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Napster，电脑有了眼睛、嘴巴和耳朵。它可以告诉你：“我的硬盘里有这首歌。”同时还会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心索引表。范宁并没有增加对音乐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而是扩大了资本的影响。

——克莱·舍基，美国互联网专家

2001年，位于苏格兰海岸线外的吉厄岛（Gigha），一百多名岛民集体将整个岛屿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卖掉了，上面包括47间农舍、4个农场、1个酒店、1个采石场、1个风力发电站以及54英亩的花园。吉厄岛的人口在18世纪初达到顶峰后，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下降——然而，自从该岛居民联合起来通过一个信用发展基金共同拥有这个岛屿后，人口状况开始好转。外来人口开始涌入该岛。2003年，新进居民中就包括了加利福尼亚人唐·丹尼斯（Don Dennis）。

用不到曼哈顿或旧金山地区一间三居室公寓的钱，丹尼斯买到了阿卡莫尔别墅（Achamore House），一个占地14, 0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的建筑，曾经是当地领主的家。正是这幢用信用发展基金购买的房子，给他的“住宿及早餐”（bed-and-breakfast）服务提供了足够大的额外空间，同时还给他发展中的微企小项目提供了空间，该项目是从他种植的兰花中提取精油。

十年后，2013年，丹尼斯为了扩大业务规模需要一笔小企业贷款。也许是受到岛民“众筹”方式的启发，丹尼斯决定将项目拿到英国的点对点贷款平台Funding Circle上去贷款。他的名叫“鲜花精油专营店”（The Flower Essence Repertoire）的企业获得了18, 000英镑的贷款——来自266名资助者。融资的过程简单也很透明，这样的资金也不断注入吉厄岛当地的经济中。

吉厄岛可能会成为分享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新篇章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但是，在很多方面丹尼斯的故事都说明了某些经济活动与分享经济关系密切。丹尼斯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家，尽管规模非常小；他的财富来自在大型数字平台上的推广、销售和融资。他的选择反映出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平衡。吉厄岛的发展基金中反映出的“合作”模式正作为一个参与分享经济所有权的潜在形式而重新受到关注。丹尼斯能够在一个位置偏远、人口到21世纪已快消失的地方经营一家成功的企业，这个事实也很值得注意。

在某种意义上，丹尼斯代表了新一代企业家——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成功拥有一间“微型企业”，也许有目的导向的因素或者其他与众不同的方式，但他们毫无疑问仍是资本主义者，依赖于市场并且私人拥有企业。

在我们讨论更广泛地推动分享经济的经济原则之前，让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到现在，我在书中广泛关注了分享经济公司中的“典型范例”企业，比如Airbnb和Lyft。为了你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新的即将出现的经济活动，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点对点平台所代表的分享经济的情况。

首先，让我们看看拥有100多万名创业者规模的零售平台Etsy。虽然很多Etsy卖家在平台上每年只能赚到几千美元，但至少也有个别每年获得6位数收入的卖家，比如横尾·纪伯伦（Yokoo Gibran），她的手工钩针围巾的受欢迎程度足以产生每年超过14万美元的收入。

纪伯伦之所以成为Etsy的卖家，是因为她发现这个平台有可能使她在追求热爱的东西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在成为Etsy的卖家之前，她在一个打印中心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在描述为什么离开全职工作时，她提到：“那一刻，我投入全职工作的时间减少了我的‘秘密事业’的总收入，也就是当时还不怎么知名的Etsy上的（兼职卖家）工作。”

纪伯伦是Etsy博客上被标记为“辞掉你的全职工作”分类中数十位卖家中的一个。其他的博客故事还包括萨摩街（Satsuma Street，Etsy上的一间店铺）的创始人，他们为大制作的好莱坞电影制作特效工作了七年；萨拉·巴雷特（Sara Barrett），她离开了公司的设计工作；以及迈克·斯科米德克（Mike Schmiedcke），他放弃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从事家具的制作和销售。

与过去的小企业不同，虽然许多Etsy的卖家创业者可能“很小”，但他们的覆盖面却“很大”——这个平台使他们一下子就成为了全球化的企业。正如Etsy的全球公共政策主管阿尔泰亚·埃里克森（Althea Erickson）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的那样：“你知道，当你谈论促进小企业交易，人们倾向专注于帮助小公司进入新市场、开发分销渠道等。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卖家已经在全球市场上了。有世界各地的买家在购买他们的商品。”

在我写这本书时，纪伯伦仍在Etsy上销售商品，并且投入更多精力去扩大她的生意，但这并不是在Etsy里的唯一增长途径。一位Etsy博客作家称，有一家专门从事波希米亚风格女装及配饰的店铺ThreeBirdNest，据说每年销售额接近100万美元。公司的创始人艾丽西娅·谢弗（Alicia Shaffer），每天几乎都要处理150～1200个订单，但不像纪伯伦那样每天要钩编13个小时以满足她的订单，谢弗现在雇用了十几个裁缝和进口海外生产的一些配件来跟上订单需求。更重要的是，她在2015年8月下旬从Etsy的销售中“毕业”了，从此ThreeBirdNest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司来运作。随着该品牌的产品生产线和供应商的扩张，艾丽西娅现在通过批发渠道以及一个专门的网站进行销售。[52]

汽车共享平台Turo（创立时名叫RelayRides）也具备同样的供应者规模。就像Airbnb可以让人们列出自己可供短期租赁的房屋一样，Turo也可以使人们向网友出租他们的私家车。与Getaround的汽车主要供应社区居民的短途需要不同，2015年Turo专注于旅行者到达新城市时对汽车租赁的需求——它是点对点版本的Hertz公司，而不是一个基于大众的Zipcar。就像Airbnb，大多数Turo的“供应者”只是在自用的汽车空闲时将其租出，或者通过多余的车来赚些钱。但就像Airbnb一样，也有例外情况。2013年，一个名叫大卫的Turo会员知道了这个平台，于是决定将一辆他即将出售的卡车租出去。这次经验激发了他足够的热情，大卫开始使用Craigslist去购买其他车辆以供他在Turo上出租。截至2014年，大卫有了6辆车，他在Turo的博客中分享了他的故事，他写道，通过他的微型车队每月能赚几千美元。[53]为了解决这个车队没有专门停车位的问题，大卫使用了SpotOn——类似JustPark的分享经济公司，它可以连接需要停车位的人和拥有空闲停车空间的人。

大卫的小型车队的出租业务对Hertz来说是威胁吗？也许还不是，但他寄望于很快就能负担他房屋费用的这个微型商业，正在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大卫现在一边购买二手车，一边雇用当地技工来维护他的车队，同时还一边向提供车位的人分享他的利润。

许多国家已经注意到在小规模企业中这一趋势的增长。例如，2015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英国增长最快的行业，如教育、电脑编程和个人服务的就业市场中，微型企业（雇用9个及以下员工的企业）占比最大。同样，2009年来自考夫曼基金会（Kaufmann Foundation）的戴恩·施坦格勒（Dane Stangler）和罗伯特·里坦（Robert Litan）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美国三分之二的就业来自年轻的新公司。研究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如果没有创业公司，美国经济的净就业增长除了极个别年份外，都将是负数。”此外，无雇用企业，也就是不雇用任何人的注册企业，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企业，这种企业的数量在美国大幅增长，从2003年大约1800万个到2013年超过2300万个。

这些例子强调了向分享经济的转变对总体经济可能带来至少四个重要的影响：

（1）资本影响的变化；

（2）更丰富的产品多样性和访问模式差异性带来消费方式改变；

（3）规模经济性质的改变和网络效应重新塑造了工业经济的特征；

（4）指向包容性增长的民主化经济机会。

这些例子也说明了本章的另一个中心论点，人们参与分享经济的动机并不总是为了钱。这表明，我们不仅仅需要关注以收入和金钱产出值来衡量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关注更广泛定义下的经济发展。

在本章中，首先提出了需要改善对经济发展的评估方式。但需要说明的是，我既不是第一个指出，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数字技术带来的进步使这个一直存在的评估方式问题更加严重了的人。尽管原有的这些方法有缺点，但是我认为通过GDP等传统经济评价途径来了解正在发生的转变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接下来我讨论了影响经济的四个关键推动因素——资本影响的变化、更丰富的产品多样性和访问模式差异性带来消费方式改变、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改变，以及包容性增长前景——它们都发生在分享经济的背景下。我专门深入了解了一个特定的分享经济板块——点对点租赁市场，并且基于我与前纽约大学博士生塞缪尔·弗赖伯格（Samuel Fraiberger）所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这项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对分享经济的对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社会不平等多方面的长期影响进行严格分析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