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与李景隆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是白沟河大战。自北平保卫战结束以后，双方都在为这场大战做准备，其间大约经过了五个月的时间。
燕王回到北平后，即第二次致书建文帝。这次与上次上书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因为自起兵以来，燕军接连取胜，兵力大增，燕王有了更多的资本，因而书中的语气比上次严厉。书中要求建文帝迅速清除齐泰等奸臣，并且，态度十分倔强，甚而有强词夺理近于狡赖者。
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开创基业，朱棣则抓住建文朝拆毁宫殿一事，直指他们坏了祖宗的基业。唯上书中动辄以祖训为说辞，辩护最为有力。《皇明祖训》中所规定亲王教练军士等内容，原本是为了使亲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为亲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责则显得无力。这次上书正值燕王屡胜，气壮山河，指朝廷如敌国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语。
朱棣之好勇斗狠，雄毅恣肆跃然纸上。同时，朱棣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描绘成动以国家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仅挑拨齐泰、黄子澄与皇帝的关系，而且暗示诸王与之连为一气，以携手对付朝廷。然而，这次上书依然没有回音。
朱棣接连获得胜利。北平城内，燕府上下，洋溢着胜利喜庆的气氛。由于燕军的坚决抵抗，李景隆的五十万官军，溃于北平城下。燕王的胜利多亏了北平军民的拼死效力。燕王于军民有何仁，而能令军民蹈死不顾?其实，北平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军民并不清楚朝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燕
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确定无疑的。多年来他镇守北平，出塞防边，立有赫赫战功。燕王只要说“朝廷里出了奸臣”就够了。军民上下无不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义战，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维护皇室，拯救先帝子孙，谁能说个不字呢?
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失败。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
他对将士们说： “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慢生，败机乘之矣。”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说： “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
朱棣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 “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以惩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不少将领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警戒之效。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需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
朱棣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以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 “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务使爵赏得当。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
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伏获。被伏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留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在老家凤阳驻守练兵。
朱棣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
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
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券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
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
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帅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
朱棣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势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现在不但无天子调兵勤王之密诏，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诏。而朱棣还是断章取义地反复引用“祖训”,他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而且取得了事实上的军事胜利。他声称有“精兵三十万”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与实际相去必不至甚远。朝廷方面面对这一形势如何措置呢?
在燕王舆论的压力下，朝廷宣布罢免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职务。理由没有宣布，据说朝廷意在撤掉燕军攻击的目标，借以缓解燕军的攻势。然而，建文帝实际并未让齐泰、黄子澄离开左右，仍然让他们参与密议。
朝廷所为，实是失策之举。撤掉齐泰、黄子澄，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只能长燕军的威风，灭官军的锐气。朝廷对于燕王在上书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责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辩驳。当然， “靖难之役”后，凡不利于朱棣的文献全都被销毁了，使得我们不能了解双方辩论的全貌。不过，我们从朱棣给朝廷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辩论不是很有力的。
朝廷也并不甘心失败。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顿军马，屯兵德州，以备明春再举。燕王起兵后，河北诸卫一带官军将领非败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营垒，只有少数军官为朝廷力战而蹈死赴义。蓟州马宣及镇抚曾浚在与众披靡中率众力战而死后，河北指挥张伦率领两卫的官军自拔南归，宣誓“矢死报国”。他们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军。
同时，朝廷也想在战场之外屈服燕军。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献策约束诸王的书生高巍，被命景隆出师，参赞军务。这时，参赞军务高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使燕藩，披忠胆，大陈义礼，晓以祸福，劝说燕王罢兵。
高巍受命来到燕藩，见燕藩旗甲鲜明，军伍整肃，毕竟胜军，气象不同。他自称国朝处士臣高巍，将事先拟好的书信送至燕府。
高巍冒死上书，忠勇可嘉，但形势并不因一介白发书生的雄辩可以逆转。燕王朱棣已从燕府一隅，发展至三十万众，不数月间攻占了北平、密云、永平，可谓所向披靡，而朝廷为避其锋，已将齐泰、黄子澄罢免。当此之时，什么“夷齐求仁让国之义” “篡夺嫡统之议”是不能打动朱棣之心的。
此后不久，李景隆也致书燕王请罢兵。其书今已不存，但从燕王的答书中，可看到朝廷的态度已经软化，且亦标榜守太祖朱元璋的遗训，要全宗亲骨肉大义，已从武力削藩变为笼络了。
从朝廷方面说，齐泰、黄子澄明罢暗用，高巍千里游说，李景隆投书燕王，都是为了使朱棣放松斗志，而实际却在集结力量以待决战。有湖广布政司左参议杨砥者，竟公然上书朝廷要求罢兵，说是“帝尧之德，始于九族。今宜敦睦诸藩，无自剪枝叶”。如此不识时务，当然遭到断然拒绝。杨砥本人也受到了安置辽东的处分。
从燕军方面看，起兵数日“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易若建瓴”“气势正盛”,更无罢兵之理。双方仍不可避免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在高巍使燕，燕王与李景隆调笔弄舌的同时，双方的军事活动仍在紧张地进行。在北平的东北面是辽东，西北面是大同，都是军事重镇。要保证北平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而专心南下，一定要先控制这两个地方。李景隆南遁，正是朱棣收拾地方巩固地盘的有利时机。他首先把目标投向辽东，当时驻守辽东的是吴高和杨文。
朱棣去掉吴高，用的是离间计。他写了两封信分别派人给二人送去。但他故意将二人的信交换了一下。给杨文的信，送给吴高，信中对杨文肆意毁辱。而给吴高的信，却送给杨文，信中对吴高极力赞美。二人接到信后，都把信上交给了朝廷。朝廷不辩真伪，不知是计，对吴高产生了怀疑。
结果，吴高的爵被削，还被遣往广西。只剩下杨文一将独守辽东。朱棣这一计，不仅拆除了杨文的掎角之势，而且弄得辽东军中人人互相怀疑。进退无据，不敢放心大胆地出战。辽东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大同了。
这时，传来消息，说李景隆在德州招兵买马，调集各处军马，以期明年大举。面对这种形势，燕军如何动作，燕王与诸将颇进行了一番讨论。有的将领认为李景隆即将来，燕军应当有所准备，不当离开北平。
朱棣则认为，李景隆既使要大举，也要等到明年春暖。燕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便会向李景隆求援，李景隆如果出援的话，他不耐严寒的南方士卒千里赴援，也必然疲惫而不堪战斗。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燕军便向大同进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燕军至广昌(今河北涞源),守将汤胜等献城投降。第二年(建文二年)正月初一，燕军来到蔚州城下。
守城指挥李诚，号称冲天李，从水沟出城见燕王，相约献城自效。李诚回城后，阴谋败露，被收下狱。城外军士迟迟不见动静未免攻城心切。朱棣也怕久滞坚城之下，兵钝威挫。燕军发现城外有旧筑敌台起楼，楼上厚架有飞桥跨接城上，而现在桥毁台存。燕军决定以这座旧敌台为隐蔽，向城上进攻。
朱棣下令各军用布囊，塞满雪土，从台上推下，待堆得与城同高时，便乘之入城。土袋垒得差不多的时候，燕军用霹雳车飞石轰击城墙，城墙震裂。这时城中守将王忠、李远等人决定举城投降。这样，燕王兵不血刃地把蔚州城拿下了。
二月初二，朱棣升投降的尉州卫指挥同知王忠、张远、李远为北平都指挥司都指挥佥事，令他们仍领本部精锐与燕军同攻大同。但朱棣并非对降将完全信任，升官重用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有以制驭。
朱棣命人将这些人的家属送至北平。名为优待，实际是拿他们做了人质。这种心照不宣而又无可奈何的做法，在封建的主仆之间是司空见惯的。
朱棣率大军西进，直指大同。大同是代王朱桂的封地。诸王被削，同病相怜。朱棣的上书，檄文动辄说朝廷戕残骨肉，未尝不是说给诸位亲王听。此前朱棣夺大宁，把宁王拉入军中，与之结成联盟。这次他西进大同，除了为解除后顾之忧外，当然也希望得到代王的响应。朱桂听说燕王西来，便欲起兵响应。但他早已受到当地守军都督陈质的控制，无法行动。燕军攻大同不克，而李景隆的援军又已西出紫荆关，向大同进发。前有坚城，外有援兵，燕军不得不从居庸关撤还北平。西进的计划失败了。
随着燕军的撤退，陈质旋即率师夺回了蔚州和广昌。李景隆军势甚盛，朱棣诫谕诸将坚守勿与战。而李景隆鉴于天气寒冷，此次出师的目的在于明春的大举，也便撤还德州。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朱棣也在为之做准备。除了上述与官军之间的舌争笔战外，朱棣还努力加强自己的实力。他进一步笼络蒙古首领，希望借助鞑军战胜官军。同时，仍然利用他长久镇守地方的影响，继续策反北平周围朝廷的文臣武将，使他们参加自己的营垒。蔚州的指挥王忠、李远便是这样的将领。
这时，保定的知府雒佥也叛降了燕军。燕藩的初胜，也使他成为那些不满朝廷的人的投奔之地。一些武臣在朝中犯法或者因涉嫌私通燕藩失掉了职务，都纷纷投入燕军。
兴兵征战，致天下不宁，而无数将士抛头洒血，军民难免有怨怼之情。再者，朱棣起兵，实早有预谋，此番大战实发端于朱棣欲篡夺皇位。朱棣的宣传把宣战之责推给朝廷，但天下耳目可欺、而天地鬼神之心不可欺，朱棣对此不能不心存畏惧。
朱棣为了收揽人心，也为了超度十余万将士的灵魂，缓天地鬼神之怒，二月三十日(乙丑),朱棣派第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祭阵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朱棣说： “天下将士，从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劳，以定天下。迩者奸臣驱其战斗，败死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深可哀悯。”
朱棣命收拾将士的骸骨，给予安葬，以免暴露山野。指挥耿孝等到郑村坝各战场所收达十余万具之多，将它们安葬于北山之原。各坟墓前都树立了简单的标志，还规定墓地内禁人樵牧，有发掘者，治以死罪。
那北山之原的新坟，远望如门钉鱼鳞之状。那一具具血肉之驱，曾经如生龙活虎。虽然今已睡卧黄沙，而白发红妆的思念能割得断吗?料峭的寒风吹散了缭绕的香烟，零落的纸钱随着黄沙飞舞。那高僧的抑扬的吟唱和朱棣假仁假义的铭辞，果然能为十余万鬼魂超度荐福吗?
朱棣很懂得宣传的作用。他要为自己开脱，他希望部将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一场新的大战正在紧张地准备。三月初一，朱棣集合兵马举行大阅，战旗一开，将会又有一批人尸抛山野，血洒黄沙，那悠悠的飘游之魂，何处又是他们的家乡。
这时，李景隆驻军德州，郭英、吴杰等人驻军真定，逐渐向北推进。经过数月的积聚，李景隆军势甚盛。建文帝欲壮军威、期在必胜，遣中官赐予李景隆以斧钺旗旄，军中得便宜行事。但小有不幸的是中官离京师渡江之时，正遇上大风，那一套钺斧旌旗却沉入水中。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但建文帝不以为然，再派中官北上，务将斧钺旗旄送至军中。李景隆得到朝廷的赏赐和特命，意气更加昂扬。
四月初二日，朱棣召集诸将，商议出兵迎敌。初五，朱棣带领诸将祀祭军牙六纛之神，准备出师。第二天大军出城南，驻于马驹桥。随即向武清进发。这时官军也在北进，两军相距不过百里之遥。十六日，燕军从武清派赴德州、真定侦察敌情的谍者回报说，李景隆军已过河间，前峰到达了白沟河，郭英已过了保定，拟于白沟河与李景隆合师北上。朱棣下令继续南下，师驻固安。
四月二十日，天气闷热，过早来临的暑气，使一切都显得有点沉重。燕军西渡拒马河，在苏家桥驻营。待营帐扎稳后，朱棣与诸将一起分析军情。
朱棣对丘福等人说： “李九江志大而无谋，自专而违众。郭英老迈退缩。平安刚愎自用不善听人之劝，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能，优柔寡断。数子皆匹夫，其来无能为也。唯恃其众尔。然众岂可恃也?人众多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前后不相救，左右不相应，徒多无益也。况贼将帅不专，而政令非一，纪律纵弛而分数不明。”
朱棣认为郑村坝之战，就是人多不一定可取胜的例子。
朱棣又说： “将者三军之司命也。将志衰则三军之勇不奋，而败迹形矣。其甲兵虽多，粮饷虽富，适足为吾之资耳。尔等但秣马砺兵，听吾指挥，举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谓，敌虽众可使无斗。又日，识众寡之用者胜。吾策之审矣。第患尔等过杀。当谨以为戒。”
入夜时分，忽然狂风大作，雷鸣闪电，大雨如注，丘垅中的雨水卷着黄泥，流满了沟沟濠濠。雨实在太大了，遍地的积水已无处宣泄，迅速上升，竟达三尺之深。坦**的原野，一时成了水乡泽国。
可怜数十万军士头顶大雨，脚踩黄汤，几乎化作鱼鳖，云低雨猛，植立于地上的刀枪，互相撞击噼噼啪啪，连弓弦也铮铮作响。已经入睡的朱棣，被大雨惊起，营帐内的积水已经过了卧榻，朱棣只好在榻上再叠放交床，坐以待旦。
因大雨迟误了战争的进程，这些雄师骁将可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和老天爷一争高低。二十四日，天气大晴，地上的积水也已经退去。被暴雨洗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在泥水中挣扎了几天的将士们终于可以舒服地呼吸了。
然而，在使人类为之慑服的大自然的神威暂时隐退之后，人类又恢复了他们自相残杀的本性。强敌在前，一刻都不能放松。造化施与人类的如此美妙的原野竟然要成为血腥的战场。
朱棣下令整顿军队，并带领诸将祭告天地。在朱棣虔诚地拈香施礼时，据说天上有神爵五色出现，飞驻于旗杆之首，祭祀的大礼完毕后渐向西北飘去。祭仪一完，诸将便抢先来向朱棣报告。
朱棣说：“此神灵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当然，朱棣与诸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雷雨中的刀枪放火而且铮然有声，也不知道那五色神爵其实是雨后云影雾光的变幻，但他们却同样希望自己确有神灵相助。他们不愿
揭破甚至是故意散布这无稽的神话，不如此便无以壮军威、定人心。
朱棣未必不信神，但他从战场形势判断，认为欲战胜官军必须占据白沟河上游的有利地势。才可收以顺击逆之效。白沟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它的上游正是西北方向，而这正与“神爵”所指之方向相合。于是，朱棣命令大军向西北循河而进。
朱棣先令百余骑向对岸发炮以造成主力打算在此渡河的假象，朱棣自己却率大军循河向西北进发。日当正午，燕军渡河。不料，官军在河对岸早已埋伏一支兵马，那是都督平安率领的万余骑兵。这平安是一员骁将，曾经随朱棣出塞扫除残元势力，因此对朱棣的用兵甚为了解。
李景隆派平安做先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棣见是平安，不免对这位往日的部下有几分轻蔑。他说： “平安竖子，往从我出师塞北，频见吾用兵，故为先锋。”平安的出现，迫使朱棣改变老一套的打法。他声称“用兵机变，神妙莫测”,并表示“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胆俱丧，不知所生”。
平安挺矛率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也勇猛异常，燕军先锋大败，死伤很大，被迫退却。燕军中有一内官名叫狗儿，英勇善战，这时见到燕军败阵，便率领千户华聚迎战冲过河来的官军。百户谷允冲入敌阵，连续斩杀七人，朱棣亲自率军突出敌后，对平安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燕军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时李景隆、胡观、郭英、吴杰等合军一处，号称百万列阵以待。朱棣麾师与官军展开一场鏖战。天色渐渐昏黑。只有官军预先暗藏在地的火器一窝蜂揣马舟时时放出闪烁的火光。一窝蜂，其状有如鸟铳之铁干而稍短稍粗，可容弹百枚。
点燃火药后，百弹齐发，声如蜂鸣，远去四五里，所中人马皆穿。一窝蜂以皮条缀之，一人可随身携带而走，战时以小铁足架于地上，其首稍昂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固定于地。一窝蜂也可以置于双轮木车之上，进退自如，实为攻守之利器。
虽然燕军作战英勇，但也无法抵挡官军火器的凶猛，燕师死伤甚众。双方战至深夜，各自回营。朱棣在混乱之中竟找不到行营所在，只有三人跟随左右。朱棣听到水声，下马察看河水流向，以辨东西，判断营帐在上流，仓促渡河而去。朱棣摆脱了官军，又陆续有三四名走散的骑士加入了他们回营的行列。朱棣追上大军，命令就于白沟河北扎营，秣马蓐食，静待天亮渡河再战。
连日操劳，朱棣顿感身心疲惫，他进入营帐，解去铠甲，躺在卧榻上仍筹划着明天的战斗。朱棣步出帐外，环顾四野，遍地都是燕军官兵。行灶中闪动着火光，营帐上缭绕着炊烟。这时燕军骑兵有十余万之众，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六十余万的强敌。所幸的是官军多是久不临战的士兵，李景隆又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平庸之帅。
燕军大多久驻边塞，不少将士曾随朱棣北征，特别是燕军中有一些能征贯战善于骑射的蒙古将士，朱棣待之不薄，倚之甚重，他们也甘愿为朱棣效力。胜败之算是没有把握的，但朱棣相信自己的将士，更相信自己的坚毅。仰望星空，繁星满天，那迟到的下弦弯月，刚刚爬上东天，好似注目着人世间的明争暗斗，巨变兴衰。
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的百姓早弃家逃散，夜已渐深，将士们也都逐渐睡去了，四野一片死寂，霎时间，仿佛一切都睡了。朱棣也返回了营帐。担任宿卫的除了原有的亲兵外，还有刚刚从官军投降来的蒙古骑士三百人。朱棣为表示不疑，就给了他们担任宿卫这样的殊荣。蒙古骑士们也因此对朱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天刚破晓，朱棣便传令集合队伍准备渡河。他找遍营帐内外，却不见了昨天归降的那些蒙古骑兵。一问，才知道是被燕军中的胡骑指挥省吉杀了。
原来昨夜朱棣刚入睡，省吉就让他们解甲释兵而休，接着就把他们都杀了。省吉说是怕这些降人乘夜生变。朱棣不禁大怒，他说： “彼既来降，当诚心受之，岂可纵杀!借疑其不诚，必杀其众然后已，且人众，又岂能尽杀!昔李广杀降，终不封侯，尔之功名，由此不显矣。”
朱棣擢谷允为指挥，以奖励他临阵的勇敢，他又重新部署了队伍，令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令丘福将骑兵继之。天亮时，燕军已全部渡过了白沟河。
官军准备得更为充分，早已列阵以待，军伍黑压压一片，绵延数十里。他们没有连夜渡河跋涉之苦，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朱棣告诫中军张玉、左军朱能等人，一定要先摧官军之锋，然后马步齐进。官军首先出战的是瞿能、瞿良材父子。瞿能是合肥人，其父瞿通在洪武年间逐渐做到都督佥事，后来这官职便由瞿能继承。
瞿能是一员骁将，曾作为四川都指挥使随蓝玉出大渡河攻打西番立有战功，又曾担任副总兵讨伐建昌月鲁帖木儿的叛乱，破敌于双狼寨。燕王起兵后，成为李景隆麾下的一员干将。此前攻北平，不幸遭李景隆之忌，李景隆命其候大军同进，致使功败垂成。瞿能尝以为恨。如今再赴战场，瞿能决心大败燕军。他们率兵直捣燕军房宽之阵。平安率兵从旁侧应。房宽哪里是瞿能的对手，一交锋便被杀得大败，数百人被擒杀。燕将张玉见房宽惨败，面有惧色。
朱棣振奋精神，鼓励将士说： “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令丘福等以万骑，冲官军中坚，官军不为所动。于是，朱棣率精锐数千人突入官军左掖，高煦与张玉全军齐进。突然，燕军阵后尘起，李景隆军抄燕军阵后杀来。朱棣以七骑迎敌而敌军竟有三万之众，朱棣连杀数人便驳马而还，须臾又驰入敌阵。左右见朱棣如此且进且退，便说： “敌众我寡，难与交持，宜就大军以并力击之。”
朱棣说： “此贼奇兵，精锐尽在此，故吾独当之，以沮其势，使诸将得以致力于贼众。若我就大军，彼以合力，形势相悬，数倍我众，殆难破矣。”于是复战不已。朱棣深谙兵法之妙，他以小股精骑，牵制敌人大批人马，因而使诸将得以力战，造成局部的以多制少之势。如果朱棣与诸将合流，官军亦合而击之，燕军人少，则难以制胜了。朱棣智虑绝人，而勇武尤其可嘉。
官军手持弓箭者，把目标皆锁定朱棣，纷纷发箭。朱棣且战且退，所骑战马接连受伤，先后换了三匹战马，朱棣自身带箭三服都射尽了，便拔剑来击挡涌来的官军，而剑锋又被砍折。在官军逼迫之下，朱棣连连退却，却又被阻于河堤。这时瞿能挥刀杀来，眼看就要追上朱棣，朱棣慌忙跳下战马，急走登堤，紧急中假装挥鞭，好像在召唤堤后的伏兵。
李景隆军见状疑有伏兵，不敢上堤追击。倏忽间，朱棣又上马执兵冲入阵中。官军平安，善使枪刀，所向无敌。燕将陈亨、徐忠都已受伤。徐忠两指被砍断，尚有皮肉与手相连，他便自己把它们拽下来抛掉，撕下一块战旗，裹上伤口再战。
朱高煦见到朱棣这边军情危急，率精骑千余人前来解救，朱棣一见，大喜过望，说： “吾战疲矣，尔进击贼。”朱高煦的助战使得燕军形势有所好转。薄暮时分，瞿能率铁骑奋勇杀出，大呼灭燕。燕军骑兵百余骑被斩杀，面对官军的凌厉攻势，燕军几乎无法阻挡，皆惊惧失色。
此时燕军正是惊惧之态，忽然刮起一股旋风，官军将旗被狂风吹断，军阵顿乱。朱棣见有机可乘，就亲率劲骑绕至敌后，与朱高煦合兵，乘风纵火杀敌，烟焰涨天，官军大败。瞿能、瞿良材战殁，俞通渊、膝聚也相继战死。
有位王指挥，本是临淮人，常骑小马，军中呼为“小马王”,战斗中被重创，他脱去身上的甲胄，交给身边的仆从，说： “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立马植戈而死。
郭英向西退却，李景隆向南逃去，辎重牛马，迤逦逶弃。燕军追至雄县革华上月漾桥而还。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断戟残兵，伏尸累累，鲜血染红了河水。这一战官军被杀或溺河而死的达数万之多，战事惨烈异常。
李景隆退走德州，燕军乘胜南下，李景隆取道济南。五月初九，燕王命都督陈亨、都指挥张信进入德州城，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收获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