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国其疆域是很大的， “北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

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以驾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

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 “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 “式遵典礼”, “作镇边陲”。

高丽于洪武二年(1369)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1370)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1371)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洪武八年(1375)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

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 “不得复有侵越”。

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1402)八月至永乐元年(1403)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 “近虏寇盘山驿，掳掠人畜”, “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 “谨守疆场”。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 “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1404),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予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

于是， “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述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 “选其首长授予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法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

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几干都司护印。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

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东北备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1405)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永乐四年(1406)三月甲午， “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

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容纳失里等主之”。这是开设马市之始。

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 “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市马有官价，贡物“悉厚直酬之”。

不论鞑靼或女直， “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木材、海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 “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

既与人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

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

十二年(1414)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成居城中，败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1412)四月庚午， “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 “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 “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通过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 “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 “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

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1421)六月， “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永乐二十年(1422)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另外， “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 “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也十分融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