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向漠北进发，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十分狼狈地以仅剩的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大败，携其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

同年十二月，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而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 “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

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愬，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征，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

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人，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 “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1411)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1410),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

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木等人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木说： “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骛，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向，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1412),马哈术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

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人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 “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人"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

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人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 “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撒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 “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赍敕条责其罪，且曰： ‘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臣服。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 “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 “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

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 “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 “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刺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人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受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

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1414)阿鲁台遣人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刺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以为他采用了“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刺“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但是，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实无什么“以夷制夷”的妙策。如果说有什么既定方针的话，则可以“来者不拒，送命必歼”一言以蔽之。

毋庸置疑，鞑靼、瓦剌间的仇杀，正是明廷可以利用之机，即使是置之不理，任其纷争，明廷也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相反，朱棣不仅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却极不明智地介入了鞑靼、瓦剌之间的冲突，时而打鞑靼，时而打瓦剌，反倒成了鞑靼、瓦剌利用的对象。

在对于“外夷”方面，朱棣一向是以宗主、保护人自居的。于是他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畦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不管，甚至决定出兵。

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瓦剌欲称霸蒙古，首先控制鞑靼还难以“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

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

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倒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奉阴违?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自以为很高明，实则上了当，替阿鲁台做了前驱。

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各怀心腹事。他们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和则和，要打则打，不被朱棣的政策所左右。反观朱棣，貌似宽厚洞察，却往往棋下一招。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 “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刺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此时瓦刺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摄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靶、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

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 “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二十二年(1424)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 “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 “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 “来者不拒” “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险，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裘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摄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作超过了汉唐。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 “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虏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虏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但是，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伏。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年(1414)征瓦剌。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 “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刺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 “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截甚众，余虏遁去。”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刺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 “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1422)征鞑靼。此次北征不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无数。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1423)征鞑靼， “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首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1424)征鞑靼，仍不见敌。 “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 “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七月十七日庚寅，大军行至榆木川，朱棣积劳成疾，突然病倒，旋即去世，时六十五岁，一代雄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