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主观主义

自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起，中国因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而遭受了屈辱，这在中国的受教育者中造成了思想危机，这种危机也体现在了文学中，文学日益成为表达对国家状况以及对国家和官僚腐朽的愤怒与不满的媒介。比之鸦片战争的后果，在受教育者的意识中，中日甲午战争中所经历的失败的耻辱影响更深。中国孱弱的原因，多被看作一种疾病，需要治疗，需要脱离那些陈旧的结构。由此产生出的反对传统的基本情绪，将成为自那时起直至今日的文学的特点。

但是，人们并不是在寻找客观的标准，然后用这种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弊端，以这种标准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相反，个体的看法被推至中心地位，自我成为主题。在这种转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过程中，个人的生活和命运被过分突出，与社会整体构成对立。这种个体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特征，同时构成传统文学与此后专为意识形态而服务的文学间的过渡，后者因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真正容许这种主观主义的存在。

其他影响文学发展走向的因素，是当时存在着的诸种结构性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创办于沿海城市的报纸及期刊。它们首先给西方的以及新建的中国企业充当了新闻载体，除此之外，它们也谋求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尝试通过刊印短篇小说和连载小说来留住这些读者。随着传统科举制度被西式学堂所取代，旧的仕宦阶层可能消失，而知识阶层的年轻成员开始寻找新的方向。这些新的方向，他们可以在学社和其他团体中，以及在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无拘无束的艺术家生活中找到。对西方思想和观念的到来，以及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困惑，但多数人的反应是热情和开放的。20世纪的“新”文学，多被等同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萌芽于19世纪末。[1]这种文学以政治和社会题材为主，关注个人感情和私人关系。因与欧洲早期浪漫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文学也被称为“浪漫的”文学。[2]

中国的知识分子愈发感觉，王朝已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因此不再求之于国家及作为其代表的皇帝，而是转向中国社会，最后转向国民本身。他们希望能在国民中产生某种革新。通过舆论，他们尝试向政治施压。

19世纪末，现代中国日报的产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有意思、影响也最为深远的现象之一。[3]这些媒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强度和速度，某种大众文化开始形成。在这种发展中，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办的《申报》在许多方面充当了先驱者的角色。作为最早的日报，它制定了标准，但仍表现出作为新生事物的种种缺陷。《申报》于1872年创刊时宣布该报不只可以被士大夫欣赏，农工商亦皆能通晓。1876年，《申报》发行了面向劳动者和女性的《民报》副刊，这是最早的白话报纸。与之类似的早期报纸是《演义白话报》（1897年创刊）。随着白话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同时也因新思想的涌进，为新内容创造新表达成为必要。从1913年狄文爱德（A. H. Mateer）于上海刊行的《新名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突出。[4]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非官方报刊在中国存在已久，在19世纪末改革运动普遍兴起之时，报刊业也随之取得了新发展。[5]梁启超于1895年主编《强学报》，作为康有为成立的强学会的机关报。翌年，梁启超主编《时务报》，逃亡日本后，他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6]此后，效仿者纷起，以至到1906年，中国已有239种报刊，虽然部分报纸不久后便停刊了。其中，仅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兼现代潮流中心上海，就有66种。[7]此外，平版印刷术的推行使排印插图变得极为方便。新的画刊不仅刊登新闻和政治评论，也刊登诗歌和消遣性文章。不久，这些内容占据了副刊，一种文学性的新闻写作形成了。由此产生的文学杂志在诗文以外，还刊登连载小说及外国文学。其中，四种于上海发行的期刊最为著名：梁启超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吴沃尧与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和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1907年创刊）。这些文学期刊催生出最初的职业作家，为后来的文学改革铺平了道路。

003

如名称所示，期刊的内容以小说为主。这种叫法指的正是教育精英并不认可的那些体裁，其中不仅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包括讲唱作品，甚至戏曲，但主要是连载小说。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多种，但诗文被视为旧儒家思想的表达的观点，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的革新与标准语的发展

关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新文学当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曾有若干宣言作出过纲领性的表述。西方哲学的知名译者严复（1854—1921）[8]和夏曾佑（1863—1924）在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上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其中论及过去文学的教化功用。他们认为，小说虽为百姓所喜爱，在过去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当下的关键是传布新文学以使民智开化，这在欧美和日本已颇为成功。

梁启超在他1898年所撰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持类似观点。他对旧小说的贬低比之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反对《水浒传》《红楼梦》之类诲**诲盗的小说，主张小说革命，提倡政治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此种要求之必要。他的口号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9]梁启超认为，关键在于提升读者，并在文学中为之提供可效仿的楷模。中国的历史朽败，似乎无法提供这样的楷模，所以须求之于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样的人物及其他现代的爱国者、革命者和政治家。由此可见，严复和梁启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士，他们是知识分子，以自己国家的革新为己任。对他们来说，文学似乎是一种合适的手段，可以传布他们所追求的新价值，以使民智开化。这些最初的知识分子虽少有值得提及的文学作品传世，但在城市的读者当中培养了某种新的政治意识。然而，他们虽严厉批评经学，特别是批评过去几个世纪的科举考试的僵化，自己却仍未能摆脱旧的教育世界，多数还在用文言写作。

文学史对新文学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被忽略的文学传统也被重拾，包括所有被归于末流的诗文，特别是小说，至此才有学者肯将其列入本民族的文学当中，比如刘师培（1884—1919）和章炳麟（1869—1936）。当时的杰出学者王国维主张肯定戏曲和小说的价值，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红楼梦评论》开红学之先河。

文学扩大传播和大众报刊形成的前提之一是居民识字的普及。关于19世纪识字率的了解却很不准确。农村的识字率是40%至50%，城市中的识字率是80%至90%，这样的估计肯定是过高的。[10]在不同地区，识字率也相差很多。20世纪30年代，能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村居民的比例在5%至8%之间，即使到了50年代，在有些地区，识字率也只有30%至40%，而且即便识字也不一定有能力读小说。[11]梁启超认为识字率在20%，他也曾要求在汉字之外推行拼音文字。

宣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这主要与胡适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改良运动或文学革命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简单地用活的语言，也就是白话，去替换文言这种不再说的、死的语言。不只是在19世纪，事实上在很久之前，中国就有三种常用的语言形式，分别是文言、白话以及主要存在于南方的各种方言。文言只用于文书和信札，中国北方常用的白话却是说写通用。这种白话也叫官话，是官吏间沟通的媒介，也广泛应用于行政、司法和商贸领域。书面的白话总是间有文言成分，长久以来在小说中使用。但因与西方和日本的往来以及语言改革运动的兴起，19世纪末，有些改革者力求在此前使用文言的领域里也使用白话。

这种白话运动是从南方地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处于北方白话之外，还有其他方言占据着决定地位，同时也因为比起北方和中部地区，南方地区受西方世界的影响更深。这就造成了南方地区要求普及北方白话的情况。至五四运动时，文言失去其垄断地位已有几十年。比如有些杂志自创刊起就使用书面白话，而不用文言。基督教传教士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他们创办的学校里使用白话，后一种使用情况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承袭了中古中国佛教解经的传统。

在推行新概念方面，日本作为东亚的文化和军事强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只是因为日文汉字，也就是使用汉字创造日语译名，也是因为在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尝试。[12]特别活跃的是与《译书汇编》有关的中国流亡学生，当然，他们多数是将日语译成汉语。中国的白话运动不久产生了效果，这些成果部分也是诸多领域（主要是贸易和新闻）发展的结果，而不只是白话倡导者努力的结果。据估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约70%的居民在自己的方言之外，还说北方白话。尽管如此，国语仍旧是一种理想，即使是在20世纪，语言的统一也难以在中国所有地方实现。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距离国语还有多远，可见于清亡前数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统一国语办法案》要求国语不能以某种自然方言为基础，必须是标准化的创制语言；发音要以北京方言为准；语法上要使用或多或少在所有方言中都存在的形式；但词汇完全可以扩充，可增加来自各种方言的特殊表达。这样的要求反映了各语言地区对丧失自己身份认同的担心，或至少是担心若将某种方言升格为标准语，所有其他方言的使用者将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鉴于这种状况，世界语会在中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也就不奇怪了。许多用音节或字母文字将汉语字母化的系统也要放在这种关系中去理解，比如吴稚晖制定的注音符号和拼音。

女性解放

文学革新的努力与政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其中，改善女性地位的愿望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连男性也会苦于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现象。对女性态度的转变始于明末。当时，女子如果家境殷实，受教育几乎已是理所当然之事。统治其时文坛的袁枚已主张女性独立，反对章学诚的保守立场。19世纪初，曾有数名改革者提倡废除缠足的风俗。[13]

在中国文学中，女性其实总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作为追求对象，作为《诗经》中某些诗的抒情主体，还是作为诗人本身。[14]唐末起，社会日益儒家化，对女性的敌视也日深。但争取女性独立和反抗歧视的开端却始见于男性，比如撰写《闺范图说》的吕坤，还有哲学家李贽，特别是1835年刊行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

但直至新思想由外国传至中国，并首先进入中国沿海城市，才为广泛的女性运动创造出条件。在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中，女性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出讨论，并且这次是在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下。[15]这一点，从当时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可看出。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发表女性题材作品，至于形式，则以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为主。

20世纪初的女性先驱者之一是秋瑾。她是坚定的政治活动家，女权和行动主义运动的开路者，但她的诗文还是旧体。因为总要设法摆脱当局的跟踪，她习惯销毁自己的作品，所以传世的只有诗130首，文13篇，以及弹词《精卫石》残本6回。[16]

世纪之交的这位女权斗士后由于在浙江筹备起义，失败而遭处决，所以常被称为革命烈士。[17]先前她与丈夫迁居北京后，深受来自日本的新闻的影响，最后放弃家庭，争取离婚，并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她成为革命者和通俗文学的维护者。她不只主张在文学中使用白话，1906年由日本回国后，她还在当时进步女性文化的中心上海创办了提倡男女平权并宣传爱国思想的女性杂志《中国女报》，为这本杂志，她开始写作《精卫石》。

谴责小说和为城市读者所作的通俗小说

清末的长篇小说已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端倪。[18]比之过往几个世纪，此时的长篇小说变短了，不是联缀成篇，角色繁复，而是有一条情节主线贯穿故事，并在故事中突出行为者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背景。欧洲文学在中国既盛，新发展遂起，小说家们开始采用西方的文学题材和形式。此外，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仍然活跃，部分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有些作者甚至有意识地采用旧的形式。

因而，在思想与文学寻找新方向的过程中，有些受欢迎的题材被保留下来，比如1879年初刊印，后经多次加工的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小说以公正的法官包拯为中心。这本小说源于说书家石玉昆，他以独特的方式弹唱，与满族演唱者相近，并创立了石派书。石玉昆演说包拯的有些早期记录，可以显示出封建时代晚期城市中的说书者与以散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19]《三侠五义》代表了一种封建时代晚期的民间文学形式，处于这种传统中的还有长篇小说《彭公案》，这一形式不久开始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承袭《水浒传》传统的侠义小说，承袭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作品，例如满洲旗人文康所作的《儿女英雄传》（初印行于1878年，凡41回）[20]，以及狭邪小说，比如《海上花列传》，其作者明确指出，全书笔法“脱化”于《儒林外史》。这些长篇小说中的许多内容都经过改编，有时改动尤甚，因为它们几乎总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这些立场又总要相互适应。旧的长篇小说也以各种形式，经历了这样的加工。

晚清小说基本可分为“社会批评”和“多愁善感”两类。社会批评类小说因袭《儒林外史》创立的传统，《儒林外史》特有的讽刺笔调在这里变成了对时弊的尖锐批评，比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1]此书的前45回自1903年起便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新小说》上连载。这本杂志在1905年停刊后，作者将此45回与另30回作为单行本，分为5卷在上海刊行。1909年，第76回至第87回刊行。作者去世后，又刊出第88回至第108回。该书内容为自号“九死一生”者的记述，这本回忆录采用了自叙体，是中国最早的自叙体小说，楔子写男子在上海偶得一手抄本子，后寄给在日本发行的《新小说》刊印。吴沃尧的小说写的是19世纪最后20年，记载了当时中国的世情。

吴沃尧是名多产的作家，作品还有公案小说《九命奇冤》（1904年/1905年）和长篇小说《恨海》（1905年），后者虽不怎么知名，但颇可观。故事以庚子国变为背景，情节主要围绕两对由父母定下婚约的情侣。这两对情侣因战乱而失散，再次相见时，却发现彼此不再合适做夫妻。一对情侣中的未婚妻已沦为妓女，一对情侣中的未婚夫拐了人家的钱财，吃上了鸦片烟。类似的与才子佳人小说相仿的定式，也可见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劫余灰》。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对时世甚至表现出了厌恶之情。[22]此书于1901年至1906年间为连载所作，共60回，以对比强烈的色调描写了中国官场的极度腐败，反映了作者对时世悲观阴暗的看法，这种看法有时被认为与他的痨病有关。具有这种悲观色彩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文明小说》。[23]此书部分以“戊戌变法”为背景，其他部分取材于当时的文学作品。

清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刘鹗的《老残游记》，该书于1903年至1907年间首先以匿名连载的形式刊行。[24]书中旅客老残的形象背后估计是作者自己。老残的梦中呈现出了中国的现状，这种状况被比作残局或是一艘行将沉没的船。《老残游记》之所以名于世，不只在于对当时特别是山东地区的人文与景色的出色描写，也在于该书对旧的主题和素材的加工。

当时文人的绝望与失望的情绪常在小说名字中体现出来，比如《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苦社会》为长篇小说，1905年刊行，无撰者名。许多作者在自己的号或笔名中也表达了这种悲观的情绪，比如《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笔名东亚病夫。[25]此书前六回原为金松岑（1874—1947）作，于1903年至1904年间刊印。短暂的合作后，金松岑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交予曾朴，后者于1904年续写20回。之后几年间，又作了若干增补。在1927年至1930年间，曾朴还对全书做过修订和补充。小说写晚清官场的状态，以金雯青与他新纳的妾为线索，将金雯青的悲剧与对晚清时世的讽刺相结合。第一回写奴乐岛，其居民长久不知自己的处境，终日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直至某日发现自己生活的岛正在沉向海中。

使用外来语和述及中国几乎未知的事与书，也是当时的新风尚，比如《官场现形记》中谈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曾朴的《孽海花》中，甚至还有傅兰雅（John Fryer）、威妥玛（Thomas Wade）、一名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以及德国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等角色出场，瓦德西在八国联军为镇压义和团起义进行的“惩罚性远征”中表现尤为突出。故事的场景不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也发生在欧洲。国际事件和中西往来中的现成题材虽进入晚清小说中，但这些小说并非要模仿欧洲小说的形式，尽管其中偶尔可见后者的某些影响。相反，晚清小说只是采用欧洲小说中的人物，比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笔下的福尔摩斯，他在许多侦探小说中成为受欢迎的形象。

广为世间所称的还有描述希冀状态的未来小说或具体的乌托邦小说，比如《痴人说梦记》，作者署名旅生，身份不详。书中描写的上海没有外国人，没有外国警察，相反有许多铁路和中式学堂。这样的理想还以梁启超这代维新者的思想为根据，但在世纪之交的政治舞台上，却已几乎为报刊作者悲观绝望的批评与讥讽所取代。这些作者当然清楚，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读者的同情，而他们的读者恰好是来自商埠中的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以各种方式与外国人合作。

以市民视角写的揭露中国社会弊恶的小说也叫作谴责小说，此外，还有可被称为革命小说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通常是在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部分在日本生活。这类小说最知名的代表是陈天华（1875—1905）初登载于《民报》的长篇小说《狮子吼》（1905年）。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自由结婚》（1903年），其作者张肇桐除该作外便鲜为世人所知，以及《洗耻记》（1903年）。

多愁善感类小说基本承袭的是《红楼梦》的传统，但它们常与自17世纪迄19世纪中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更多相似之处。此类小说的代表有《六才子》《花月痕》。这些小说多写狭邪妓家，如是者还有《海上繁花梦》以及张春帆撰的《九尾龟》，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先驱。要归在其中的，还有已提过的可视为此类小说中压卷之作的《海上花列传》，小说描写了上海的风月场，1892年连载刊行，1894年出单行本，作者韩邦庆（1856—1894）也以短篇小说名世。[26]

鸳鸯蝴蝶派[27]的叫法可溯至此类小说中最为世所艳称的《玉梨魂》。该书由徐枕亚（1889—1937）所撰，于1912年刊行，作者依照旧传统，用成双成对的蝴蝶和鸳鸯来比拟相爱者的诗充塞书中。[28]这一叫法初为表示轻蔑的称呼，后被用来指1910年至约1930年间刊印的逾2000种小说以及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种文学样式也称“礼拜六小说”，因为它们完全是为打发时间所作。徐枕亚的《玉梨魂》刊行后不久，尤其引起了年轻读者的热烈讨论，他们对这类爱情故事的兴趣遂盛。徐枕亚与其他有相似作品的作者同样使用骈俪的文体，他与这些作者交游，共同成立社团。其成员包括《泪珠缘》的作者陈蝶仙和《美人福》的作者李定夷。

《玉梨魂》写的是家贫的天才书生何梦霞，在远房亲戚崔翁家里任家庭教师，家中除崔翁16岁的女儿外，还有守寡的年轻儿媳和孙子。何梦霞与两名女子间都产生了男女之情，而两名女子以死告终。何梦霞遂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发挥自己的天分。他始终认为，为了爱情，自己也要付出牺牲。1911年的武昌起义最终导致清朝灭亡并促成民国建立，这给了他机会。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为爱情与共和献出了生命，自己的情诗紧贴在胸口。这类关于三角关系的题材当时极受欢迎，已经以不同形式见于旧小说中，比如《玉娇梨》，也见于当时的小说中，比如曾朴的《孽海花》和苏曼殊的《碎簪记》。

这本小说的成功为徐枕亚带来的却不全是欢乐，因为出版社拒绝将收益分给他。为重复这本小说的成功，自己也挣到钱，徐枕亚又作《雪鸿泪史》。这部于1915年2月完成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日记体小说。故事与《玉梨魂》相同，形式却是日记体，每个月为一章。作者在小说的例言中称，是书主旨在矫正前作之误。特别是，作者详细叙述书中人物的家庭背景，所以此书多被怀疑是自传题材。

消遣文学中当然有时尚。在第二个10年里，首先是哀伤的爱情故事风行，内容几乎总是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对立，和更普遍的旧的社会秩序中的冲突。几年后，在军阀袁世凯（1859—1916）的统治下，民国成立所引起的兴奋被清醒所取代，谴责讽刺类小说随之复炽。这些“社会小说”中最知名的是李涵秋的《广陵潮》。广为世人所喜的还有侦探小说，其最著名者是程小青创作的系列作品，以及各式黑幕小说，这些小说有时是委托之作，为的是攻击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对手，或只是为了丑诋私敌。不出意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时期武侠小说的盛行，其中有些当然作于这之前，比如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儿女之情、社会批评、战争纪实，所有这些成分都融合在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因缘》中，此书初于1929年至1930年间连载，当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小说中读者最多的。[29]

《啼笑因缘》的主人公是19岁的学生樊家树，他从杭州来北京投考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逛天桥时遇见练把式的老者，并一见如故（此形象让作者有机会证明其武侠小说方面的才能）。后来，他又结识了穷苦的卖唱姑娘，心生爱慕。可是亲戚欲撮合他与官家小姐何丽娜成亲，这让这位年轻的有前途的考生面临选择：一面是这位有主见、受过教育，受西方影响、作风却不招待见的，几乎完全非中式的女子；一面是这位柔弱的、没受过教育的，完全未受西方影响的卖唱女子。主人公与这两位年轻女子的关系始终不理想，老者的女儿秀姑却是合适的对象，只是不如其他两名女子漂亮。

读者显然不满小说的结尾，要求有个了结。张恨水在“作者《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对读者一个总答复”中为小说的收场作了辩护。他再次指出开放式结尾的合理性，指出必须相信读者具有相应的想象力，能忍受这种不圆满。在读者的再次要求之下，又因为已有其他作者发表了小说的结局，有的甚至托张恨水之名，最后，张恨水还是决定自己写续书。但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1932年进攻上海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作者决定以抗日作为《啼笑因缘》续书的主题。

一如清末以来难读的社会批评类小说逐渐沦为黑幕小说，多愁善感类的故事也以通俗小说的形式传播最广。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的读者只在上海便可达百万之多，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符合社会中层和普通百姓的口味的真正的通俗文学，既不是梁启超鼓吹的社会批评文学，也不是五四运动中改革者主张的文学，而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学。

这些通俗小说让读者有机会逃离现实，来到梦幻世界，但这些小说也反映了当时的问题。比如，20世纪最初10年里，自由选择结婚对象成为小说的主题，在随后的20年里，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动**和不安局势体现在了小说当中。但是，19世纪末文学改革者提倡的将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宗旨业已瓦解，成了根本上保守的逃避现实的态度。1904年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孤独的主人公面对黄河冰岸上雪月交辉的景致，因自己国家的命运潸然泪下，泪结成冰，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城市里来自社会中层的读者就只为因爱情受折磨的鸳鸯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