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厚待遇是可以理解的。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予盾的是，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就会受到忽视，这样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这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面临要治理整个国家，这时文人就显得很重要了，文臣的地位因此也会随之而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但是道衍的劝说岂能阻碍朱棣的杀戮!当朱棣从烽烟和血泊中走进南京城，面对着一批至死不肯合作者的时候，他便会毫不顾惜地铲除这些“读书种子”。
然而，朱棣做了皇帝后，也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温文些。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尔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
然而，他们名义上是参赞机密，实际上不过是稽古纂述，很难参与决策。宠臣解缙就是正因为议及建储而丧了命的，这在下文会谈到。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 “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纂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已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沉无益之语勿用”。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黄》的纂修了。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将“以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书成之后，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以为其书尚多未备，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重修。书成于永乐五年(1407)十月，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它为保存古代文献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朱棣并不是那么热衷于文化事业的，古人所见不差。
永乐二年(1404),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 “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 “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答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时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金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 “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人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
永乐九年至十六年(1411—1418),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 “庶几小副朕心。”《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曾属意于朱棣。
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 “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 “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评搜捕瞳之，故其事十无一存”。“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杏如昔梦”。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有明一代无突出的文化成就，就是那些入仕高官者，在皇帝的**威面前不过狗彘而已。
朱棣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纂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说： “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胡广等人“编览毕”,奏曰： “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造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 “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 “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 “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敬天法神。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始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大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二是保民如赤子。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
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作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
朱棣认为仁政包括：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
永乐二十二年(1424)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工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济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三是制礼作乐，明刑弼教。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
四是养士择贤听谏纳言。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亲躬。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
朱棣主张：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的是，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 “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四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古老传统的。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