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陷入困境”表现在其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无法应对和解决社会复杂性带来的新问题。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经济学家

当Airbnb的合伙人发展他们的点对点住宿平台时，他们对酒店业的规章根本不屑一顾。切斯基、吉比亚和布莱卡斯亚克正在堵空气床垫上的洞、为陌生人准备早餐、编写代码，或者正在包装和售卖奥巴马奥氏（Obama O’s）和船长麦凯恩氏（Cap’n McCain’s）的谷物早餐以筹集资金。

但随着Airbnb的加速增长——2013年他们的用户就翻了一倍还多——纽约州司法部长埃里克·斯内德曼（Eric Schneiderman），刚刚成功清除了美国最大点评网站Yelp等在线平台上的虚假评论，现在兴致盎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Airbnb等平台上的供应者。2013年10月，事情到了紧要关头，斯内德曼传讯了Airbnb，要求公司交出平台上的超过22.5万纽约房主的信息。

到2013年，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监管Airbnb等分享经济平台的挑战。当年夏天，美国市长会议发布了一项决议以支持分享经济的发展，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的研究主管布鲁克斯·雷恩沃特（Brooks Rainwater）决定制定一个广泛的调查，去了解不同规模的城市政府该如何平衡抓住发展机会与实施正确监管之间的关系。Airbnb已经在与大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来确保其房主根据其收入支付当地税款。然而斯内德曼要求获得公司的房主信息，并不仅仅是为了税收问题。

争议的核心是州参议员利兹·克鲁格（Liz Krueger）和州议员理查德·戈特弗里德（Richard Gottfried）支持的关于“非法酒店”（illegal hotels）的规定，它禁止拥有多处住房的纽约人将其住房转租30天以下。这不是在旧时代，而是在2010年，在Airbnb发展的上升期颁布了这项法律。

这意味着房主只要出现在房子里，他们就仍有可能成为Airbnb的供房者，这是合法的——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出租一个空余的房间或者沙发。此外，独栋房屋的所有者并不受任何限制。然而，新法律打击了Airbnb吸引纽约游客的核心服务：租住民宿，体验当地的文化，而不是在商业和旅游中心或市中心地区住高级的酒店。

各种法律和人性的微妙因素影响着Airbnb与总检察长之间互动的演化。下面列举一些关键事件。Airbnb通过发表公开声明回应该要求，声明中重申了它持与地方政府合作而不是违逆的态度。虽然承认可能存在几个害群之马滥用他们的平台经营非法酒店，但Airbnb认为为了阻止少数非法酒店经营者和房东而对成千上万诚信经营的房主进行惩罚是不公平的，这些非法经营行为从来都不是Airbnb所希望的。2013年10月6日，在Airbnb网站公布的一份声明中，其全球公共政策主管戴维·哈特曼（David Hantman）向房主保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与总检察长办公室对话，看看我们是否能共同合作来支持Airbnb的房主，并从Airbnb平台中剔除不良经营者。我们有信心双方可以达成一个解决方案来保护你们的个人信息，并且打击滥用这个系统的人。”

但到了2013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纽约人投资数千美元制备新的**用品、毛巾和客房家具，成为了城市的准旅馆经营者。其他的成千上万人也开始依赖Airbnb作为一种并不昂贵的方式在自己的社区去安置外地来的客人。从许多意义上讲，在很短的时间里，Airbnb成为了纽约的一部分。

一个Airbnb的房主，只知道她名叫米歇尔（Mishelle），通过新成立的分享经济集体行动平台Peers.org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她承诺会亲自将它送到奥尔巴尼市（位于美国佐治亚州）。在她的请愿书中，她写道：

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一部没有好好起草的法律，这部法律最初是为了阻止在出租公寓中非法经营酒店的黑房东而设立的。作为一个纽约人我只是想支付我的账单，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是个黑房东。请不要混淆了。我写了这个请愿书，想一次性地解决这个法律问题。我们不是黑房东。在军队生涯结束之后，我决定回到学校，完成我的公共政策学位。出租一个房间一直帮助着我回到正常生活。通过它给我带来的收入帮助我实现梦想，有了它，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为投身一个新行业做准备，这个行业里我可以通过更好的公共政策去帮助人们。[62]

米歇尔倡导的“拯救纽约的Airbnb：分享合法化”运动最终收到了超过20万个签名（远远超出了最初2万个签名的目标），并且这次运动的草根性和广泛宣传为Airbnb自己的回应增加了公信力。对许多人来说，这次运动使人们理解了Airbnb的房主并不是黑房东。随着请愿书的签名不断增加，Airbnb房主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虽然确实有一些房主将复式公寓以酒店的形式进行出租，但是事实表明绝大多数Airbnb房主成为了纽约五大区以及鲜少发展旅游业社区的纽约人（包括从哈莱姆的祖母们到在威廉斯堡的潮人们，再到史坦顿岛的各个家庭）的一个非常好的侧面代表。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试图赚点零用钱的普通人，在城市生活中，即使一个人有全职工作，要支付房租或还贷款通常仍不容易。

并不是所有针对总检察长行动的反应都在支持Airbnb。尽管许多纽约人看重作为Airbnb房主挣来的第二收入，同时还有人喜欢它提供的灵活的短期住宿选项。很多人反对它，是因为他们的邻居让陌生人进入他们的住宅楼中，他们担心这会让他们的居住环境不安全。另一些人则担心Airbnb上的租房行为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已经很严峻的住宅租赁市场，如果房东或创业的纽约人都在Airbnb上出租房屋，他们就不会把房屋提供给长期租房者了。[63]

一个联合了政府立法者和房主的名为“更好分享”（Share Better）的协会在2014年成立，在基层人群中产生了对Airbnb的反对。

组织的网站宣称：“（它）远非一个让纽约居民与客人分享住房的无害服务，Airbnb纵容纽约租户违反法律，并可能违反租约，它加剧了在我们社区中难以负担的住房危机，它给Airbnb的房客、房主以及他们的邻居都带来了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

2014年5月，Airbnb同意交出其纽约用户的匿名数据，但不久后有一名法官就裁定斯内德曼请求访问房主信息的最初传唤涉及范围太大。此后不久，斯内德曼和他的办公室就发表了一份报告《城市中的Airbnb》（Airbnb in the City）。这份报告表明，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之间，Airbnb在纽约的市场占有和收益中拥有三处以上房产的房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然而，Airbnb在纽约的经理弗雷德·彼得米尔（Wrede Petersmeyer）在2015年12月向我分享的额外数据表明，来自拥有三处以上房产的房主的市场占有率和收益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都显著降低了。这些数据都已与市议会成员和媒体进行了分享。

报告发布后，Airbnb应司法部长的要求，向纽约的房主们发放了房产法律的摘要。例如，他们让房主知道“房客租房低于30天是非法的，除非公寓中有其他永久性居民（如房主本人或房主的室友）与客人同时住在公寓里”。摘要还建议纽约的房主们去咨询自己的律师来确定其具体租赁方式的合法性。

Airbnb和纽约州形势的不断发展，为本章讨论许多监管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缩影。州和市政府阻止Airbnb在美国发展，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其他地方，在我写这本书时这样的势头仍然持续着。2015年中期，旧金山市政府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Airbnb正在显著减少保障性租赁住房。Airbnb用自己研究员安妮塔·罗斯（Anita Roth）的研究成果进行回应，表明这样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正如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讨论文章，截至2015年，租金控制和人口增长等因素才是旧金山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短缺的主要原因）。来自酒店业对Airbnb的激烈攻击可以从凡妮莎·辛德斯（Vanessa Sinders）的话中看出来。凡妮莎·辛德斯是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American Hotel and Lodging Association，AHLA）的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在201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讨论分享经济的会议上，她指出：“现在，有一个‘不入流的’（原文如此）竞争领域正在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危及全国各个住宅区的性质和安全，使房地产市场向一些消极的方向发展。”在总结反对Airbnb的意见时，她接着说：“Airbnb正在从非法酒店或类似这样的非法经营行为中获得大量收益。这些都不是家庭经营……都不是打工挣生活费的学生。这是无耻攫取的商业利益。”

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告诉我们，当数字技术的影响从虚拟空间进入真实世界时，事情将会变得多么复杂。总检察长和AHLA对Airbnb的反对，突出了原有管理规定对分享经济复杂性的不适应程度——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指酒店行业管理以及纽约住宅管理的相关规定条例。的确，会有那么几个不良经营者通过平台将公寓变成专业酒店。而且，就像eBay的实力卖家，他们可能在早期促进了平台的增长，尽管Airbnb一贯公开反对这种做法。 Airbnb的全球公共政策主管戴维·哈特曼，在同一次联邦贸易委员会会议上讲话并明确公司的定位：“我们并不是为流氓酒店讲话或捍卫流氓酒店，也不是希望通过一部不会惩罚流氓酒店的法律。我们谈论的是，试图让一项法律允许人们能以分享经济方式进行经营，但我们还没有做到。”

当然，Airbnb只是众多引起新的监管挑战的P2P平台之一。Uber和Lyft在各种各样的城市都面临着监管阻力，这些城市都希望加强出租车许可管理。特别是，鉴于其发展遍及全球，Uber与监管的斗争及其结果都非常激烈和多样化。2015年其低成本的UberPop服务已经在巴黎和柏林被禁止，2014年年底在西班牙整个服务平台被关闭，2015年3月其在首尔的UberX服务被关闭，2015年6月在纽约东汉普顿地区的整个服务被关闭。2015年4月，荷兰政府调查人员以提供“非法出租车服务”违反法庭秩序为由对Uber展开了刑事调查。然而，2016年布鲁塞尔交通部长在制订一份在比利时使Uber合法化的计划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颁布了新的法律使Uber合法化。

Etsy也面临与之不同，但同样重要的挑战。一些商业已经发展成熟的制造商进入了Etsy平台。但是，与大多数Airbnb房主的情况类似，大部分Etsy卖家将在网站上开店作为一个爱好，仅仅投入一些业余时间和精力，也只希望挣些零用钱。当然，这些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应对各种联邦和州的行业法规的条件，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定的存在。可能如果大多数活跃于平台Airbnb和Etsy等点对点平台的小创业者意识到这些行业规定，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不会有开始自己小本经营的念头。因此这些规定可能会建立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在宏观层面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微观层面上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使用点对点平台的小创业者——例如，在Etsy卖手工制作的玩具的人或在Airbnb上出租客房的人——应该和大型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Mattel）或大型连锁酒店希尔顿酒店（Hilton）使用同样的标准吗？如果是这样，谁应该负责去达到这些规定的要求，是平台的拥有者、使用平台的创业者，还是两者都有责任呢？是否有办法一方面能建立信任并能保护消费者，同时还不用设置创业者无法逾越的限制呢？

与类似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前一代公司相比，新一代的平台企业为了生存，在与政府关系上迅速学得聪明老成了。我们看到它们使用的一些方法很新颖，在某种意义上，在它们自身内部仍然保持着以大众为基础的特性。例如，2015年7月，Uber在纽约精心设计了一场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是为了反对一项受到市长比尔·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支持的设置Uber司机数量上限的提案。该运动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其应用程序中添加了“de Blasio”（市长的名字）按钮，这直观说明了（也许并不是太严谨）设置司机数量上限会如何影响客户的等车时间（见图6.1）。最后Uber赢得了运动的胜利。

图 6.1 “de Blasio”按钮，反对设置司机数量上限运动的一部分

同样，2015年11月，Airbnb公司宣布，它将通过开展一个在100个城市里创造100个家庭分享俱乐部以更好连接超过400万用户的政治权力的活动，推动一种新型“公会”产生。这种能在关于监管的辩论中迅速聚集和利用消费者的声音来做出有力反击的方式的出现——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在2014年12月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中解释为一种“新势力”的展现——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由企业发言人、政府官员及劳动力管理组织组成的监管者行列里给了消费者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许多平台在很早的时候就将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才引入这场混战中，如Uber的戴维·普洛夫（David Plouffe）和阿什维尼·恰布拉（Ashwini Chhabra），Airbnb的戴维·哈特曼和克里斯·勒翰（Chris Lehane），Lyft的大卫·埃斯特拉达和约瑟夫·欧克帕库（Joseph Okpaku），Etsy的阿尔泰亚·埃里克森以及Getaround的帕登·墨菲。平台还积极启用能力极强的布拉德利·图斯克（Bradley Tusk）和詹姆斯·卡帕尼诺（James Capalino）作为发言人。在许多方面，政府利益支持者都赞同这种方法，因为，正如2015年在旧金山一名政府官员在和我的谈话中说道：“与一个真正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人进行交流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为什么这些专业知识那么重要呢？因为分享经济对一直以来受到高度监管的熟悉领域的服务传统带来了新的供应方式，监管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体现在2015年5月，两名众议员埃里克·史瓦维尔（Eric Swalwell）（民主党）和达瑞尔·艾莎（Darrell Issa）（共和党）建立了一个跨越两党的分享经济核心会议来讨论推动国会采取行动，到2015年年底，该核心会议吸引了很多国会议员的兴趣并参与其中。

面对这样一个商业世界，个人和专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供应商规模上差别巨大，从市值数十亿美元的连锁酒店到兼职的Airbnb房主，我们该怎么建立一个有力的监管体系来维护个人自由和消费者安全，而不让6%的不良经营者伤害94%的守法经营者，而且不给城市和州政府带来严重负担？要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本章将提出一个观点：通常与信用来源联系在一起的监管并不一定要来自政府。换句话说，历史表明，监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政府，还可以来自其他地方。我会让你有一个感性体验，可以感受到经济交易中的信用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为什么这些规定很重要，以及分享经济如何向现有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我还将解释三个新兴模型——对等监管、自律组织、通过数据进行委托监管。我相信这些模型代表了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希望的未来监管模式。

最后，点对点平台能够建立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社会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理性、道德，和参与性的监管——在该模式下，使用者和供应者都平等参与，并且共同负责制定相关法规。尽管有一些监管机构的担忧，分享经济或许不会导致监管的衰落，而是相反，使监管得到加强并实现多样化。但监管的模样也必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