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工作分类方法形成之前，我们仍会继续进入到一个经济体中，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寻找固定工资的工作。通常，由大型机构雇主提供或担保的重要劳动保护措施，比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带薪假期、稳定收入，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需要寻求其他的来源。这个挑战由参议员马克·华纳在其关于兼职经济的专栏中进行了归纳，我在第7章中也引用到了：“所以这些劳动者，即使他们做得很好，也在走钢丝，而且没有安全网。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直到它被改变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是可以将账单交到纳税人手里的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需要开始面对一些困难的政策问题。”

2015年10月，一群背景各异的人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信中提议向分享经济工作者提供便携式福利待遇。这个群体的领头人包括：分享经济集体行动平台Peers的联合创始人娜塔莉·福斯特，前白宫高级顾问格雷格·纳尔逊（Greg Nelson），企业社会责任专家、自由职业者利比·雷德（Libby Reder），以及前麦肯锡顾问莱尼·门多萨（Lenny Mendoza）。我也是签署人之一，其他还包括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资源的非营利性协会Freelancers Union的创始人萨拉·霍洛维茨和美国劳动者权益网站coworker.org的创始人米歇尔·米勒，我在第7章中曾提到过这两位。

还有其他40位左右的首批签署人，包括Etsy的首席执行官查德·迪克森（Chad Dickerson），Handy的首席执行官奥辛·罕拉汉（Oisin Hanrahan）和Instacart的首席执行官阿普瓦·麦赫塔（Apoorva Mehta），Lyft的董事长约翰·齐默及其首席执行官洛根·格林，硅谷明星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颇具影响力的劳工组织者和前工会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风险资本家布拉德·博哈姆、西蒙·罗斯曼和亨特·沃克（Hunter Walk），还包括阿斯彭研究所、罗斯福研究所、未来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些教授。

这封信设定了许多原则来指导创建这些便携式福利。其中包括对模型的要求：

（1）独立：任何劳动者都应该作为一个个体来获得某些基本的保护，无论他们从何处获得收入来源。

（2）便携性：劳动者在出入各种工作场景时都应该获得福利和保护。

（3）通用：所有劳动者不管其就业状况如何，都应该获得一系列基本的福利待遇。

（4）支持创新：企业应该不管他们所用劳动者的种类，都要去探索和试点保障网。

这些简单又直观的原则勾画出了一个综合概念，其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为实现此愿景而需要进行的立法行动和监管改革指出了一个强大的未来。

然而，这个印象虽然引人注目，但并没有解决这个保障网的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像在1997年创立了Freelancers Union的萨拉·霍洛维茨等行动者，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职业者自筹福利基金的解决方案。很自然，可以看出该融资模式可能取决于自由职业者有多依赖他们的自由职业谋生。莎拉自己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自由职业的定义有很多种：虽然她估计自由职业者2015年的人次非常惊人地达到了5300万，在美国大约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兼职族”，或通过自由职业为全职工作增加收入的人；而还有280万人是拥有雇员的小企业主，但他们仍被认为是自由职业者。[84]

我于2014年在《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筹集这些新的对社会有益的资本时将面临重大挑战。要打破保障体系与全职工作的必然联系，甚至在许多由国家支付保障费用的国家里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比如采用了通常被称为“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北欧国家。在另一些国家将存在更大的挑战，如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里大型机构雇主需要提供更大规模的劳动者福利。

尽管在将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国家（人口少于600万，比如丹麦）的解决方案向更大的国家（人口超过3000万，比如美国）推进时面临明显的挑战，它仍然建设性地提出了北欧模式的一个特别关注点，即弹性保障（Flexicurity），这是一个由“灵活”（flexible）和“保障”（security）组成的合成词。这个模型提出的劳动政策允许双方在合同和就业流动形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积极主动的职业培训计划来实现；它能确保人们在工作转换期间的收入稳定。从历史平均收入水平来看，这个简单的发展可以减少数周或数月之内的收入波动。

在这个思路下，一个更有力的可行性存在于另一个想法，即由政府来担保固定的月收入。虽然这想法似乎非常极端，但它的拥趸包括社会企业家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在其《所有人的自由和红利》（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的书中讨论了对基本收入的普遍愿望。还有联合广场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家阿尔伯特·温格，他在2014年11月纽约的TEDx上谈到基本收入说。在劳伦·斯迈利（Lauren Smiley）发布于娱乐媒介上的名为《硅谷的基本收入》（Silicon Valley’s Basic Income Bromance）的文章中，讨论了在科技行业中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中对基本收入的支持的不同原因。

基本收入的基本理念很简单。在一个国家里，每个适龄劳动者每月都会从政府得到收入，没有附加条件。虽然看似激进，但它比人们想象的更接近现实。事实上，瑞士于2016年举行了一个关于创立一个3万法郎（比3万美元高一点）的年收入制度的全民公投。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赫·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另一个概念中，基本收入不是免费的，但将从一个系统中产生，这个系统下公民交替从事有偿工作和“公民劳动”。

而这种社会保障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在于，担心它会降低人们工作的动力。然而，我们从之前的实验中得到的一点证据却证明并非如此。1974年，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多芬镇进行了一项实验：在5年中向30%的城镇人口发放最低收入。对（三个实验区域）的劳动者的最低收入降低35%~75%，因此得出不同保障收入水平对寻求就业的结构性抑制作用。尽管有这样的设计，正如经济学家伊夫林·福尔热（Evelyn Forget）的一项研究中报道的，“实验”组（30%得到最低收入的人）中寻求就业的人的比例下降相对较小（1%的男性、5%的未婚女性、3%为已婚女性），而福尔热进一步报告，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劳动力输出带来的损失。

在纽约最近一次由娜塔莉·福斯特主持的小组讨论上，温格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为例，认为每月收入1000美元，其花费占美国GDP的比例不到20%。除了激励效应，显然获得基本收入的关键挑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特别是如何启动基金。

与此同时，有先例表明，将市场纳入的妥协方案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例如，由于企业养老金计划在美国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减少，退休储蓄401（k）计划及相关保障计划已经发展起来以补充退休计划。这些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个人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存放起来，企业补充一部分，然后政府提供税收减免。我不是说401（k）计划就会解决每个人的退休问题，只是说这些计划代表了一个在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模型，一个对雇主提供福利的替代选择。我们可以寻求在保障体系的其他区域内创建起类似的结构。

参议员华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混合模型，即“时间”银行，通过它将创立为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提供福利的底层基础设施。正如华纳描述的，它“被建筑行业使用了60年，管理一系列承包人成员的福利。它也可以部分是由消费者驱动的——允许消费者指定一部分款项进入一个资助劳动者的基金”。Turo创始人之一谢尔比·克拉克（Shelby Clark），同时也是Peers.org截至2015年的执行董事，他提出这样一个模型需要有三个特点：自由选择（劳动者可以脱离雇主独立选择福利）、创新性福利（一个保障体系适合在多个平台工作的人们的现实需求）和灵活支付方式（让劳动者和一个或多个“雇主”共同分担）。

另一种可能是让平台本身承担责任。通过提高其收入来保护劳动者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地做正确的事，它也可以是智能化的资本主义。正如我在第3章讨论的，今天的互联网市场不仅仅是匹配和比价的信息交换场所。相反，它们是新市场的混合体，将某些特定活动（品牌化、信任、支付、有时还有定价和客户服务）集中起来，同时将其他行为（创建供应基础设施和实际服务提供）分散出去。提供持续高质量的品牌服务体验要求可靠、稳定的高质量劳动者的供应。这样的供应必须由平台保证，而平台缺乏经典的指挥权或建立企业文化等传统企业用来管理员工的能力。换句话说，平台最重要的经济“输入”就是它的劳动供应者。确保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安全的，然后他们才会更关注于自己的劳动工作，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长期的商业价值。

有理由相信，保护劳动者对于平台来说也将是一个有效的保留策略。如果对独立承包人进行集中组织的行为变得合法，平台必须考虑劳动供应者的工会化。这些平台的前景还必须考虑到随着当地合作社的创建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劳动供应者的迁移（我在本章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一点）。同时，正如我在第4章提到的，后者的情况——对任何依赖于供应者的平台的威胁——对于以下类型的平台更有可能发生，比如类似Lyft和Uber的出租车或雇用司机的城市交通平台，类似Instacart、TaskRabbit和Handy等依赖于地缘优势的平台，这些平台上每个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城市，使全球网络效应遇到一个不那么有效的门槛。这些风险可以部分通过创建一个特定于平台的劳动保障网并且建立一个与供应者的长期合作来缓解。

虽然让平台接受这种想法并且将支持劳动者保护作为一种商业策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如同过去已经发生的，似乎劳动者保护也将取决于新类型的劳动者联盟的出现。从早期的让工匠控制当地市场从而为他们的工作实现更高价格的行业协会，到20世纪的工会，我们找到了历史上在各种经济模型下工人组织活动使其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得到增强的例子。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可能期望看到专注于保护工人利益的新团体的崛起。这些团体有巨大的潜力来使用我们在第6章已经讨论过的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提出的“新势力”，这样使他们扮演了一个类似于过去工会的角色，以在供应者与平台之间进行力量平衡。毕竟，与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的所谓旧力量相比，新力量将会变得更加开放、高参与度以及同伴驱动——对资源进行流通而不是囤积，资源才会变得最强大。第二种情况包含了更像是传统团体组织的崛起，比如美国家庭用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其主要使命是鼓吹新劳动法。最后，正如科罗拉多大学的内森·施耐德（Nathan Schneider）在2015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讨论的，我们可能将见证新的行业协会的出现，制定工人自己的服务标准。这些协会起到类似原来由一些专业组织，比如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挥的作用，如果它们确实出现了，似乎很自然地就会期望其作用得到扩展，从而促进它们所代表的劳动力的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