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点对点平台真的在改变我们的心态——以积极的方式改变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我们怎样抓住这样的情感影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太可能来自经济学家。然而，毫无疑问，分享经济的扩张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善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方法，包括一些GDP不能很好捕捉到的指标。

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广泛的、传统的、可以期待的经济影响。接下来，我概括了四个最显著的影响。

改变资本的“影响力”

无论是点对点租赁市场中的资产能力（即波茨曼的“闲置产能价值”）、TaskRabbit、Handy和Spare5等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还是贷款平台Funding Circle等平台上的金融资本——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利用“闲置产能”会增加经济生产力。

例如，拥有一个空房间的房子主人不只是拥有一个空房间——他拥有着未被充分使用的资产。有了Airbnb，房子主人能够把少量的额外空间变成一个收入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充分使用空间来利用过剩产能。同样，通过Spare5应用，曾经花在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时间可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Spare5的商业社区中标记图片或回答调查问卷来获得收入。当小借款人不再把钱存到个人储蓄账户，而是通过Funding Circle把它借给中小企业，他们可能增加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经济影响。

我认为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现有资本、资产或劳动的影响力的增加。[56]克莱·舍基（Clay Shirky）于2014年5月在纽约大学举办的“协作-对等-分享”（Collaborative-Peer-Sharing）经济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特别清楚地解释了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展现出这些影响增长的数字前兆。在说明了为什么说“在数字世界中，分享经济伟大的先驱是Napster”后，舍基接着解释道：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音乐听众的共同目标是能够使用一个被称为“天堂自动点唱机”的玩意儿，可以点任意一首歌，一次可以点一首歌。Napster的发明人肖恩·范宁意识到“天堂自动点唱机”的苦差事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已经数字化了，一次可以做成一张CD。有人买了CD，然后他们把音乐拷贝下来并以MP3的形式存在硬盘里。于是大量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固定资本的大量基础设施还没有整合起来，它还不是一个集合。网络中计算机是瞎子，它们还是哑巴和聋子。这些都是未连接起来的节点。

范宁用Napster所做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解决存储问题、传输问题、数字化问题——他只是解决了索引问题。通过Napster，电脑有了眼睛、嘴巴和耳朵。它可以告诉你：“我的硬盘里有这首歌。”同时还会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心索引表，在这里其他电脑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拥有的音乐并协商相互传输。

舍基接着总结他的观点：“范宁并没有增加对音乐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而是扩大了资本的影响力。”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利用不足的资本就是美国的汽车。每年美国人花费约一万亿美元购买新车和二手车，而且车辆的存量资本价值是这个的几倍（把这个计算在内的话，2015年整个美国经济的GDP约为17万亿美元）。然而，正如前言中提到的，这些汽车的利用程度低得令人沮丧。如图5.1显示了2009年加州居民对他们汽车使用频率的分布图。横轴表示使用强度（例如，使用强度5%意味着你现在有5%的时间使用你的车，或者说每天使用1小时多一点），而纵轴表示该汽车使用强度在加州人群中的比例。正如前面说明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拥有一辆汽车，只有不到10%的时间在使用。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汽车超过90%的生命是停在街上或车库里（正如前言中指出的，曼哈顿几乎就是这样）。而加州人对汽车的使用频率实际上比美国居民的平均水平更高。

资料来源：截至2009年的全国家庭出行调查（NHTS）。

图 5.1 美国机动车使用情况

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自动驾驶汽车出现后才能看到数字化给汽车和交通行业带来的经济革命。新的点对点模式涉及的范围——Uber可以按需获得汽车驾乘服务，Lyft可以看谁的车顺路，Getaround可以知道你的社区里谁的车可以让你开走，BlaBlaCar可以搭车到另一个城市——对全球存量汽车的影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在世界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上出现的资金雄厚、形式轻盈的区域性平台，如滴滴出行和Ola等，给汽车所有权行为尚未根深蒂固的用户群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正如Ola年轻有为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波巴维什·阿加沃尔（Bhavish Aggarwal）在2015年向我提到，数百万新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达到的收入水平允许他们在未来的十年里考虑购买一辆汽车，但许多人将“跳过”低效的完全所有权阶段，而直接作为按需消费者进入汽车使用市场。

在最近的一系列会谈中，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哀叹美国生产率增长放缓，特别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近20年来的数字化变革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是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张很出名的幻灯片是从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复制来的，如图5.2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来看当相同的输入产生更多的输出时，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就会增加——包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力的增加反过来会提高经济的增速。这些平台不只增加舍基提到的数字产品的“资本影响”，还将继续扩张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提高劳动力、金融资本，特别是实物资本的影响。数字技术的这种独特效应将很有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范围，如房地产、交通、能源、医疗以及各种形式的劳动。

或者正如戈登担忧的，数字化变革会促进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可能不是一个神话。相反，在它们出现在国家统计数据里之前，它们可能只是一直在等待促进分享经济变成可能的那些力量的形成。

图 5.2 每10年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1900-2012年）

规模经济与区域“网络效应”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技术驱动的经济进步不断重复出现，并逐步创造、完善了规模经济——即随着生产量的增长企业获得的成本优势。简而言之，传统的规模经济是在随着生产量增长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优势可以来源于在一个更大的单位生产量下平摊了“固定成本”（如建设工厂的成本）。它们也来源于劳动不断细分，这种细分在大公司中是更容易实现的（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你做的事范围越窄且不断重复，那么你就能更高效地完成，这个理论最好的代表也许就是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它们也可能来自“实践中学习”——效率的提高来自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设备，或工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变得更精通。

关于规模经济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回形针制造业中关于劳动分工的观察；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规模经济则通常是由供应侧的进步所驱动的。你可以以更大的规模击败竞争对手，因为你可以投入更高的固定成本，或者因为你能降低你的单位可变成本。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的记录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哈尔·范里安（Hal R.Varian ）和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命名的“需求面的规模经济”——即一个产品随着它的使用量增加其价值也会增长。这个效应——任何用户对某个产品的使用量增加都会提高其对其他用户的价值（有时是对所有用户）——也被称为“网络效应”。[57]硅谷投资者在一种商业模式中常常追求“网络效应”，因为他们通常都相信“赢家通吃”，比如过去的微软、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当今市场中的成功例子。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分享经济是如何影响这些类型的规模经济的。首先，巨头公司似乎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家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失去200年经济发展形成的规模经济。毕竟，Airbnb的房主能为短期住宿提供比专业酒店中的由技能娴熟、高度优化的酒店员工组成的团队更高效的服务吗？一个中国的巨头工厂不会总是相对布鲁克林的木制玩具制造商有成本优势吧？

答案似乎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们无疑会失去一些规模生产的好处，以及当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组织转向大众，我们也会失去专业性。然而，规模化的其中一些好处将不那么重要，因为扩大固定投资的需要减少。只要你可以利用家里的闲置房产，你就不需要建一间酒店。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可以使用复杂的3D打印机，你就不需要一间大型工厂。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成本曲线可能会降低，尽管斜率增加了。

此外，许多规模经济将会被平台本身保存并重新分配。“实践中学习”信条的传播可能不会发生在一个酒店组织或者工厂里，而是通过在Etsy上制售商品的手工业者形成的人际网络，或通过Airbnb房主社区和“公会”来传播，不管是直接通过各种活动、培训或嵌入到平台的功能等由公司来实施，还是以一种更草根的方式。

实际的变化将在整个行业和整个国家范围中有所不同，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力量平衡。但它是吸引人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分享经济的经济模式可以真的将生产分散到数以百万计的小供应者那里，而无须牺牲在20世纪的公司中流行的规模经济带来的显著收益。

相比之下，它似乎清楚地表明，随着分享经济的高涨，需求方规模经济将更加流行。一种特殊的网络效应——双向网络效应——主导着许多平台的经济问题。正如托马斯·艾森曼（Thomas R.Eisenmann）、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马歇尔·阿尔斯丁（Marshall Van Alstyne）在一篇有影响力的《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解释道：

在双边网络效应影响下，平台对于任何给定用户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网络的另一端的用户数量。其价值随着平台对双方需求匹配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例如，视频游戏开发商只会为有大量的玩家的平台开发游戏，因为开发人员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客户群来弥补他们的前期编程成本。反过来，玩家会更支持有更多种类游戏的平台。

由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的全球企业中心所主导，在经济新兴平台上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正在收集来自数百种不同的规模和互动平台的数据，而且无疑它将会指引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这些双边网络效应的性质在不同的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变化情况非常重要。这些差异主要与本书前半部分我们讨论的分享经济的区域性有关。就像eBay，更多卖家让买家从中获益，而卖家也更中意表现出有更多买家的平台。买家和卖家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如果我是一个在纽约的买家，一个位于洛杉矶的卖家和另一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卖家具有差不多相同的价值。

然而，Uber网络效应正好与之相反。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纽约的Uber平台，对纽约的用户来说平台价值增加了（也会随着时间下降）；相应地，随着越来越多的乘客用户，作为一个Uber司机的价值也增加了（你可能每小时能挣更多的钱，因为有更多潜在的客户）。然而，这些网络效应带来的好处是高度本地化的。大多数Uber用户只关心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的服务质量。在洛杉矶新增1000名Uber司机对于缓解纽约乘客的等车时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新的市场里制造供应的过程将比原有市场更加艰苦。

这是什么意思？需求方规模经济在这样一个平台不会自然地产生一个全球“赢家”，而相反，在每个本地市场里可以产生一个或多个赢家。[58]因此每个本地市场更具竞争性。对于Etsy上只卖手机配件或者那些只生活在纽约的卖家来说，很难离开固有的生意去开发自己新的市场而不失去原有的大量潜在需求。相反，完全可以想象，纽约的Uber司机可以集体切换到一个不同的平台（或原创一个自己的平台），而最终获得所有的市场需求。

现在，让我们将Uber的网络效应与Airbnb的网络效应作一个对比。同样，这是一个存在于成千上万的不同城市和城镇的市场，在其中通过市场本身将供应建设于市场之外。但是，“网络”从巴黎的房主那里得到的好处远远超出了来自巴黎消费者的。这是因为与本地交通不同，短期住宿的需求者主要是旅行者，而不是当地居民。你会喜欢一个可以让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住宿的平台，而不是专注于一个城市的平台。因此，对Airbnb平台而言，它的网络效应更有弹性。

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两个例子中网络效应的“不规则”结构使它们的经济比传统的双边市场更复杂，潜在地使它们变得更强或更弱。正如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的，随着分享经济的出现，有很多新的监管挑战被提出。我没有讨论与市场力量有关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判断这些新的规模经济是否将形成够得上反垄断审查的市场力量之前，关键的是加深我们对这些新的网络效应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回答由莫里斯·斯图克（Maurice Stucke）教授在2015年6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小组上关于经济调节分享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我有评估这些影响的分析工具吗？”[59]

增加多样性 = 增加消费

分享经济创造了全新的拥有更高质量和多样性的消费体验。因此，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将会出现，而不是仅仅在旧形式的商业上启用新的数字化形式。换句话说，我们要做大蛋糕，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做成不同的形状。

下面以我们熟悉的Airbnb为例。酒店虽然提供了多种住宿选择；酒店许多不同维度的体验都是标准化的：比如酒店客房在酒店建筑中；除了少数例外，酒店房间一般都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私人浴室；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容纳两人，当然对于更贵的酒店，可能会有更多的设施。相比之下，在一个点对点平台上，住宿可能不一定会被安置在一个建筑里（有可能是一顶帐篷或者房车），也不一定会有床（充气床垫和沙发也可以被出租），价格和设施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Airbnb之外的平台具有更高的多样性。Couchsurfing提供空闲的沙发；OneFineStay提供豪华住宅，其中也能提供专业、全面的服务体验；黛比·瓦斯科（Debbie Waskow）的LoveHomeSwap提供度假租赁；Kozaza提供韩国的传统房屋；中国的途家网提供酒店式公寓；印度的Oyo提供一系列酒店式的备选房间。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多样性的增加将减少对传统酒店的需求。一些酒店行业的支持者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在曼哈顿中城有五家Apple Core Hotels连锁酒店的董事长兼纽约酒店协会领导人的维贾伊·丹达帕尼（Vijay Dandapani）在2015年8月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采访时称，Airbnb的影响已经显现。他断言：“在金融危机之后，尽管旅游业出现上升趋势，但（房间占用率）并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60]

但从这种转变的经验证据来看，截至2015年，最多可以说是两方面证据都有的。一项由乔治斯·泽瓦斯（Georgios Zervas）、大卫·普罗塞尔皮奥（Davide Proserpio）和约翰·拜尔斯（John Byers）进行的研究中，Airbnb对得克萨斯州酒店影响的记录表明，Airbnb对酒店的替换率是相对较低的。Airbnb上出租的房间数量增加10%，酒店房间的月收入仅下降了0.34%，而在奥斯汀该数值稍高一点。泽瓦斯和他的同事还注意到Airbnb订单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性，因为它们能在通常没有酒店的地方发展。

Airbnb在不同城市的数据记录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如图5.3所示，它展示了曼哈顿的情况，Airbnb在纽约的出租房中大约有5/6在曼哈顿中城之外，而曼哈顿中城聚集了约2/3的酒店房间。

注：“曼哈顿中城”是指曼哈顿14~59街之间的范围；图中表示酒店分布的圆点只是估算的数量。

图 5.3 纽约市的Airbnb出租房的地理分布图

布莱恩·切斯基总结得很好：“随着我们的发展，酒店的入住率也会增长。我认为这一定会在酒店行业中发生。我与一些酒店高管也很熟悉，他们似乎并不过分担心这样的情况。”的确，正如美国知名网络杂志Slate（1996年创刊，以其政治评论、离奇新闻和艺术特写等内容而闻名）的艾丽森·格列斯伍德（Alison Griswold）所记录的，2014-2015年的酒店业获得了它们历史最高水平的入住率和平均每日房价。

但是，对于Uber和Lyft相对传统出租车的影响情况并不是这样。关键的区别是，不仅仅是差异化服务，Uber和Lyft在顾客重视的大多数方面上都有着更高的质量，也许只是不能当街扬招。但这并不否定提高多样性会增加消费。然而，对现有的企业来说，可能是负面影响来得更快。事实上，每天都有出租车司机（大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自己的汽车或拥有出租车“徽章”）变成“Uber司机”；已经有证据显示纽约市的黄色出租车徽章的价格下降了约30%。2015年7月，纽约黄色出租车徽章最大的老板叶夫根尼·弗里德曼（Evgeny Freidman）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申请他旗下多个拥有徽章的公司破产。而按需服务的交通方式可能最终将对机动车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影响，在未来十年内自动驾驶汽车在大众市场实现商业化将会更大程度加速此影响。很大一部分汽车消费者将转移到种类越来越多的按需交通服务中。

产业组织经济学告诉我们，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人们会消费更多，而不是更少。部分是因为以前没有消费能力的人现在有消费能力了，或者有能力比以前消费得更多了（在住宿行业，表现出来的就是消费的时间更长、消费的区域范围更大）。还因为从理论上讲，随着种类的增加，人们的理想之物与市场能提供的商品之间的“匹配度”不断提高，也使人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正如安德烈·弗拉德金（Andrey Fradkin）在对Airbnb的研究中向我们说明，搜索和排名技术的进步使房主与房客之间能通过平台进行真正的匹配和交流。作为结果，消费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发展，即使以传统的GDP来衡量。从这方面来说，很明显分享经济带来的品质和种类的快速增长必将加速，而不是减缓经济增长。

民主化的机会

2014年夏，一本名为《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的书在学术圈和硅谷都成了谈论热点。在书中，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研究了过去两个世纪里持续的不平等。核心观点是：不平等仍然存在，因为资本回报率r ——无论是投资金融资本、固定资产或者其他类型实物（比如，分享经济将会增加其影响的资本种类）——持续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g，而工资增长率与整体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同。皮凯蒂总结道：“不等式r g，意味着过去积累的财富比产出和工资的增长快。这个不等式表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出租人，对那些只有自己劳动力的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个结论一旦成立，资本自我繁殖的速度将比产出的速度更快。过去将吞噬未来。”

换一种方式来说，即富人发现他们的回报以r的速度增长，而大多数人没有大量财产和银行存款，或者说大部分投资人会发现他们的回报以g这个较低的速度在增长。因此，随着时间的过去，不平等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有鉴于此，皮凯蒂继续发问：“你能想象在21世纪，资本主义将被一个更和平、更持久的方式超越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只能等待下一个危机或下一场战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的到来呢？想象一下，政治制度能对全球范围的世袭资本主义进行既有效又公正的管理吗？”

皮凯蒂的解决方案更支持传统的、可预测的再分配干预措施（比如更高的全球税）。然而，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分享经济已经通过以r的速度增长的人口数扭转了局面，即使目前这种情况并不明显。

让我们回到英国Funding Circle的例子：它使日常投资者——也许是一个只有几百英镑的大学生或者是一个有几千英镑的退休人员——能够投资于那些通常只属于银行投资范围的小企业。投资者不需要理解复杂的股市后再进行投资，也不需要任何特殊软件的帮助。Funding Circle的在线平台和Airbnb或Etsy一样容易操作，此外用户社区还能提供一个评估潜在借款人的快速入门培训。

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没有额外的基础设施，皮凯蒂的“出租人”就可以开始通过投资或持有而不是劳动去体验硬币的另一面了。随着Etsy的卖家数超过150万，可以预计会出现一个类似的效果。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人们一旦开始为他人劳动就有了新的角色，以及在经济方程中占领了新的位置，不再从拥有资本的人那里获得工资了。超过100万的Airbnb房主拥有大部分集中在股东和特许经营的连锁酒店里的资本。换句话说，这些变化正在扩大其回报以r，而不是g的人口比例的增长，这样有利于传统上不是财富顶端的人群。

总的来说，这个景象是一种包容性增长。然而，虽然有一些例外，但选择在Airbnb租房、Funding Circle放贷，或RelayRides出租汽车的人一般都是拥有较少而不是较多资本的人。他们可能不属于贫穷人口，但他们也肯定不是传说中“占领华尔街”的1%。将来那些在Courser上寻求教育资源的人，可能是那些无法获得传统的高质量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阻止人们从工人变成持有者或投资者的传统门槛机制已经放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新的“微创业”机会将使曾受到传统企业限制的个人有可能发展成比独资企业更大的企业，例如ThreeBirdNest。布莱恩·切斯基告诉我，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乔·吉比亚曾经把在Airbnb上当房主称为“未来企业家培训班”。我们将不得不等待几年后才能知道Airbnb、Etsy、Lyft、Getaround上的供应者是否能更容易开创成功的具有更大规模的公司（尽管Airbnb最早的两个房主——布莱恩和乔——显然已经做到了）。但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拥有可以生钱的资产的人口比例很明显极有可能将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