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瑞斯是纽约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她有一张清秀的脸庞，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美丽端庄的少女，却让人很难一下子就留意到她，因为她总是独来独往，在人群中也显得十分沉默、畏缩。上课发言的时候，她会显得特别紧张，双手微微颤抖，说话也不连贯，让听的人总是揪着心。

教授心理学课程的老师注意到了她不同常人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于是邀请格瑞斯一起享用下午茶。老师发现，格瑞斯有着非常要强的心态，她来自一个偏僻的农场，从小父母都对她十分严格，因为家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如果她与农场里的那些父母口中的“野孩子”一起玩，那么等待她的将是严酷的惩罚。久而久之，她也习惯了按照父母的要求去生活。

然而，井然有序的生活在她考上大学后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她陷入痛苦的失眠中无法自拔。在之后的几次谈心中，老师了解到格瑞斯在一次郊游时认识了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工程师，他们聊得很开心，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错，据格瑞斯后来所说：“我当时肯定昏了头了！”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后来也都是她主动联系对方。当男孩表示，希望能使他们的关系确定为男女朋友时，格瑞斯才如梦初醒一般，冲动地拒绝了男孩。

接下来的日子里，格瑞斯觉得自己每天都喘不过气来，焦虑、后悔、无助充斥着她的大脑。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应该把握住这个生命中第一次出现的好男孩，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应该按照父母叮嘱自己的那样，千万不能在读书时谈恋爱。

格瑞斯说：“一开始，我也会向同学诉苦，寻求帮助。可是我很快又觉得自己打扰了周围人的生活，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这样，曾经优秀、好强的格瑞斯不见了，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分析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她不想再参加任何一次考试，她对读书感到厌倦。

心理老师发现，格瑞斯经常提到自己的父亲，看得出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她经常被告知，自己要懂得回报，因为家里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让她出人头地。她告诉自己必须成绩优秀，在大学不交男朋友，不做任何令父亲不高兴和丢脸的事，否则她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所以，当许许多多超越了父亲规定的事情发生之后，她内在的认知与外界的知觉不再平衡，焦虑也接踵而来。伴随着不断的焦虑，她日渐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和思想的有效控制，对担忧本身充满了担忧，陷入恶性循环。

格瑞斯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许多人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逼”出来的。这类人大多都有这样一种观念：人生的价值在于使别人满意。这样的观念必然会与他们实际的生长、发展愿望发生冲突。就像格瑞斯那样，在从小形成的严厉管束中，她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自己的想法与父亲的寄望之间的冲突。因此，她只能通过不断压抑、伤害自己换取内心的平衡。

理性抉择是如何战胜真实意愿的？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哈佛大学。普鸣教授的古典中国道德和政治理论课再一次人满为患，尽管课堂已经被转移到了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剧院。这门课是哈佛大学第三大受欢迎课程，而普鸣教授更是大胆承诺：“本课会改变你的人生。”这门课的主旨其实很简单——教会学生们如何更好地生活。普鸣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自己被迫走上通往某种职业的道路”，他观察到，学生们大多在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来规划选课和参与课外活动。

“太过理性可能会让你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是普鸣教授的肺腑之言。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过于精细，那么那些平常生活中真正能激励和启发自己的事物就不再被人们注意，而这些事物往往才是获得真正美满且充实的生活的源泉。普鸣教授希望自己开设的这门课，可以让学生们意识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自我封闭往往是因为我们囿于所谓的“理性抉择”，这种理性意味着压抑、逼迫、不自由。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能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的反应和决定，将内心的本能直觉(“我想要”)和头脑的理性思考(“我应该”)有机结合。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脑部扫描显示，真正让我们做出决策的，不是我们的理性逻辑分析，而是我们对身边情绪和情况的直觉感知。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拉夫朗斯发现，仅在4毫秒的时间内看一张笑脸，就足以让我们有个微小的情绪**。

理清情感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进行心理疗愈前必须了解的问题。当人们听到一段悦耳的音乐而感到舒畅，看到一段残酷可怕的电视节目而恐惧时，我们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情绪与情感反应；当人们思索如何尽快做完领导交代的工作，或考虑家里应不应该养一只狗时，我们就会说人们正在思考。通常思维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可是一般人往往只习惯于描述自己的情感，是喜或悲，是生气或不高兴，是恨或爱等，却忽略了思维过程。而事实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主要是被某种观念或思维所操纵。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情绪并不仅仅受到负面事件本身的影响，而更大程度决定于我们如何去思考它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将理性思维合理运用于情绪控制中，将会十分有助于驱逐焦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