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林肯说“世人都喜欢赞扬”，但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因种种原因谁都难免一辈子不受批评。这样，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对待批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意思是说，特苦的药往往是最好的药，它虽然味苦，但有利于治病，别人的忠言也许有些逆耳，却有利于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别人的批评就是苦味的良药，逆耳的忠言，我们千万不可小觑。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不仅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襟怀，还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处世原则和综合素养。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接纳了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沈从文等四方宾客云集昆明，昆明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文化盛宴，昆明的文化对中国科学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来昆明的众多宾客中，有一位宾客不被云南人所欢迎，他就是被施蛰存称之为“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他是山东利津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于清华大学，1936年留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秋到昆明经人介绍到云南大学任教。李长之是个才子，一天可写一万五千字左右的长文，外加两篇随笔，其专著有获学术界高度评价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批判精神》等。年少气盛的李长之在来昆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是因其写了一篇短文《昆明杂记》。《昆明杂记》在学术界一登台亮相，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轩然大波，昆明人在《昆明杂记》中根本找不到恭维、夸耀昆明人如何热情好客和云南民族文化如何丰富多彩的字眼，也找不到赞美昆明的气候如何好的文字，《昆明杂记》对昆明提出了指责和严厉的批评。《昆明杂记》惹得云南人大为光火，“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公署欲请去谈话”。当时昆明大小报纸对李长之群起而攻之，“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三十六计走为上，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的才子李长之不得不逃之夭夭。

时隔数年，余斌先生在《西南联大在蒙自》中对李长之事件的看法是：“李长之尽管恃才傲物，话说得偏激一些，虽有了偏概全之嫌，倒也非凭空捏造，昆明人那时不知为什么竞有点儿反应过度。”曾在李长之事件期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楚光南先生后来也针对“李长之事件”在《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中写道：“来到云南的学者名流，对于云南的批评，总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维，如云南天时气候如何，人民性质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之类，照他们说来，云南真好得像天堂一样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云南固有得天独厚之处，也有许多不足。真有自尊与自信者，就不应讳疾忌医，害怕批评，哪怕批评很严厉，有些过火”。针对当时云南人喜欢恭维和赞美，不喜欢批评的现状，楚光南先生还在其论著中写道：“那只是反映了云南社会落后、幼稚、无知，才有着这种需要，需要表面的恭维，无论真也好，假意也好，至少反映了云南还不能容纳真实的批评，至诚的谏诤，无论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也就是云南还没有对人尊重和对学术宽容的雅量”。著有《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的余斌先生，对当时云南人爱听恭维，也很有感触地说：“你爱夸耀云南是什么什么王国，人家就送你一项又一项‘王国’的金冠，你说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人家就说确实丰富多彩。但你能听懂人家的话背后的意思吗？这王国那王国，不就是些资源吗？所谓丰富多彩，不就是色彩斑斓下面的落后吗？”余斌先生虽然已经透过恭维这一表面现象看到了恭维后面所暗藏的是侮辱和欺骗，但令人遗憾的是，李长之已“被云南人驱逐出境”了。

其实，批评和表扬一样，是使人健康成长、获得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表扬能给人以鼓舞，也能使人飘飘然；批评使人一时受挫，但更能使人体会到跌跤的滋味，在清醒和自省中成熟。陈毅同志说：“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可以这么说，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爱，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爱，“小批评小进步，大批评大进步，不批评就退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得到他人的批评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他人对你寄予厚望，他人的“逆耳忠言”，无非是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从批评者的角度讲，真正要做到“拉下脸”去批评一个人、批评一件事，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心怀坦**的人，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是你人生中的良师和益友。因此，我们必须真诚欢迎，不能虚以应付。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臻于犯错误。”因此，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怎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问题。批评就好比医生给病人治病，是针对人们思、言、行上存在的“病灶”进行的，目的是要把病治好。有缺点毛病的人受到批评后，就会在思想上引起震动，促其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改掉毛病，进而变成一个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有了过错，受到批评甚至处分后，不要一蹶不振，要用自己的善意对待别人的批评，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从错误中接受教训，重新振作精神，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生活、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