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 “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士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埃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1371)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 “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洪武六年(1373)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 “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着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 “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 “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得乾净”。

朱棣承认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1409)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 “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 “捍外卫内”,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成居兵卒，武吏驭之”,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 “文皇乘三驾余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

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的空旷荒凉的局面。

为了防止鞑靼侵扰者所有可乘之机，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 “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 “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癸已，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 “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促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烧荒便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慢慢形成定制。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边境安静了许多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

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只有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很不方便。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被切断，使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弛”,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 “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

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

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啤，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驾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