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义的分享经济（或群体资本主义）的规模化出现在2010年左右。然而，在分享经济最终积累了足够条件向利基市场（小众市场）以外扩张以前，就出现了许多分享经济的不同定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思考部分早期思想家关于分享经济的观点，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分享经济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与更早的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礼物经济之间的关系。

2004年，纽约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目前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名为《“好好分享”：可分享的商品和分享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Sharing Nicely”: 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的文章。本科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1年以来维基百科快速发展的启发，发现了社会分享和交换的优势，并预测分享即将成为“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的核心——如信息、文化、教育、计算和通信等行业”。

他认为，该变化与免费软件的日益普及、分布式计算以及全球规模的数字化网络关系密切。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技术通过基于社会关系的分散生产形式来解决各种配置问题，而不是通过市场或层级结构”。[19]

注意，本科勒并没有认为我们进入了某种独特的人道主义分享阶段。相反，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它结合了某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被边缘化的旧经济模型。而数字技术促进了这个新模型的出现：

在工业社会中，高效经济行为的货币成本将分享行为推到了边缘——在发达经济体中推到了家庭内部，在全球经济体中也被推到了边缘，仅仅存在于关于礼物的人类学研究课题中或者存在于公有财产制度的文件中。但数字网络中的新兴投资重组——特别是计算能力和交流能力的用户资产化现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个效应。

本科勒的大部分核心观点都建立在他观察的结果上，他认为许多物质资源，比如汽车，都是“设计冗余”和“利用度中等”的。本科勒所说的“设计冗余”是指任何一个不论你是否需要它的全部功能，但你都必须要购买的商品。比如，在工作中，你根本用不上你电脑CPU中所有预设的功能，但你仍不得不买一个超出你需要的机器。另外，“利用度”是指商品的使用——商品得到充分利用的程度。比如，汽车一般不会24小时都在使用（有时一天只使用一次或者一周只使用几次），因此它并未得到充分使用。有鉴于此，绝大多数汽车都可以说是“利用度中等”。

这些“设计冗余”和“利用度中等”的物质商品代表了未充分利用的物质资本资源。本科勒认为创新并非在于是否或怎样将这些闲置资源的存在暴露出来，而是去消化和利用这些曾被忽略的资源。为什么是现在呢？他提醒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因为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突然开始欢迎分享行为，而是因为数字平台——包括免费的软件、分布式的计算，以及无线网络的普及——使这些资源更容易被分享，更容易被充分利用。而且，虽然他的确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行为看作类似市场中的互动，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他将社交信息看作一个经济调节机制：

我要说的是，我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些现象——能分享的实体商品，同伴生产的软件，信息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商品等分享行为——从它们的社会属性上来说，与一个理想的市场非常相似，但它们又因为具有社交信息性和导向性，从而代替价格产生了调节市场的信息和推动力。

他还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转变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政策问题。他提出，如果有预见性地往后想想，我们要将我们的“期望、假设和最终的对策与愈显重要的社会关系、分享行为相适应，其中分享行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形式更显现出重要性”。

本科勒描述分享经济时使用了统计测算的方法，与米歇尔·博旺（Michel Bauwens）更类似教会宣言的方法形成对比。虽然符合本科勒的以大众为基础的同伴生产的定义，但博旺的观点和文章不仅巧妙地抓住了分享经济中“任务导向”的经济形式对“利益驱使”的经济形式的抵触力量（这个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谈论过），还抓住了一些思想者和实践者拥护分享经济的热情。例如，博旺2005年发表的《同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一文的前言就有一个明显类似宣言的感觉：

在马克思将曼彻斯特的制造工厂视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前，我们的社会生活早已有了一个更深远的转变。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为分布式网络结构，一个人类社会的新动态出现了：就是点对点。它带来了第三次生产变革、第三次管理变革和第三次产权变革，它准备着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政治经济面貌。

博旺文章中最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点对点项目的清晰定义。首先，他认为它们是在分布式网络中产生的。在这些网络中，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代理行为。比如其中就不包括美国机场体系（它虽然是一个分散系统，但飞机仍然必须途经事先确定的处于中心位置的中转站），而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才是一个真正的分散系统，因为它采用分布式的计算方法来确定传输途径，如果无法连接网络，就会自动按照预定设计路线进行。用博旺的话说，“点对点经济建立在分散的资源和连接资源的分散式入口的基础上”。其次，博旺认为点对点项目以其“平等性”和“反证书主义”著称。简单地说，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网络中的事情，而不只是有资格的个别人。它的指导原则大概仍然是TCP/IP，即一个“无审批许可规定”的协议，允许任何设备通过网络传输，无论传输的内容是什么。

最后，博旺认为点对点项目具有“力量平衡主义”（holoptism），与“全息敞视式监狱主义”（panoptism）正好相反。在“全息敞视式监狱主义”下，所有的知识只为个别人或者精英阶层服务，其他人只需要知道他们必须知道的东西。“力量平衡主义”代表了一个相反的规则——知识分布在所有人中。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于降低信息的不均匀分布以及重新定义一种力量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和供应者、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这也说明了在点对点项目中，信息交流是分散的而不是分阶级的。

博旺的观点与我们将在第４章里讨论的去中心化的，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点对点系统中正在发生的情况表现得更一致。然而，今天的分享经济与“混合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混合经济”（hybrid）一词最初是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他2008年出版的《再混合：混合经济时代繁荣艺术和商业之道》（Remix: Making Art and Commerce Thrive in the Hybrid Economy）一书中提出。

在这本书中，莱斯格在大文化背景下对分享经济做了鲜明的定义，与他定义的“商业经济”截然分开。他写道：“这里不仅有以金钱为唯一标准的商业经济，还有分享经济。分享经济里不再只认金钱，它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20]在同一章的后半部分，莱斯格强调他的观点：“分享经济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定义——或者说，可以用任何词语来描述分享经济——但唯不能用金钱来定义它。”

莱斯格将自己的观点和本科勒的观点做了一个对比。“正如尤查·本科勒提出的，在商业经济里，‘价格是资源分配主要的调节信息，也是重要动力’；但在分享经济里它却被‘非价格因素的社会关系’所代替。”然而，他又提出，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反对金钱（显然不是）”，而是因为“人们活在社会认知的重叠影响效应之中，对一部分人来说非常合适的东西却并不适合其他人”。

换句话说，莱斯格认为在分享经济中，相比服务和商品，社交因素有着更大的流通性。简单来讲，“好心情”就在莱斯格所谓的分享经济中流通。所以，莱斯格宣称：“金钱不仅仅是没有作用，反而在很多时候，加入钱的因素反而是一场灾难。”

莱斯格也承认不是所有的分享经济都是一个样。一方面，有一种“浅分享经济”（thin sharing economies）或称“动机以自利为主的经济”（those economies where the motivation is primarily me-regarding），或者说是为个人服务的经济形式（不一定是指金钱，比如参加当地的垒球联赛）。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强分享经济”（thick sharing economies）或称“动机至少是双方都能或多或少获利的经济”（economies where the motivations are at least ambiguous between me and thee motivation），或者说是为群体利益服务的经济形式（比如，在当地的施粥处当义工）。

分享经济的多样性成为莱斯格2008年那本书中的重要论述点。他认为我们将看到第三种形式正在崛起——混合经济，他这样描述道：

商业经济以金钱作为其主要价值观。分享经济创造价值，却与金钱无关。两者对真实和网络中的生活都很重要，两者都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壮大。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正在崛起的重要的第三种经济形式：它处于分享经济和商业经济之间，又对这两方都有帮助。这第三种经济——混合经济——将会在网络商业中成为主导形式，它还会改变分享经济的运作方式。混合经济是商业实体，但也要利用分享经济的价值；它是分享经济，但也要建立起商业实体去更好地支持分享经济。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混合经济都将两种简单的、单纯的经济形式连接起来，通过这种连接创造了新事物。而且，只要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区别继续存在，这样的连接就继续存在。

总结：似乎有一个共识，任何一种分享经济都可能为参与者产生更大范围的可用选项和使人们能更专注于长期目标（比如可持续性）；同时也会使人们增加对社会的依赖感，而不是依赖于促进商业活动的各种经济因素。然而，我相信我们正在见证新的“混合经济”（就用莱斯格的词吧）。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分享经济与商业经济之间的区别不但不会继续存在，它们还会进一步融合。在一些混合经济中，可能商业因素占主导，比如Airbnb，而另一些利用商业的形式但真正目的在于分享（比如时间银行的平台TimeRepublik，在这里交易的是时间而不是钱[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