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周立太出生于重庆市开县五通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

1974年到西藏参军；1979年1月复员回到开县务农；1980年到湖南省安乡县安尤砖瓦厂打工至1983年，在打工期间自学法律；1983年1月份回到开县从事法律服务工作；1986年参加全国律师统考，取得律师资格，从此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学成才的打工律师，在深圳，他被称为“周青天”，有媒体评估他的名字如今价值1000万元，“周立太”三个字还被《新周刊》称为“七个最具成长性的个人品牌”之一。

“周立太”三个字凭什么价值1000万元？

周立太的回答是：“兑现我的承诺，为雇主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在沿海一带划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其中，广东省深圳市是当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由于当时的中国正由贫困走向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光是经济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国家的法制建设均处于一个起步的初期，加之引进外资后也带进了一些外来的思想潮流，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管理还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造成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时常会受到侵犯。

与此同时，在重庆开县，困扰律师周立太的问题是，法律服务人员，特别是律师也越来越多，如何才能从无数律师中脱颖而出呢？

1996年，重庆市开县南门镇的徐志坚夫妇在深圳龙岗的一个玩具厂工作，在下班时间死于交通事故。看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场景，听着死者父亲的苦苦哀求，一向以维护弱者权益为己任的周立太决定动身前往深圳，为自己的乡亲讨个公道。

经过三个月的煎熬，赔偿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在周立太的帮助下，死者家属获得香港肇事车主赔偿13万元，社保局和厂方赔了20多万元，总计30多万元。周立太为此也开创了在深圳特区工伤和交通赔偿“双赔”的先河。

这个案件对周立太的触动非常大，同时也让他了解到打工群体对法律的需求也相当大。这个案件还让周立太对自己的定位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此，他走上了为农民工维权的道路。这种独特的定位为“打工律师”周立太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个人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个人品牌定位的角度来说，周立太看到了市场的空缺，采取的是“雇主群体定位”和“市场空当定位”相结合的办法，把自己的律师服务工作重点定位到打工者群体上来。深圳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全国各地大量的打工仔在这20年中如潮水一样涌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客户群体”。

定位于为打工者服务，也符合周立太的个人条件。周立太出生在农村，当过兵，打过工，他了解打工者在打工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更关键的是，他对打工者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

周立太曾说：“我在十多年前也是一名打工仔，在湖南一个县砖瓦厂挑砖背瓦，一个月赚25元。在砖瓦厂打工的这段经历给了我很深的刺激。工友们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经常不能如期拿到那份微薄的工资。于是便有人铤而走险，致使小小的砖瓦厂中常常上演棍棒、砖头乱舞的悲剧。我就想，难道不能用一种正当的手段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吗？”

有了独特的个人品牌定位，个人品牌不一定就能马上得到社会的承认，还必须兑现品牌的承诺。这个品牌承诺，对于周立太来说就是要维护委托人（即他的雇主）的权益，为他们打赢官司。

自1996年5月1日起至今，周立太已先后受理遍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0件涉及劳工维权的案件，通过这一系列案件的仲裁、诉讼活动，促进了深圳及其他诸多地方的立法完善和执法规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广大劳工的合法权益。

在办案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周立太戏称“本人既招人爱、又招人恨”。

周立太多年来办理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弱势群体的案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南方周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凤凰卫视等国内外500余家新闻媒体做过2000多余次报道，周立太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评为2000年、2001年十大新闻人物及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2004年又被司法部评为第二届法律援助先进个人，还被中国残联评为残疾维权先进个人、“公益之星”。

周立太的出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周立太则说：“周立太现象是不正常现象，周立太的出名是社会的悲哀，是因为断手的悲哀。”

周立太说：“由于我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在案源、办事甚至社会公信力等方面都有许多优势。”

一方面也许是对于周立太所代的案件本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也许是根本无法在周立太的强势个人影响力下分到一杯羹，所以，一直没有出现第二个“周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