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次听到“监管”这个词（在这一章你应该已经见过十几遍了），它通常让人联想到的是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但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去理解，因为有了法律法规，世界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可靠的地方。

一般来说，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的政策目标的工具。换句话说，它们是旨在鼓励经济活动的一种法律和行政机制。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机制？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市场实践中存在低效、不公或者不足的情况，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失灵”。这些法律法规就被用来纠正市场失灵，例如，如果一个公司对市场实现垄断从而以提高价格的方式伤害消费者的利益，监管措施可以通过支持新的竞争和市场多元化来纠正这种情况。其他更常见的法律法规的动机包括保护消费者避免受到有害的公司行为的损害，以及确保公共安全。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监管的目的，其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视野太窄了。因此本章将不讨论丰富的竞争监管理论，这些理论包括实质性和政策性的程序方法、私人利益替代理论和各种制度主义视角。[64]而我将重点关注监管作为纠正市场失灵的干预手段，同时从这个角度观察分享经济带来的挑战。

当植根于“企业到消费者”的交互和个人所有权的Airbnb、Lyft、 Getaround、Etsy等平台不断破坏旧的经济体制时，无数监管问题正在涌现出来。这些问题都在我与莫莉·科恩（Molly Cohen）发表于2015年《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上的论文中进行了讨论，包括旧模式下信息不对称的新解决办法、外部效应的新老对比，以及交易模式中专业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越来越模糊的边界。

信息不对称：当一方比另一方知道得多

点对点交易大多数形式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与意向交易相关的知识只被一个交易方所掌握。例如，乘客进入出租车可能不知道司机的资质或意图；再比如，酒店对自己短期住宿房间的质量比想要租房的客人知道得更多；同样，贷款人比出借人更了解自己的信用信息。以上所列及其他形式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比社会预期得更低的经济活动水平。这部分可能由于对质量的不确定，如我不会进入出租车，除非我确定司机是可靠的，也不会多收我钱；或者导致逆向选择的情况——如果没有好方法区分低质量和高质量的供应商，那么普遍来看，顾客可能愿意支付与平均服务质量水平相称的价格。基于这一点，高质量的供应商将不愿意经营，因为他们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这降低了市场的平均质量，进一步降低客户支付的意愿，进一步导致交易滞缓等，直到只剩下质量最低的供应商，那么市场要么分裂，要么像线分类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那样处于经济的边缘地带。

此外，信息不对称也能导致道德风险——因为当事人提供的不完全信息限制了他们履行合同的能力，一个交易方可能表现为不认真仔细（如鲁莽驾驶）、不努力（如清洁得不够干净），或风险性更高，超过了另一方愿意承受的底线。

在网络市场出现之前，点对点商业交易保证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将交易嵌入一个当地信任社群中（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邻里社群），或寻求政府或其他第三方认证机构来解决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对司机安全以及对距离或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出租车司机筛查和计量票价监管机构得到部分缓解。

然而现在，分享经济平台仅仅作为调解交易的第三方而存在，意味着我们可能对不同形式的市场失灵有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分享经济平台最终商业上的成功受到参与者进行交流的能力的影响。因此，平台有一种天然动机去试图减少或阻止人们使用他们服务的信息失灵。例如，正如第2章所讨论的，Airbnb的许多在线信用基础设施让客人通过以往客人的评价来了解房主的品质，通过链接到Facebook和LinkedIn等平台的用户配置文件以及查看房主的政府数字身份验证信息，从而获得房主大量的“社会资本”信息。最后这种干预手段不仅仅止步于使用数字信用系统。Lyft在没有任何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还对司机进行面对面的检查，还包括刑事背景调查和驾驶记录评估。同样，截至2013年7月，Airbnb在其客服部门雇用了300人，其中50人致力于促进信任和安全。

外部影响：当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了后果

点对点交易中买方或卖方的选择可能会增加别人的成本（也可能提高别人的收益）。而当一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却很难考虑到个人选择对其他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后果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有时，这些影响是一种正向溢出效应，类似于我在第5章讨论的网络效应。例如，我加入Facebook就会使这个软件对我的朋友来说更有价值，某居民区的Airbnb房客也会对当地餐馆的生意有所帮助。但有时这些溢出效应是负的。比如工厂烧煤可能会降低其成本，但会导致环境破坏。多余的出租车在路上会造成拥堵，同时也会增加其他司机的出行时间。嘈杂的Airbnb房客可能会给一个公寓大楼的其他居民带来损害。

追踪这些外部影响是很困难的。Airbnb租金的变化比酒店客房的价格变化更难追踪（比如，某社区可能突然成为一个集中的Airbnb租赁区，但它实际的租金可能在一年内的不同时间里一直在波动），因此政府监管机构很难掌握问题的原因和后果，无论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此外，有时受某人行为影响的人群范围是本地化的（比如在另一幢建筑里的人不会受到嘈杂的Airbnb房客的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下，影响可能会更全球化，如污染。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在本章后面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个话题。

个人和专业之间的界限模糊

我们一直都免费地干着下面这些事：将自己的公寓借给朋友和家人、去机场接熟人、借钱给朋友创业、做饭给朋友吃。这些都被认为是“个人”私事，与经营酒店、开出租车、当专业投资者或者经营餐馆不同，我们不用承担额外的监督、许可、筛选、税收，以及全职从业者应该接受的培训。在点对点交易仍停留在个人行为范畴时，或即使它处在商业边缘（比如以Craigslist这样的个人网络平台和网站为中介），个人行为与专业行为之间的这种平衡似乎都是合理的。然而，今天的分享平台把这些非正式的交易引入了主流经济，创造出了介于个人和专业之间的服务提供者——比如外出旅行时将自己房屋出租出去的Airbnb房主，或是把车租给一周只有几个小时从事商业运输工作的Lyft司机。

这日渐模糊的界限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挑战。首先，用合理设计的保障措施来平衡兼职从业者给消费者带来的较低的“总”风险，看起来是很合理的。毕竟，大多数Airbnb房主并不是专业的酒店经营者，大多数Lyft和Uber司机在平台上每周活跃时间都少于15小时，只有五分之一的Etsy卖家将Etsy上的工作作为全职工作。将适用于全职或大型的专业经营者的监管体制应用于小规模、半职业性的经营者可能会扼杀草根的创新。但是如果缺乏任何形式的保障，由于供应的非专业性，可能会产生新的市场失灵。

此外，这种界限的模糊可能缓解或加剧种族歧视等问题。Airbnb的房主可能以“这是我的空间，我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的逻辑作为理由，觉得拒绝某个种族的客人是可以的。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而且酒店业都知道这一点。但因为点对点交易活动以网络平台为中介，除了在更多匿名的“真实世界”里，我们也有新机会犯老错误。举个例子，如果某个黄色出租车在纽约故意不接送某个特定种族的旅客，可能不会被注意到；但如果一个Lyft司机做了同样的事情，随后的数据跟踪可能使它相对容易被发现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