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由于西方思想和范式侵入，随之开始的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基本上与五四运动的时代同时。文学的革命，以1916年起胡适和陈独秀的纲领性论文为标志，产生了新的感知现实的形式，该形式尤其突出自己的人格和某种内在性，以至于这个时代的作者也被称为“浪漫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的脾气秉性迥然不同，他们的经验以及所有对他们构成过影响的经历也大相径庭。因而，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领域产生出某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自此不再有了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人承袭这个时代，并非任意之举。[89]

周树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者，有时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在1918年才开始用笔名鲁迅。[90]1881年9月，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曾经殷实，但在他少年时已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初于江南水师学堂及矿务铁路学堂学习。1902年，公费赴日本学医。与同辈的多数人相同，鲁迅很早便要面对中国为外国列强欺凌的状况。

当时，在日本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这里，鲁迅认识到：比之身体上的健康，对于中国的兴盛来说，他的同胞的意识上的改变更为重要。关于这种态度的转变，鲁迅后来写道：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1]

鲁迅的这番话，总被援用以说明他主要是出于爱国原因转向文学的，这当然是对的。发起文学运动的计划固然失败了，鲁迅暂时专心于古碑古籍，发表学术论文，翻译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他的根本志向始终是坚定的。

当然，鲁迅也有怀疑，也清楚唤醒熟睡者的危险，他这样描述这种危险：

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92]

1909年，鲁迅回国，先在故乡浙江任教。在这里，他研究民间文学，搜集佛教书籍。他的第一篇现代小说《怀旧》也作于这时，作者于松散地连缀起来的画面中记述了自己的童年。1912年，他应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868—1940）之邀，任教育部部员。是年，教育部由南京迁往北京。在北京，鲁迅生活至1926年底。

多年里，鲁迅撰写散文，研究文学。至1918年5月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刊行于《新青年》，他才广为世人所知。这篇小说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因这篇小说，鲁迅成了现代文学之父。

1923年，鲁迅首部小说集《呐喊》出版，《狂人日记》则为该小说集的首篇。这部小说集还收录了其他14篇各具特色的小说。这些小说于1918年至1922年间写成，且均已在报刊上刊印过。[93]其中，《孔乙己》与《阿Q正传》最为世人所称道。另一部小说集《彷徨》于1926年出版，共收11篇小说。1936年，在鲁迅因未及时治疗的肺疾病逝之前的几个月，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刊行。在这本集子里，他对于中国夹在旧社会和未来新道路之间的处境的担忧，表现得尤为清楚。

《狂人日记》的标题取自果戈理，小说节录了虚构的患迫害恐惧症的昔日良友的日记。日记以这样的话结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94]

在狂人日记的背后，是关于旧社会吃人本性的论断。小说中表现为个人的疾病，实际却是对传统的揭露，这种传统以“仁义道德”自诩，其代表将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打上“狂人”的烙印。但作者不肯屈服于这种判决，他呼吁所有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95]《狂人日记》是理解鲁迅全部文学作品的钥匙。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同时表达了对旧社会及其道德的批判，以及他对于人的未来及其可变性的希望。这样，他承袭了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是可教的。《呐喊》中的其他小说，包括《孔乙己》（1919年）、《药》（1919年）和《明天》（1920年），它们的作用在于祛除过去的魔鬼，作者自己也受到了这些魔鬼的折磨，是作者无法忘记的。与狂人的不屈态度相反，鲁迅笔下的多数人物是旧社会以及自身无能的牺牲者。

鲁迅想达到的是消除文学与生活间的距离。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写实主义已被奉为范式。鲁迅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叙述者不干预，不是全知。在这些多数短小的作品中，只有少数人物登场，所记也是短时间内（往往只是寥寥几日内）发生的事，叙事者的作用是将读者带进故事中。[96]

至于作家能有什么功用，鲁迅是表示怀疑的，他也不大相信许多同辈所抱有的幻想，认为作家可以是百姓的喉舌。1927年，他在演说中这样说：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97]

鲁迅在其1920年刊行的小说《一件小事》中描写了这种旁观者的处境及与之相连的憋闷。

鲁迅的杰作是于1921年12月写成的小说《阿Q正传》。通过对可笑、可怜的阿Q与地主阶级成员的关系，以及与普通村民的关系的描写，反映出清末农村的状况。主人公没有确定的亲属，由于没有确定的姓名，便被唤作阿Q，他也没有自己的家，在未庄做短工为生，他是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国的写照。革命没有发生，旧制度依旧存在，因为人的意识没有改变。阿Q总是充满讥讽和鄙视，对自己却又总是十二分的赏识。最穷困的他，如此不现实地高估自己，且不把任何村民放在眼里。

即使受尽屈辱，阿Q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相信自己是最了不起的。如此，他便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他虽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在城里时，他还亲眼见过革命党被杀，名之曰“好看好看”，自己却不反对投向革命党。一名旧地主阶级的机会主义者，如今站在了共和这边，否认了他的革命资格，但阿Q也没反对。他幻想“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喊他同去革命。他的幻想却未实现。相反，因为一桩与他无关的抢劫，他被送上了法庭。最后，完全无知的他在供状上画了圈。让他自己失望的是，他的死并不壮观，因为他被枪毙了，没有被杀头。借阿Q的形象，鲁迅让他的同辈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而虚假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恰恰在许多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不久遂被斥为“阿Q主义”。

1926年3月，抗议的学生遭到屠杀，鲁迅因支持学生而被北洋政府追捕。是年8月，他离开北京，先在厦门大学，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但几个月后，他便迁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并且保持着与当时的政治潮流及党派之间的距离。除了1930年，鲁迅参与创立左翼作家联盟。尽管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鲁迅自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切同情，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他的对国民党非人道政策的谴责，未使他失去精神上的独立。

文学会社派系纷杂，公开争论日增，杂文随之盛行。公认的杂文家是鲁迅，特别是在迁居上海后，他便致力于杂文创作[98]，那时，他真正的文学创作的阶段实际已经过去了。鲁迅自写短篇小说起便练习杂文，多具社会指向和讽刺的口吻。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而言，杂文是他们常用的武器；非左翼的作家，比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专心于小品文，他们多仿效17世纪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范式，把小品文看作性灵的抒发。作这种有时流于感伤的文章，并在林语堂[99]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除去周作人，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中，没有比鲁迅更受注目的了。[100]鲁迅逝世后才两年，20卷本全集遂刊行。在世时，他反复遭到来自各方的敌视和攻击。1936年，还与周扬因争论“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问题而绝交。鲁迅最终被塑造成崇拜的对象，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称鲁迅为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典范，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鲁迅在路线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定论，其主要依据是他的杂文及言论曾被用作对抗右倾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武器。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末对鲁迅进行了重新评价，新的评价开始，鲁迅早期的小说（而不是杂文）再次占据中心地位。

作家的明确立场

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的繁荣因国共决裂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斗争而告一段落。战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之后的内战也持久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个人的强调为社会变革的主题所取代。左翼之风席卷文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成为文学的题材，浪漫的写实主义为社会的写实主义所替代。

面对这种普遍的趋势，只有少数作者保持独立，最成功的还是那些自视为欧洲现代主义传统继承者，特别是波德莱尔、魏尔伦或兰波的继承者的作家，比如李金发（1900—1976）、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和邵洵美，他们聚集于1932年至1935年间发行的《现代》杂志周围。面对日益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许多作者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分析。他们主要依据的是苏俄作家的范式，比如高尔基、法捷耶夫和绥拉菲摩维奇。

1925年，上海的英国巡捕向罢工的工人开枪，造成“五卅惨案”。这次事件震动全国，也促使中国作家向左翼的及社会主义的观念转向。正如创造社的共同创始者之一成仿吾所言，这是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的转变。此团体的有些成员在数年前就已提出文学应当被作为武器，以提高国民的革命觉悟。在流行于苏俄的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还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关系。1923年，郭沫若和郁达夫已在他们的文章中使用了“无产阶级精神”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左翼思潮影响的扩大实际还是在“五卅惨案”之后，其代言者是创造社的成员，尤其是郭沫若，他的议论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随着大众文学的呼声日高，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出现了。

有的作者反对这样的宣传，特别是鲁迅，他认为这种革命的热情是不现实的，在当时还为时过早。此外，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鲁迅认为真正的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文学的。他要求首先有革命者，革命文学并不急于一时，因为革命用的是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鲁迅清楚地看到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工人阶级的生活，如果他们想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话，将无法获得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鲁迅，茅盾也认为，比之所有乌托邦式的不现实描写，对比较落后的部分资产阶级的描写，也许更可以服务于左翼事业。茅盾采用这样的观点，主要为了反驳左翼对他的中篇小说三部曲《蚀》的批评。然而，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经历了内在的转变，这让他更接近于年轻的激进分子。

19世纪末起，通俗的消遣文学已拥有广泛的读者，具有批判精神且深受外国文学启发的作者，充分利用现有的许多文艺刊物，或是创办新的——当然多半是短命的——文艺刊物，他们的目的在于用文学手段给读者指出当下的弊端，但主要也是为了述说和消化他们自己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中的经历。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政治日益极端化的条件下，出现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这里要提到两名作者，即文学社团“太阳社”的共同创始者之一蒋光慈（1901—1931）以及胡也频（1903—1931）。蒋光慈的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年）、书信体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6年）和尤似才子佳人小说的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101]但这些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作者的成功始终是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才取得一定的声望，比如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张天翼（1906—1985）的短篇小说。除去社会批评类的小说，对于当时文坛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自传性作品，比如张资平（1893—1959）的《冲积期化石》（1922年）、郭沫若的《我的幼年》（1929年）、谢冰莹（1906—2000）的《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年），后来还有萧红（1911—1942）的《呼兰河传》（1942年）[102]，这些作品承袭了自传体文学的悠久传统。[103]

叶圣陶是后来颇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会的共同创立者之一，出于经济原因，他无法继续学业，而在小学教书以维持生计。1914年，叶圣陶已开始发表文言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他描写了当时小城市的知识分子所处的阴郁环境。学校的世界常构成他作品的背景，也决定着他早期的白话小说的特点。1922年，即郁达夫的中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后的几个月，叶圣陶的20篇分别发表于1919年至1921年间的短篇小说被结成集，以《隔膜》为名出版。[104]

之后，叶圣陶的小说集《火灾》（1923年）、《线下》（1925年）、《城中》（1926年）出版，所录小说多初刊行于《小说月报》。1936年，包括20篇短篇小说的《四三集》出版，其中有的篇目反映了当时在外国列强压迫下的中国的状况。同时，仅有的、基本可算作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问世[105]，这部长篇小说初于《教育杂志》连载，后作为单行本出版。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16年至1927年间，记述了起初热诚的、有抱负的教师倪焕之在教育事业和个人生活上的失败，他所有的希望都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106]而破灭，后沉溺于酒精，不久便郁郁而死。晚年，叶圣陶主要创作青少年文学，以广为流传的童话称誉于世。[107]

郁达夫原名郁文。1921年，还在日本的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成立创造社。同年，他的首部小说集《沉沦》出版。[108]其中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苦闷的年轻男子，具有突出的自我毁灭的特征。同名小说[109]的主人公是一名在日本的年轻中国学生，他因为怀疑自己而饱受折磨。这个青年人读西方文学，也读中国的色情文学，散步时，眼泪时常会涌出来。他很感性，觉得周围的草木，甚至整个大自然都在跟自己说话，也唯有这大自然似乎可以在异国他乡给予他庇护。他总是被带在身边的西方文学作品感动到不能自已，但有时又只是任意翻读，不久又放下，这突出表现了他感情上的跳跃不定。一旦译了什么东西出来，他马上就会被怀疑击溃，以至于他有一次问自己：“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如作者所言，这名中国学生患了“Megalomania”和“Hypochondria”。他一见女子便害羞，甚至是害怕。寻访妓女也只会加深他的苦闷和自怜，以至于他甚至要同情起自己的影子来了。小说以这样的话结束：“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之后的几年里，郁达夫的其他小说集被刊行。《寒灰集》收录了11篇，于1927年印行，另有九篇录在《薇蕨集》里，于1930年印行。1928年，因为与创造社几位成员闹翻，郁达夫离开了创造社。1930年，他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不久，他也离开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主观主义，在小说中突出社会问题，但阴暗忧郁的形象仍旧是他小说里的主角。郁达夫自己曾多次强调文学始终是自述的，不能因为他作品中明显的自传成分，就认为他在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的所有作品均表现出了他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110]

沈从文出身于湖南的军官家庭，1923年他来到北京，得到了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扶植，并开始活跃的文学创作。[111]他早期的小说反映了他在湘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当兵的经历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1917年至1920年间，他曾在军队中充当文书。他的多数小说只是平平，但有些却未始不是可观的，比如收录在他的小说集中、于1930年刊印的《自杀的故事》。在这篇小说里，他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五四运动中有识之士的过分自伤自怜。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创作了他最好的几部作品，故事均发生在乡村，他在作品中不时悲叹农村生活的失去。1934年，小说《边城》[112]刊行，故事也发生在乡村，写的是船夫和他的孙女，以及他们的生活和农民的风俗。《边城》时常被高估，该小说肯定算不上他最成功的作品，但其中的风景描写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实际上，沈从文平时也长于描写风景。在1935年刊行的短篇小说《八骏图》中，他不再描写农村的生活，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城市。小说写八名教授同住一处，其中一位在日记和给未婚妻的信中，讲述了其余几位在性和心理方面的特点。但在读过许多精彩的讽刺的记述后，读者便会发现，这位记述者自己也并非可信之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还写了其他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比如《长河》（1934年）。1949年后，他完全告别了写作，致力于考古学和文化史的研究。

出身于湖南一个没落士大夫家庭的张天翼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最多产的时代是1928年至1937年间，共有四部长篇小说和六本短篇小说集刊行。[113]他长于以决不留情的自然主义笔法讥弹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弊端，但也创作儿童文学和戏剧。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他在1931年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这也符合他的基本态度。

1928年，张天翼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在鲁迅主编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刊行，实际上，这篇小说的成功才鼓励他接着写下去。1937年后，他的作品主要探讨日本全面侵占中国的后果。这个时期最知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是《新生》（1938年），描写了一名教员的内心冲突。[114]晚年，张天翼主要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作品闻名于世，比如他曾探讨讽刺与幽默的关系。[115]

农民大众的疾苦是吴组缃（1908—1994）创作的中心题材。20世纪30年代初，他主要以短篇小说名于世，其中十篇缀成《西柳集》，于1934年刊行，集名取自北京附近的村庄。当时，多数左翼作家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除知识分子处境和抗日的爱国主义外，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中最重要的题材，吴组缃的短篇小说就是这种转向最可信的体现。

1904年出生于四川的汤道耕（1904—1992）主要因用笔名艾芜发表的短篇小说而闻名。艾芜曾在师范学校学习，未卒业，之后流浪于中国南部及缅甸、新加坡，他在此期间以打零工为生。1932年，艾芜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南国之夜》《南行记》《南行记续编》中，记载了他的经历、旅行经验以及关于农民的艰难命运的观察。他的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芭蕉谷》（1937年）。[116]除短篇小说外，这位在“文革”时期遭到迫害的作者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品。

当时的许多作品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地区性。这一点在老舍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可称为“北京的作家”。许多作者的作品，尤其是在他们的短篇小说中，故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吴组缃、张天翼的某些小说，以及沈从文描写中国西南地区的小说（如《边城》）或他的关于苗族的小说。对有些作者（如沈从文）而言，故乡是承载着城市中的陌路人对淳朴农村生活的怀念的地方；而在其他作者这里，比如茅盾和吴组缃，农村则被表现成居于城市中的恶势力或占据沿海城市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注意力向农村的转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局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此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甚至中国的多半国土），城市意味着没落，已不再是民族复兴的中心了。

当时的其他作者中还有生于台湾的许地山，他与茅盾同是文学研究会的共同创立者。他自1921年起刊行的作品多以青年对旧体制的反抗为题材。同为文学研究会创立者的还有王统照，他于长篇小说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其中多数以作品集的方式刊行。

东北作家与抗日文学

1931年9月18日，日本进攻沈阳，中国举国愤然，这也影响了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日本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逃难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些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这些作者中，李辉英（1911—1991）首先于1932年在左联的杂志《北斗》上发表了一篇抗日题材的小说，却没有获得反响。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1988）[117]发表了小说《八月的乡村》。他的妻子萧红发表了小说《生死场》[118]，都有着广泛的读者。

此前，萧军在东北参加抗日游击斗争，作为文人，他也立志将所有被压迫者解放出来。他在《八月的乡村》中记述了自己的家乡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包括农民出身的英雄、知识分子、指挥官以及来自外国的姑娘。这篇描写一组游击队员的长篇小说以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为蓝本，也与《水浒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萧红比萧军更为知名。[119]她虽断绝了与自己殷实家庭的关系，且终生怨恨自己的父亲，但她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家乡，她的家乡也是她多数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与《生死场》不同，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专注于描写小城市中人们的生活状况，描写这里的居民，他们的贫穷和信仰，以及周围的风景。在《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获得成功之后，萧红与萧军在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之外，还发表了其他的长篇小说，质量上还超过了他们的处女作。[120]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的故事发生在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间，萧军本想再写两部长篇小说，合成三部曲，但由于政治上陷于困境，计划未能实现。

端木蕻良（1912—1996）与萧军和萧红是朋友，在多篇短篇小说和1938年刊行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1933年写成、在1939年才刊行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他描写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的河山和居民。[121]

来自河南的师陀（1910—1988）的作品中必须提及的是两部短篇小说集《谷》（1936年）和《里门拾记》（1937年），其中，除去表现农民和工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作者还详细地描写了自然风光。在这方面，师陀似乎受到了沈从文的某种影响。1947年刊行的长篇小说《结婚》是一幅讽刺的风俗画，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秋冬，师陀在该小说中剖析了上海的中产阶级。

女性文学

五四运动时期，许多女作家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比如主要因死后刊行的自传而闻名于世的庐隐（1899—1934）[122]，还有冰心（1900—1999）。但探讨女性问题的不只是女作者，还有若干男性作者，特别自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后。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后，他的作品（主要是《娜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可小视，在女性文学领域，可与之相比的也就只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了，后者的影响体现在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虹》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

冰心原名谢婉莹，后来只称自己作冰心。一如同辈的多数女作家，比如陈学昭（1906—1991）、杨绛（1911—2016）、赵萝蕤（1912—1998）和方令孺（1897—1976）。冰心家境殷实，还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就读时，已因诗歌和短篇小说崭露头角。1926年，她在自己关于李清照的硕士论文的绪论中写道：

对一位诗人，特别对一位女诗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具有四千年历史的诗歌王国，中国就好像满布闪烁星星的仲夏的夜空，一颗孤单的星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一位孤独的词人也几乎湮没在中国的词人之中。还有，东方的文学家们十分厌恶赞美一位妇女文学家！他们即使赞扬，也要带着一种宽容和讥讽的语言。[123]

冰心短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有些苍白，因为作者专注于探讨问题。虽然在她的有些短篇小说当中，比如《超人》（1923年），处在中心的不是女性，但决定她文学创作的根本还是女性的立场。冰心的短篇小说《空巢》于1980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24]小说写两位同窗好友30年后再次相见，其中一位在1949年时与妻子同去了美国，如今，衰老的他看到留在中国的朋友的家中虽生活简朴，但经过了“文革”的困苦和凌辱后，却还是充满欢乐和希望，不禁唏嘘，他难过地发现，自己即将回去的美国实际上是个“空巢”，这一象征取自朋友孙女读给他听的一首白居易的诗。常与冰心并提的是凌叔华（1900—1990）。[125]

来自湖南的丁玲原名蒋冰之。受到为女性权利斗争的母亲的影响，她有意识地怀抱女权主义的志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她是仅有的几名创作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末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作家之一。[126]

起初她深受沈从文和胡也频的影响，后者也是她的伴侣。[127]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刊行，奠定了她知名作家的地位。而她最初的两篇短篇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前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已引起文坛的注目。在她所有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处在中心的均是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年轻女子，她们必须为此与外在的阻碍或内在的心理羁绊进行斗争。《梦珂》写的是一名来自乡下的女孩儿到上海学习艺术的故事，女孩儿最后当上了演员，但不再抱有什么幻想，出卖自己的身体，精神上彻底垮了台。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最被注目的作品。[128]主人公是名年轻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常出现在丁玲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她们没有家，在匿名的大城市中追求西式的生活，给自己取西式的名字，比如莎菲、伊萨或玛丽，她们体质虚弱，放弃了所有的传统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却因此不得不面对自己。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患了肺病的女主角记述自己在北京冬天的生活以及她对爱与理解的追寻。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是她热烈的感情，这份感情的对象却是一名仪表非凡、道德卑劣的男子，这让她怀疑自己的自尊。至于对这些小说具有自传色彩的猜测，丁玲很早已给予了反驳。[129]

她的伴侣胡也频于1930年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丁玲自己后来表示，她当时还认识不到文学与革命之间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在这些年里，她也发生了转变，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应当包括某种对文学的幻想的丧失。这体现在她1930年创作的一部小说中，其中有一个角色，虽只有次要地位，却具有卓越的见识，在丁玲此后的作品当中，这类角色经常出现。在这部小说中，这个角色说道：

对于文字写作，我有时觉得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除了换得一笔稿费，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纵说有些读者曾被某一段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他们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所以，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130]

但不久后，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丁玲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承担重要角色，还因此下了狱。在她的小说中，她起初将恋爱与革命结合起来，最后致力于无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这种新的方向体现在了她的长篇小说《水》（1931年）中，该书描写了1931年全国大范围水灾中农民的痛苦与反抗。在抗日战争中，她一边在党内工作，一边寻求某种新的文体，以让普通农民群众接受。从1936年起，她在延安继续自己的创作，有一段时间，她把精力完全放在组织为战士演出的文工团以及主编《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1942年，她为文艺副刊征集杂文。1948年完成、1949年刊行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描写了土地改革，还因此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131]（在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后，丁玲因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杂文被批判，1958年因错划“右倾”而被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才被改正错误。）

除了在外国文学和外国范式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仍旧存在。虽然这些作品在共产主义者和处在五四运动传统中的作家看来是反动的，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它们的传播被成功阻止；但在城市里，这种提供了逃离现实的可能性的文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甚至可以说经历了复兴。[132]严肃的作家，比如张爱玲，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张爱玲（1920—1995）于20世纪40年代踏上文坛，对某些评论者来说，她是五四之后最有才华的女作家。[133]1943年至1980年，她发表的作品包括两部重要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作品多数作于1943年至1944年），四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其他较短的叙事作品和研究。她最重要的作品是1966年以《怨女》的名字，后于1967年以《北地胭脂》之名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名叫银娣的女子及其36年的婚姻及寡妇生活。

在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冰心和丁玲留在了大陆，凌叔华在二战结束后去了伦敦，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内地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