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B观点的要点如下。在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组织是基于生产成本和不同事物间的协调成本的相对大小。我们将后者称为“外部协调成本”。当外部协调成本相对生产成本较低时，有利于通过市场组织经济活动，这样的市场里一个人能容易地生产、销售。如果情况相反，在一个公司或层级结构中进行组织则更有意义。

然而更重要的是，MYB认为要考虑到两个额外的因素：产品描述复杂性和资产特异性。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术语的意思。当经济交易的各个方面需要更多的信息去描述时（或当商品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商业保险），则该商品有更高的产品描述复杂性。相反，在股票交易中，虽然基础资产可能是复杂的，但评估某个股票所需的信息却很简单：股票代码、价格、数量。正如MYB所说：“因为高度复杂的产品描述需要更多的信息交换，它们也提升了层级结构在市场中协调成本的优势。因此，描述复杂的商品的买家更有可能与单一供应商形成亲密的、层级结构的关系（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而简单描述的商品的买家（股票或分等级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中更容易地对许多备选供应商进行比较。”

MYB提出的思维框架见图3.1。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整个市场处理商品复杂性描述的相关费用减少，因此使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变得适合更大规模活动，或使图中纵轴上的数字上升，一直到虚线位置。

因为接下来还会提到资产特异性这个概念，让我们花一分钟来理解它。资产特异性衡量了投资于某个特定交易，比重新部署用作其他用途有更高价值的程度。资产特异性有许多形式。例如，如果有些东西移动会花费很多钱（如工厂旁边的煤矿里挖出的煤），我们称之为位置特异性。具有公司特异性的技能（比如了解公司专业机器的运行，了解公司的流程），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折价的资产（MYB所谓的时间特异性）都更可能对某个经济活动具有特异性。

图 3.1 一个简单的MYB框架的示意图

当与之相关的投入（技能、身体素质）对经济活动具有特异性时，在组织或层级结构中组织经济活动则更有意义。MYB第二部分的论点是：数字技术的进步在许多经济活动会降低资产特异性，因此使图中的纵轴线向右边移动，使一系列经济活动转向市场。

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MYB单方面的预测。几年后，维贾伊·格巴夏尼（Vijay Gurbaxani）和黄胜进（Seungjin Whang）指出，“近来IT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市场机制，从而显著地提升了市场经济运作效率，因此降低了相关市场交易成本”，但他们还指出了另一些此消彼长的情况。除了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外部协调成本”，还有一组层级结构具有的“内部协调成本”。这些成本随着组织规模发展管理结构变得更加臃肿，工人的利益和激励与更广泛的公司目标越行越远，甚至分道扬镳。所以，官僚膨胀导致了效率低下。

然后格巴夏尼和黄胜进提出数字技术可以同时降低外部和内部协调成本，这意味着在传统行业内其净效应既能增加也能减少企业的活力：“公司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下放部分决策权同时又集中部分决策权，利用两个系统的优点，形成一种混合结构。”相对MYB提出的更明确的预测，他们总结道：

前面的研究（比如，MYB在1987年的出版物）一直专注于它对外部协调成本的影响，造成人们预测层级公司的规模将随着IT技术的运用增加而减少。我们的模型显示，这显然是一个可能的结果。然而，我们的结果表明开发一个能同时考虑到内部协调成本及IT技术的相应作用的综合模型的重要性。我们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对公司成本结构的全面描述。基于该模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中IT技术的使用可以导致公司规模的增加或减少，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

换句话说，MYB认为数字技术的进步导致横向的增长，扩大了公司的传统边界之外的经济活动，同时造成了纵向的减少，或减少了层级结构的大小和深度。然而，格巴夏尼和黄胜进坚持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增长都可能会受到数字技术的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很难清楚预测。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当今经济中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但是持续的变化并没有把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限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他的合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洛林·希特（Lorin Hitt）、斯坦福大学的蒂莫西·布雷斯纳汉（Timothy Bresnahan）和我的母校纽约大学的普拉桑纳·塔姆贝（Prasanna Tambe）等，在一系列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数字技术有可能极大地改善公司内部经济活动组织的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只在这些公司内部积累（在他们的研究对象公司中占大约20%），比如工艺的重新设计、绩效工资的增加、工人权利的增加，以及层级结构扁平化。正如达特茅斯大学的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发表在《麻省-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上的评论文章中描述的，我们也看到了通过数字技术而实现的大量外包。比如，今天绝大多数企业都全部或部分将员工技术支持和客服中心运营外包出去，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制造都是由几个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巨头公司所完成。许多公司，在发现其他国家的外包机构需要很高的协调成本后，选择了外包的中间地带，将工作移至海外。但通过在一个劳动力低廉的国家里设置一个运营单元，仍将其保留在原来的组织中。

在第7章中，当我讨论分享经济如何重新定义工作时，我会更详细地分析外包的发展过程。但是，通过观察最近出现的这种非常特别的创新微型外包活动，来建立我们对分享经济平台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在这些创新活动下，一个公司简单地“向人群外包”，而不是由一个特定的合同供应商提供公司需要的东西，这种外包主要通过在数字平台上发布的一系列挑战或需求，让好的想法自然地浮出表面，然后吸收这些创新并将其用到生产过程中。

类似这样群体模式的例子通常会提到“开放式创新”——这个观点就是企业可以而且应该既采用外部创新也利用内部创新来进行经济活动。与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性想法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教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orough）在其2003年的著作《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中介绍了他的想法，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在其2005年出版的《民主化创新》（Democratizing Innovation）一书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秉持公司之外的客户和用户是创新重要来源的观点，当时显得孤掌难鸣。如同我在纽约大学斯特恩的同事希拉·利夫希茨-阿萨夫（Hila Lifshitz-Assaf）在NASA（美国宇航局）研究开放式创新时解释道：“直到最近，在各种流派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之上形成了主流共识，认为创新应该发生。事实上，的确也发生在公司框架内。然而，最近有一种新模式，通常叫‘开放’或‘同伴生产’创新，正在不断挑战、渗透自我的边界。”

早期的开放式创新的例子出现在平台Threadless（美国芝加哥无线T恤公司，在线服装零售商）上，并在2009年的某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中有详细描述。这个研究的作者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卡里姆·拉克尼（Karim Lakhani），他是这个领域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成立于2000年的Threadless一直都在制作印花T恤和其他服装及配饰，但没有雇用设计师。相反，设计是由一个在线社区来进行提供和选择的。每周都有数百名设计师在线提交其设计。这个社区对这些设计进行投票。基于票数和社区的其他规定，每周大约选出10个设计。之后在社群中产生候选设计并决定最终胜出的设计；最后由Threadless进行生产和销售。另一个开放式创新的早期例子是在IDEO公司里。IDEO是一个世界领先的产品设计公司，提出了“openIDEO”的首创活动，这个创新活动被拉克尼以及我在纽约大学的校友娜塔莉亚·维纳（Natalia Levina）和安妮-洛尔·法亚尔（Anne-Laure Fayard）进行了广泛的研究。[44]

开放式创新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有着众多相关的研究。正如维纳经常向我指出的，它是对企业不断实践利用外部资源和能力的发展过程的广泛观察的一部分。它也提前让我们了解了更广泛的、数字化的对市场和现存的传统层级结构之间边界的扰动。如同莱纳斯·达兰德（Linus Dahlander）和大卫·甘恩（David Gann）在他们对在开放式创新中“开放”意义的分析中写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被各种形式的与外界的关系所定义，因此和广泛存在的关于公司界限的争论紧密相关。”两位作者发现这种扰动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对边界的突破是向外的（公司的资源向社区溢出），还是向内的（公司从其外部吸收资源）；以及随后发生的交易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收益和成本。

在开放式创新的研究中反映出的这些不同变化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众多打乱公司和市场界限的新分享经济模式平台的一个先驱。下面我会详细探讨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