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后,旧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井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
陈诚于永乐十一年(1413)出使,于永乐十三年(1415)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几十七地,著有《使西城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1403)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礼部尚书李至刚说: “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 “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予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诜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予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值。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1380),都督濮英练兵西凉, “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 “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1381)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
洪武二十四年(1391)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金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于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 “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资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哈密安克帖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 “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 “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永乐二年(1404)六月,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帖木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 “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人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
安克帖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帖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1391)年来晨讨哈密时俘入中国。朱棣即位“求得之”, “抚养甚至”,永乐元年(1403)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 “不知有朝廷”。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永乐四年(1406)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人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
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 “得妻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朝廷的法令、语书都要在哈密颁行,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1411)封免力帖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当西域咽喉”, “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 “译文具闻乃发”。
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 “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明朝控制哈密, “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道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 “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年间,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吐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绿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 “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
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今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埃,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工,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旧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1410)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据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 “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
(1407),沙迷查干使节来言: “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 “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因而, “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洪武时期,故无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1413),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 “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江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 “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 “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
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然而, “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始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达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 “聚族”聚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1371)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立岷州卫,十二年立洮州卫。洪武六年(1373)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 “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 “弃之不守”, “岂良策哉”!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拢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
力以稳定“番族”。
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无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 “阴助王化”。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予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
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给予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清一代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 “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笼络、入贡给赏等各种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剌向西域渗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