董营建北京，十八年(1420)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布署。

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销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蚊做皇帝的地方，朱允蚊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

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蚊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凉魄震的。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作法事， “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尚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二十二年(1424)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 “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以这一目的为核心的。

明朝从朱元不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把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

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

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1405)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1406)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由此，可以看出到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

虽然朱棣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

朱棣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

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

朱棣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是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作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

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

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