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字化突出了GDP评估体系存在的缺陷。例如，我们可以想想对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由于搜索引擎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消费者也越来越有主导力——他们可以通过获得更优良的信息、进入更多的市场、得到最新的反馈和产品评论来做出更好的选择。然而，部分消费体验的品质提升通常由一个无形的“更适合的产品”或通过经济学家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来实现。大致来说，消费者剩余丈量了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和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值。因此，谷歌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观察到，因为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并没有反映在GDP中。

这一点在关于数字市场时更普遍地被提到。一个传统实体书店可能可以容纳4万至10万本书，而亚马逊可以提供超过300万本书。这样的激增在各种音乐、电影、电子和无数其他产品中也同样存在。此外，由于亚马逊使用了几个推荐系统帮助推销产品，不仅仅是种类多，“匹配度”也更高了。[55]然而，要弄清多样性增加和自发口碑宣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因为改变的主要是消费体验的质量。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胡宇（Yu [Jeffery] Hu）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D.Smith）在他们对数字经济的消费者剩余的研究中提出的，这些好处可能难以衡量，因为不同消费者受到影响的程度不同。“实际上，在线零售商的出现就是在每个购物者的电脑里设了一个专卖店和一个个性化的购物助理。让消费者选定和购买那些有针对性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由于交易成本太高或产品曝光率太低而无人问津，在这样的平台下消费者的购物变得更便利。这种效应将特别有利于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类似增长也被阿宁德亚·高斯（Anindya Ghose）、拉胡尔·特朗（Rahul Telang）和迈克尔·史密斯在2005年对二手书电子市场的研究中记录了下来。这些效应被各种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来更好指导消费者进行选择的推荐系统进一步放大。正如亚历山大·图芝林（Alexander Tuzhilin）和吉达斯·阿多马维希尔斯（Gedas Adomavicius）记录的，这样的系统在数字市场中随处可见。我们很自然会在试着检视不同类型的经济影响时期待同样的挑战，如Airbnb增加的多样性和匹配度、Lyft增加的便利性，或者丹尼斯在吉厄岛上增加的融资渠道。

在过去15年里，许多研究记录着数字技术创造的消费者剩余的逐步变化。最新的思想成果已经开始引入另一个维度——源于数字化的人力资本收益。在这方面，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普拉桑纳·塔姆贝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塔姆贝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洛林·希特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假说：源于数字技术的这一部分收益经常以人力资本的形式被一个公司的员工获得，（这些收益）可能通常是特定于某些任务而不是特定于某些公司，并且会随着这些员工换工作而扩散到其他公司。这些发现增加了第三种可能——除了表现为生产数据和消费者剩余，数字化的部分收益来自将可转换的、特定于任务的人力资本转移给某公司的员工。这看起来很吸引人——员工似乎很自然地从他们公司的IT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成为这些投资回报在公司中“传播”的管道。因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是由许多个体来实施的，这些个体要么与“公司-市场”的混合体，例如Uber、Airbnb、Etsy等有更多流动的关系；要么作为小企业家正锤炼着专业性，比如RelayRides的大卫，数字化使得对这些劳动力的经济影响的量化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将在第8章对一些相关评估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交易的“本地化”也可能对物质分配有影响。例如，一个Etsy的卖家可能从当地的工艺品店购买原材料，而不会以批发形式购买。在传统的市场里，这些零售商愿意将材料卖给其爱好者，但却不一定会卖给其他小企业。同样的道理，因为小企业主通常经营规模很小，其收益甚至分布在小型零售商和大型批发商之外，但也可能同样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损失。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计算分享经济的情感收益。当我在2015年与Airbnb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谈话时，他提到这样一个非经济的好处：“热情好客的确是让人觉得有归属感，它是关于‘接纳’的。”切斯基说，“Airbnb不一定完全改变人，但我们正在一点点改变人们的心态”。切斯基进一步解释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人都因为Airbnb而发生了改变——不是因为公司业务而是因为实际的服务。我发现自己更关心别人了。当有人住在你家里，他们是那么脆弱，你必须照顾他们。而照顾和接待别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