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城中也在时时注意城外燕军的动静，徐增寿得知燕军已进至金川门时，便欲举兵响应，因行事不密被人发现。建文帝大怒，擒之并亲手将其腰斩，尸体弃于路旁。

然而，建文帝败局已定，一切努力也难挽狂澜。金川门上的谷王朱穗、曹国公李景隆，望见朱棣的麾盖，下令开门迎降。户科给事中龚泰此时也在城上督兵防守，拒不从命，从城上投下自杀而死。

门卒龚翊知大势已去，痛哭而去。士气正盛的燕军欢呼鼓噪，一拥而入金川门。金川门内本用枪支顶住，垛满的枪支密无缝隙。门锁虽开但枪支如林，先冲进来的燕兵被后面的大队挤上前去，被枪扎死的不少；

燕兵如潮水一般冲入城内，各处的官军都只有徐辉祖等人还带兵与燕军展开了巷战。但很快就失败了。一些朝臣也纷纷弃官逃跑，四年的战事已进入尾声，南京城里一片混乱。

朱棣除派兵占领皇宫和各要害之处，又分别派了一千余骑兵前往护卫周王、齐王。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与燕王最为亲近，因此他最担心在城破时他们遭害。

周王见大兵来到，不知道是燕兵，以为死期临近，仓促恐怖，等知道是燕军来护卫营救顿时大喜，说： “我不死矣。”周王随燕兵来见朱棣。

朱棣听说周王来到，迎出营外，二人相见大哭。周王说： “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说罢，二人并辔来到金川门，下马，握手登上城楼。

懿文太子妃常氏在军中与朱棣说了一席话之后，便没人再理她了。燕军拔营攻城，她也悻悻地返回了京城。但这时京师已是一派惨状，大街小巷满是燕军士兵，激战过的地方横尸流血，没打过仗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更令她惊骇的是在她走近皇城时，就发现宫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可叹往日一派繁盛而又肃穆的红墙黄瓦的宫殿已是一片火海。

朱棣与周王在城楼上遥望宫中大火冲天，忙下令前往救人。宫中早已乱成一团。燕兵冲进金川门的消息一传来，太监宫女就躲的躲，逃的逃了。燕兵冲进宫来，高墙深院中竟看不见个人影。只见三个男孩子坐在宫门哭泣。虽然这三个孩子穿得很普通，衣服的颜色也不显眼，但却看得出不是民家子弟。而且宫中岂是一般人可随便来的?监督搜宫的命将这几个孩子带走。

宫中的火烧得很奇怪，有人说是建文帝命人点的火，建文帝及皇后妃嫔都投入火中自焚了。但为什么翻遍了瓦砾却找不到建文帝的尸体呢?军士们确实从灰烬中曳出一具尸体，已是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了。有人说这就是建文帝的尸体，有人则说这是马后的尸体。谁也无法确认，只有不了了之。但是如果这尸体不是建文帝的尸体，那建文帝又到哪里去了呢?他可还是当今的天子啊!

搜宫的燕兵来向朱棣报告，说不见皇帝的踪影，只从灰烬中找出了一具不知是谁的尸体。朱棣叹说： “小子无知，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其实，谁也没肯定那尸体就是建文帝之尸。但如果建文帝不死，朱棣又何以自处呢，自己竟如此与皇帝的宝座无缘吗?真的“周公辅成王”吗?

朱棣遣周王归第，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而自己则驻营龙江。他下令安抚臣民，严肃军纪。有士卒在市场上拿了鞋不给钱，立即被处斩。关于建文帝，朱棣虽口说建文帝已死，但心中却放不下这个心事。他下令继续搜宫，并命搜捕奸臣齐泰、黄子澄，并开列“奸臣榜”。

朱棣所驻之龙江北临长江，在京师外郭之内，内城之外。战斗已经停止，小皇帝或死或逃下落不明，但看来大局已定了。于是，赶到龙江朱棣营门表示投降的越来越多。最先向朱棣叩头劝进的是兵部尚书茹瑞，茹瑞早就与太常卿黄子澄不和。

在建文朝，刑部尚书暴昭与黄子澄相一致，极力排挤茹瑞，指其赃罪，致使茹瑞被罢黜为河南布政使。后来黄子澄罢官，茹瑞才又被召回任兵部尚书。黄子澄既被朱棣列为奸党，自为茹提供了一个进身机会。

接着来投降的文臣有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中刘儒、右侍郎古朴、刑部侍郎刘季篪，大理少卿薛蓄，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撰胡广、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芮善、侍诏解缙、给事中金幼孜、胡淡，兵部侍中方宾，文选郎中陈洽，刑部员外郎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邹缉，吴府审理副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等人。

被列入奸臣榜的郑赐、王钝、黄福、尹昌隆也前来归附，自称被奸臣所累，请求宥罪。茹瑞、李景隆又为张统毛泰亨请求宽免，都先后授官或仍任旧职。对那些仍然抗拒不降的人，朱棣又开列了第二批名单指为奸臣，他们是：徐辉祖、葛成、周是修、铁铉、姚善、甘霖、郑公智、叶仲惠、王琏、黄希范、陈彦回、刘璟、程通、戴德彝、王艮、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永、叶希贤、林嘉猷、蔡运、卢振、牛景先等人，共五十余人。

迎附的官员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希望朱棣早即位，自己便成了开国元勋。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文武官员们纷纷上书请求朱棣即位。

到了六月十五日，诸将又向朱棣上劝进表，劝朱棣即位，朱棣心中高兴，但表面依然不允。

六月十六日，诸王与文武群臣相继又向朱棣劝进。朱棣还是推辞，朱棣越是谦让，诸王心中越是急切!

在中国君主政治中，最虚假的莫过于这个“三推让”之礼了。上下人人心里明白是在演戏，但戏还要演得像。朱棣仍然“不允所请”。这天，群臣又来劝进，朱棣说了如下一番话：

昔天运衰微，四海鼎沸，强弱相噬，百姓无主，天命我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艰难，创造洪基，封建子孙，维持万世。岂意弃臣民之日，体犹未冷，而奸邪鞠凶，祸起不测，图灭诸王，以危社稷。予以病躯，志耗力疲，惟欲高枕，以终余年，奸邪一旦起兵见图，令人震惧，不知所为。

群臣告予曰： “太祖高皇帝创业艰难，陵土未干，而诸王见灭，宁能束手受戮，以弃社稷乎?"予彷徨无指，顾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集逼。形势之危，犹侧立于千仞崖之上，而推使其下也，可为悚惧。勤苦百战，出万死一生，志清奸恶，以匡幼冲，其乃殄灭于今，遂自焚陨。群臣劝予即位，予思天位惟艰，有如幼冲弗克负荷，几坠丕图。非虚为谦让，诚思皇考创业艰难，欲推择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宗庙者立之。主宰得人，天下之福，予虽北面，且无忧矣。

朱棣批评建文帝误国，提出必须有才德的人挽救太祖创建的基业。如果有合适的人主宰天下，即使不当皇帝，也无可忧虑了。当然群臣会说有才德的人非朱棣莫属，朱棣本人难道心里不是想的舍我其谁吗?群臣还要把这出戏唱到底，他们稽首固请，说道： “殿下德为圣人，位居嫡出，当承洪基，以安四海。虽谦德有光，复谁与让?且天命所钟，孰得而辞?殿下宜蚤践大位，使臣民有所依凭，毋逊硕肤，以虚天下之望。”

朱棣觉得时机成熟了，他才打算起驾入城。第二天，十七日，朱棣像以往一样早早就起了床，众将士也都整好鞍马，准备随朱棣一同进城。

朱棣骑在马上，手揽着缰绳，缓缓的马步将他的身体有节奏的轻轻地颠摇着，更显出他的几分自得。朱棣今年是四十三岁了。长期军旅生活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阳光晒成微紫色的皮肤，结实的肌肉紧裹在合体的戎装里。两绺略带虬曲的胡须分在左右，一绺长髯飘在胸前。当年，袁珙不是推算他年过四十，髯长过胸便会登九五之位吗?这句话如今就要应验了。

朱棣那一双眼角略为上挑的凤目极为有神，他抬眼向前望去，一边是郁郁葱葱的钟山，一边是雄伟的城关。如今他把这一切都抓在手中了，如同牵住缰绳，将马骑在**一样。旌旗在空中飘舞，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身后是威武的将士大队人马，眼前路旁是匍匐拜倒的人群，朱棣真是得意极了。

忽然，从路边的人群中突出一人，横在朱棣的马前，朱棣不禁一怔，他身边的武士向前刚要阻拦，只见那人施过礼后从容说道： “大王且留步，翰林编修杨荣有话要奏禀。”此人敢在路上拦马，定是有要事要说，朱棣命道： “请讲。”杨荣说： “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

朱棣心中一惊，为什么没先想到这一层呢?自己以奉太祖皇帝宝训而起兵，又以恢复祖制号召天下，怎能不谒陵便入城呢?再说当初起兵揭出的一条理由就是由于奸臣阻挡，太祖病时不能侍药，死时不能会葬。朱棣心想，要不是杨荣进言，几乎误了大事!

但朱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脱口说出： “此行正为谒陵。”尽管有了三推让，朱棣还是太心急了一点儿，他决定马上谒陵，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朱棣将马头一拨，浩**人马便向孝陵开去。

在孝陵，朱棣煞有介事，免不了要发一番感慨。既然已说此行是为谒陵，那么礼毕之后只好揽辔回营了。但这时迎附的文武诸臣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法驾不能今天就这样落空了。他们把法驾卤簿摆放在路上，并捧来了皇帝宝座，拦住了朱棣的马，一定要让他登辇。

这法驾卤簿是专供皇帝使用的，是最高等级的仪仗，其他任何人都无资格使用，朱棣再一次辞让之后，在诸王及文武群臣的拥护下终于登辇，顿时万岁之声山呼雷动。朱棣坐在辇上，还要再次表白，说： “诸王群臣以为奉宗庙宜莫如予，然宗庙事重，予不足称。今为众心所戴，予辞弗获，勉循众志。诸王群臣各宜协心，辅予不逮。”

燕王朱棣随后登上奉天殿，即皇帝位。文武百官和在京军民自然少不了一番热烈隆重的庆贺，无须赘述。

明成祖建元“永乐”,以明年为永乐元年，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翰林儒臣初拟年号为“永清”,明成祖自改为“永乐”,取天下永远康乐之意。帝王年号一般取与前代不相重复者，像“洪武”这个年号，乃明太祖朱元璋所自定，与以前历代帝王都不重复。

但“永乐”这个年号，十六国时前凉的张重华即曾使用(346—353),北宋末年方腊起义时也曾用过。但他们使用的时间都比较短，又处于乱世，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明成祖也使用了这个年号。后人甚至称明成祖为永乐皇帝。他可能至死也不知道，他这个年号以前即被人数次使用。

在中国历史上，大体从明成祖开始，年号就几乎成了皇帝的小名，或者说是代号到清代更为流行。这种习俗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帝王没有年号，只有谥号，即帝王死后，根据他生前的行为和功业立号以易名，例如，周武王、周厉王、汉武帝、汉哀帝，等等，谥号几乎就是这些帝王的代称。

年代久远了，用作谥号的那些常用字多有重复，使用起来已不方便，唐代遂为之一变，大行庙号，即皇帝死后升附太庙，追尊他为某祖某宗，例如，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宋太宗，等等。于是，唐代以后直至明代以前，庙号就几乎成了皇帝的代称。

后来，什么祖、什么宗的也太多了，用起来也不方便了，所以明清时期年号大行，以至于人们几乎记不得这些皇帝的谥号和庙号，而只知道他的年号。大概因为明成祖是少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所以从他那时起，以年号代称皇帝的习俗就基本形成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颇引人注意，即明成祖即位后将先师庙改称为文庙，将历代受祭祀的周公从文庙中撤出，仅祀于文华殿之东室。古代立学都要祭先圣先师。唐代以前，都以周公为先圣。汉代立学开始庙祀孔子。唐代，有时以孔子为先圣，周公为先师，有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均能同时受祭。

燕王起兵，声称说要“周公辅成王”,但他即位之后，却未言行一致，将周公的身价大大降低，这到底出自一种什么心态，让人无法猜测。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他即位后并没有“周公辅成王”,而是自己当了皇帝。当学子们祭拜周公时，自然会联想到周公辅成王的可敬，明成祖所谓“周公辅成王”的欺世盗名。稍有点明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明成祖的这种心理是他一生许多重大举动的重要潜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