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宫廷中的帝王子孙一定是很幸福的。其实并不是这样，除了锦衣玉食，他们并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要循规蹈矩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脸上还要挂着一丝不苟的表情。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地诵读儒家经典；他们偶尔外出郊游才能亲眼目睹到一些民间生活情趣。

每当他的皇帝老子要举行大祭时，朱棣和他的弟兄们都要随之去助祭。例如，郊祭，即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谒庙，即谒祭太庙；此外还有正月初一和冬至举行的大型朝贺，他们都要参加。起初，朱棣和他的小弟兄们在服饰上与长兄没什么区别，都要“服况冕”。冕：五彩、九旒；衣五章，裳四章。即帽子有五种颜色，九条飘带。衣是指上身服饰， “五章”也就是五彩，即五种颜色；裳是下身服饰，有四种颜色。这是在最隆重场合穿的最庄重的服饰。

要是到了像初一、十五之类的朝见，则都穿“皮弁服”。各种祭仪和朝见成了朱棣众弟兄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场合都要规规矩矩，虽然都还年龄小，但绝不允许嘻嘻哈哈。第一次可能还觉得挺新鲜，但时间一久，其枯燥乏味是可以想见的。

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儒家经典。朱元璋年轻时没机会上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儿文化，当他亲自撰写诏敕或什么祭文时，语句都是似通非通的。他为徐达墓撰写的碑文，谁也断不开句。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为憾事。所以，他十分关注对孩子们的教育。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

朱元璋还找来一些才华出众的青年，让他们为朱棣弟兄们伴读。师父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宋濂了。宋濂前后十几年，向他们讲解“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特别是讲到历代兴亡事迹时，都要详细说明某事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洪武二年(1369)四月，朱元璋又命心腹谋臣孔克仁等人“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新来的这些外廷功臣子弟，可能会给朱棣兄弟们带来些新鲜空气。

至于如何教育这些皇子们，朱元璋对儒臣们提出了他的教育方针：“譬如一块精金，要找高明工匠打造；有一块美玉，也要有好玉匠才能成器。有好子弟，不求名师，岂不是爱子弟还不如爱金玉吗?好师父要作出好榜样，因材施教，培养出人才来。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理国家的，各功臣子弟也要做官办事。教育他们的方法，最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都能办好；心不正，各种邪欲都来了，这是最要不得的。要教他们切实

的学问，用不着像一般文士那样，只是会记诵辞章，没一点儿好处。"

朱元璋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他说出的话还是在理的。因为太子是他的接班人，他对太子的教育特别关注。有一次，他对殿中传御史郭渊文等人说： “这些孩子们的文章还做得差不多，只是对太子来说，重在端正他的心术，不要流于浮躁。”在朱元璋看来，学问重要，德行更重要。为此，他还特意找了一些品行端庄的文士，让他们当皇子们的宾客和谕德，随时随地向皇子们进行说教。

朱棣兄弟们不但要接受师父们的教育，还要随时接受朱元璋的训诫。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宫，趁朱棣兄弟们都在跟前，便指着宫中的一片空闲地对他们说： “这里并不是不可以建亭台楼榭，作为游玩场所，只是不忍心多费民财罢了。"

朱棣从他父皇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

洪武九年(1376),朱棣已是十七岁的英俊青年，他的父皇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他感到有必要让皇子们体验一下民间生活。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父皇小时候为大户人家放牛放羊的地方，这里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

在这里，朱棣仿佛看到他的父皇小时候是怎样受苦受难，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他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 “民间细事，无不究知”。朱棣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征北战，不畏塞外风寒，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朱棣的长兄朱标，在南京一带是出了名的大头太子，还是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立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于南郊，在效坛南边正式登基称帝。他追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当时朱棣兄弟们都在场，他们还要按照事前的安排，由他们的二哥代表众兄弟向大哥祝贺。自此，朱棣这些小兄弟都要尊称长兄为殿下，他们虽然都贵为皇子，年龄也差不了几岁，但从此以后就有了身份尊卑的差别。

朱元璋认为，元朝经常发生宫廷变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因此他一称帝就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掀起之时，元王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故此，洪武三年(1370)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即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说是“遵古先哲王之制”,且看看古代帝王是怎样搞分封的，看看朱元璋又有哪些损益。

朱元璋认为，还是汉代的分封办法比较好，使封国和郡县相间，便于监视。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分封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对朱棣本人，而且对有明朝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士都超过此数。

对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已看出，但说出来的人很少，是取明哲保身之策。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说得最直率的大概就是那个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叶伯巨上书言事，说明太祖“太过者三”,第一条就是“分封太侈”。

朱元璋见了叶伯巨的上书大怒，觉得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决定亲手除之，叶伯巨为此事死在狱中。

朱棣在就藩燕京以前，朱元璋还为其完婚，妻子就是中山王徐达的大女儿。朱元璋听说她“贞静，好读书”,被人称为“女诸生”,就把徐达找来说：“你我是布衣之交。古代君臣相契的常结为婚姻，你的长女就嫁给我的四子朱棣吧。”徐达自然是满口答应，还要叩头谢恩。

徐氏于洪武九年(1376)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就成了亲。这时朱棣十八岁，徐妃十六岁。美貌贤淑的徐妃，后来成了朱棣打天下、治理天下的得力内助。

洪武十三年(1380)春，朱棣从凤阳回到南京，受命就藩北平。他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其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亚天子一等”,其他诸王都是如此。为了这件事，朱元璋还曾特地告谕诸王，要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因燕王府邸是元朝旧宫，不需要新建，他们新建的府邸则都要按规定办事。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燕王寄有特别的厚望。北平是元朝都城，位置险要。燕王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就藩时间还早于燕王两年，都没让他们去北平，而是把北平留给了燕王，其中似乎存有深意。

从朱元璋为诸王选的妃子来看，燕王妃是明王朝第一功臣徐达的长女，而这种婚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在这一点上其他诸子也是比不上的。这对朱棣以后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时的燕王已是二十一岁的英俊青年。他没有留恋南国的美丽景色，而毅然面对北国风寒。他率数千护卫，浩浩****地奔赴北平，满怀着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踏上了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朱棣的青少年时代是起伏动**逐渐走向安定的时代，这段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朱棣后来的处世态度和生活道路。

朱棣出生于刀兵四起的年代，就在他出生那一年，陈友谅进犯应天，一些将领甚至要弃城逃跑。年龄稍大一点儿，他就知道了一些家世的情况。他的爷爷、奶奶都是挨饿死的，死时甚至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幸亏一个邻居发了慈悲，才有了一个葬身之地。

那时北方土地大半荒芜，到处“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很多地方的民户“亡绝过半”。朱棣称帝后还常说到农民的艰难，这使得他知道爱惜民力，役民以时，称帝后一度与民休息。朱棣称帝期间，勤勤恳恳，极力要建立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朱元璋称帝之时，朱棣已九岁了，后来长期生活在宫廷中，他亲眼看到，他的父皇为治理这个国家是如何呕心沥血的。朱元璋在临死前的遗嘱中说，自己当了三十一年皇帝，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八个字实在是他辛勤一生的写照。对这些，朱棣都是亲眼看到的。

从历史上看，后世皇帝大都不如创业皇帝勤于政事，生活条件一优越，惰性便日益增长，懒于理事，耽于享乐。但朱棣不是这样，他继承了父皇的这种好作风，自己称帝后也是那样日夜操劳，使明王朝在永乐年间出现了少有的盛世景况。

朱棣就藩在北平，这是块形胜之地。金和元两朝都在这里建都，旧时宫殿尚存。燕王府邸就在元朝旧宫，虽然有点破旧，但依然保持着旧时帝王的规制。仅此一点就是其他藩王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旧时帝王宫殿，而在于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元朝时，北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王朝。

元朝定都于北京(那时称作“大都”),不只是因为蒙古民族兴起于漠北，也不是简单地继承金朝旧都，而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必然结果。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联系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枢纽，也是联系南北各族人民的纽带。另外，北京形势险要，它的东南面是广阔无垠的平原，西边是蜿蜒起伏的山峰，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直到山海关外。山间的地势显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成为联结塞外和东北地区的咽喉。

这种无可代替的优越地理位置，对朱棣日后施展他的远大抱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

朱棣知道父皇那种暴虐的脾气，也明白皇太子和众藩王间那种表面和气，内存危疑的复杂关系。他需要谨慎小心，要做一个胜任的藩王，要讨得父皇的欢心。

朱棣除了小心翼翼料理藩府诸事外还不断四处巡视，了解山川形势，体察民间疾苦。他为了日后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他知道赢得民心的重要。

他并没有耽溺于享乐，而是处处留心民事，为自己日后有所作为做准备。朱棣心里十分清楚，他必须极力讨得父皇的赏识。他们虽是父子，但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冷酷无情。朱元璋一句话可以将他废掉，同时，一句话也可以使他高升。

朱棣知道，父皇小时候受苦受难，当皇帝后一直提倡节俭，不喜欢奇珍异宝之类的奢靡之物。因此，他就不用这些东西来孝敬父皇，而是把能代表岁谷丰登的东西报送给朝廷。这样做果然奏效，朱元璋就喜欢这些东西。

从燕王和他众兄弟的表现来看，可以看出燕王是较出色的一个。其他的藩王都不大争气。燕王的二哥秦王朱横，因行为多有过失，屡次遭到朱元璋训斥。后来朱元璋把他召到京师，准备废掉他。只是由于皇太子朱标多方劝解，才未被废黜。

秦王死后，朱元璋在颁赐的谥册中说： “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燕王的三哥晋王朱榈，就藩于太原，他在就藩途中就把膳夫鞭打了一顿。为此，朱元璋颁手书将其训斥一顿。晋王性情骄纵，“在国多不法”。有人告发他有篡位的“异谋”,朱元璋打算对他严加治罪，也是因皇太子劝解， “力救得免”。

此时的朱棣虽然还没有更多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但与之相比，他确实是众兄弟中十分优秀的一位。他的兄弟们有的沉溺酒色，耽于享乐，有的舞枪弄棍，不时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有的喜欢吟诗作赋，那就算好些的了。有的藩王低级下流，经常带几个随从驰逐郊外，有时抓住几个男女，剥光了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取乐。有的藩王为了长生不死，就和一些方士混在一起，吃丹药。比起他的众兄弟们来，燕王朱棣显然是其中一个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