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为整体的概念的解体

中国的历史上，在效法古代的时期之后，总会出现自觉本身独特之处并因时而变的时期。比如西汉的东方朔就认为，他的时代正处在文化发展的顶峰。这样的看法总还具有某种赞颂的味道，即肯定当前的状态以至当下的统治者。有时，这种赞颂中也包含某种讽刺。某些赞颂也明显包含着劝告色彩，比如《文选》第四十九卷所辑干宝的文章，其中就强调了东晋时的繁荣以及当时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何为古，何为范式，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非不变。比如挚虞在其《文章流别集》中称汉以前的作者为古，他主要是指《诗经》中的作者和屈原。在唐代，建安时期的诗人即为古，而宋代又以盛唐诗人为古。

在“法古”的观点之外，总有这样的看法，即任何时期相对其他时期都是一种变化，因而人们要求事物应当符合自己，要有自己的美学，而音乐总被用来说明这种变化。事实上，古代的统治者就已依具体的情况来改变音乐了。同时，在文学领域，总有观点认为某些形式只在某些时期盛行。比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提出诗在唐代已穷尽，这样词和曲才得以兴起。汉以前，“变化”还没有被等同于“变坏”，但此后，变化的概念便常与没落和衰败相连。古时已有相应的观点可依，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认为体现秩序与和谐的歌才是美的。

但汉亡后，关于固定秩序的信念就被严重动摇，特有规律，尤其是个体的风格受到肯定，不再被视为对国家秩序的危害。这些个性主义思想的萌芽不久又被遏止，以宇宙论为根据的美学假定凡文学皆为有秩序的世界的反映，并由此建立起一种诗学的基础。这种诗学认为文学包含“道”，这种观点在早期以柳宗元和韩愈为代表的、视诗文为文学组成部分的古文运动中达到高峰。之后，理学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体现在宋代以来的许多诗学专著中。这些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提出的理论均受到了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无论它们是赞同还是反对严羽的观点。[91]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汉末以来，其实所有可能都被尝试过。每个时代都可有自身的文学成就，虽与古代相异，但仍可自立，持此种观点者几乎各个时代都有，但只是少数而已。在这个问题上，体裁的多样性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在实践中，人们实际无法总是保持文学的整体性，所以要为每种体裁和样式的独特性找出新的理由。比如李东阳曾尝试将诗文加以区别，只取形式为标准，而不评骘高低。按他的理论，具备某些音乐方面的性质的文均可称为诗。在《怀麓堂诗话》中，他反对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的观点，但也承认，他那个时代的作者不懂得如何写诗，他们缺少写诗的能力。于是，自15世纪起，文学又出现新的分化，诗的相对地位提高了。

作为这种新的评价的根据，李东阳还指出，《诗经》为后世之楷模，后世诗“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他虽赞赏唐代的诗人，特别是杜甫，但不主张效仿。他认为诗应有独立之存在，进而想使诗脱离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关系，乃至教诲的责任。其他作者（如李梦阳）也有类似的尝试，但这些尝试没有使诗获得解放，而是使诗与文分离，以至于古文运动和理学的思想家要求的文学之整体再次面临解体。

直至清代，才有新的研究观点出现。当时，有作者重拾黄庭坚的批评，比如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认为，李白和杜甫的文不是真正的文，欧阳修和苏轼的诗也不是真正的诗。

法古还是求新

十五六世纪的文学几乎为复古运动所左右，其代表皆宗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92]之言，其领导者是已提及的前后七子。

唐时，复古指复归秦汉散文的质朴，这里主要是指诗歌的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对该运动目标最精练的概括。有些作者，比如“前七子”的代表何景明，甚至提出了唐后无诗的说法。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也是这种态度的表现，其中未辑任何宋元时的诗。

对复古者来说，在诗的领域，盛唐是楷模。他们遭到其他诗人和理论家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这种复古是盲目的拟古。这种反对在以袁宏道及其兄弟为代表，由钱谦益（1582—1664）持续至清初的公安派中体现得最明显。[93]在公安派看来，宋诗胜于唐诗，因为前者少求形式的完备，多重性情的抒发。主要有两种作品引起了这些反复古者的反感，即严羽的《沧浪诗话》和高棅的《唐诗品汇》，后者是复古者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这种复古的观点在明初因朱元璋正名的需要而变得更加坚定。对法规和准绳的需求让诸如高棅《唐诗品汇》这样的作品有了生长的土壤。高棅是闽中十才子之一，闽中十才子的领袖林鸿渴望复归黄金时代的唐代，并希望剔除元代诗歌领域里的异端。比如，《唐诗品汇》的《五言古诗叙目》中有这样的话：

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论者惟李、杜二家为尤，其间又可名家者十数公……此皆宇宙山川英灵间气，萃于时以钟乎人矣。[94]

按高棅的看法，诗人与其诗风是相同的，即使两者皆拘泥于时代风气。这里体现出与当时其他诗学理论的某种相似性，这些理论也都认为诗是性情的直接抒发。[95]

在这种贵盛唐的运动之外，另有以诗来实现自我的观点，但多数明初的诗人，比如高启，在复古和抒发性灵之间选择了折中的态度。而杨维桢与何孟春（1474—1536）这样复古运动的先驱必须算在这些诗人之内，后者的《余冬诗话》明显表现出了对宋诗的喜爱。以各自观点而论，杨维桢似乎与贵唐者差别不大，他也把诗看作性情的吐露。不同的是，他强调诗人在创作中的自主，承认每个时代、每个作者都自然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他在《李仲虞诗序》和《张北山和陶集序》中说：

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96]

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97]

他认为，评诗与评人的标准是相同的：“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98]

公安派的表现主义

公安派以其代表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和袁中道（1570—1626）出自公安（在今湖北省境内）而得名。[99]代表作家还有陶望龄（1562—1609）、江盈科和黄辉（1553—1612）。有的作家把他们看作当时文学正统的反叛者，有的作家，特别是现代的敬仰者，则赞赏他们是中国的浪漫主义者，以内心直接的表达而非摹仿见长。在20世纪，做如此评价者主要是周作人，也包括因介绍中国的书而名于西方的林语堂（1895—1976）。这种对公安派的理想化或是对它的贬低，同样出自评价者寻求各自导向的需要，但他们并未识其本质。

袁氏兄弟并不是在反对正统派诗人，他们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正统派诗人的平庸的追随者。这也体现在公安派的作家与正统的名家之间有某些重要概念和观点是相同的。晚明公安派并不是一个针对复古运动的文学派别，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放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去理解。万历时期（1572—1620）是一个充斥着没落和混乱的时代，有许多农民起义和群众游行，比如在苏州，许多文人和百姓举行了抗议，反对勾结熹宗（1620—1627在位）乳母客氏、专断国政的残忍宦官魏忠贤（1568—1627）。总的来说，当时的环境有利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对特立独行的追求，这不只体现在诗歌当中，也体现在其他各种艺术当中，比如在与袁宏道交好的画家董其昌（1555—1636）的画中。在哲学方面，朱熹的声名衰落，王阳明的学说特别是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学说，却从者甚众。这种学说以孟子为根据，以流行的人皆有佛性之说为支持，有利于个人主义的生长。当然，王阳明不只要求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也要求个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还有后来很少被欣赏，且在世时就遭排斥的哲学家李贽，袁宏道与之结交肯定不是偶然的。[100]

16世纪时，人们对自我的重新发现[101]也体现在宗教方面，比如忏悔和每日反省自己行为的做法。最著名的是主张禅净融合的袾宏和尚（1535—1615）提出的约束自己、每日清点自己功过的要求。[102]袁氏兄弟受这种革新的佛教和王阳明新儒学的影响，与朋友创办了放生社，以吃素和在屠夫手中购买将要被宰杀的动物的方式来积累德行。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主张复古、宗法盛唐诗学的放弃，也要置于这种思想革新中去理解。因为这些崇古的作者不把诗看作性灵的抒发，而是竭力摹仿古代，以求复归这种理想状态。

袁氏兄弟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对，他们认为文学要因时而变。对此，袁宏道在给丘长孺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

大抵物真则贵，真期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追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扫土而尽矣。[103]

公安派成员的观点是，当然要学古，只是不要限于盛唐。比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

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104]

在批评复古运动的弊病时，公安派的代表参照了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批评。欧阳修实际只是批评附庸风雅者，而不是批评“西昆体”及其知名代表，比如杨亿和刘筠。

明末清初，因这种对宋诗的新评价，而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宋诗总集。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知名的是吴绮（1619—1694）所辑的《宋金元诗永》，吴之振（1640—1717）和吕留良（1629—1683）所编的《宋诗钞》，厉鹗和马曰琯（1687—1755）所辑的《宋诗纪事》，《宋诗纪事》共录有宋诗人3812名。“兴趣”是公安派的核心概念，可译成因某种环境而产生的灵感。对“趣”的讨论尤为详细，如袁宏道在给李龙湖的信中称陶渊明和谢灵运是六朝时仅有的好诗家，认为“陶公有诗趣”。“趣”字实际有很多含义。袁宗道在《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中称赞宋代诗人陆游“尽同元白诸人趣”。如此看，“趣”可译成诗的技法，也可译成内涵或风格。在中国的文艺理论讨论中，“趣”的说法当然不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公安派作者也宗法某种更古的传统，他们视明初某些诗人为自己的前身，如前面已提到的江盈科称，明初的高启、杨基、张羽和徐贲尚作“诗人之诗”。[105]

主张本性和独到的徐渭对效仿者的批评最为严厉。他在《叶子肃诗序》中是这样写的：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106]

《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也支持所有艺术门类中的本性说。他在《合奇序》中这样写道：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闻。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107]

判断某作品是否为原创，并不只是取决于它与其他作品是否相同。袁宏道和袁宗道兄弟俩与画家兼文艺理论家董其昌的某次交谈，可用来说明这种矛盾的观点。袁宏道在《叙〈竹林集〉》中有这样的记述：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故人笔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

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108]

明代抒发性灵的思想的兴起，当然也要联系当时个人主义的兴起来看，后者特别体现在哲学家李贽的作品当中，他对当时文学的影响颇深。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将备受公安派推崇的徐渭描写成个人主义的代表：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109]

袁氏兄弟和公安派把对盲目崇尚唐诗的批评和抒发性灵的态度宣布为纲领，两者结合，并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长久。明末清初时虽有批评复古者，如钱谦益[110]和袁枚（1716—1798）[111]，但相比较下对宋诗的轻视仍占上风，直至近世。这也与明初及清初相仿的某种复古运动的复兴有关。它先是以某种松散的形式出现，18世纪时又让位于某种严格形式，但总还是容许如王士禛这样好表达个性的作者的存在。[112]

清初的语文学与经学

在明代，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因无视道德理想的专制统治以及个人的堕落而无法实现。所以，17世纪明代的灭亡多被视为儒学的失败，无论是在国家还是个人的层面。因而，清初文人和知识分子在寻找新方向时，认为无法再以16世纪时自我修养的理想为依据，而是应当去寻找某种通往儒学源头，特别是儒学经典的直接路径。坚决、客观地应用语文学的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比如应用受西方影响的天文学以考定时间，这造成了某种对意料之外事物的开放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此前在中国是不曾有过的。当时的学者主要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富足地区和京城，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及其经典的知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些人。[113]

17世纪，文人的兴趣在转向语文学的同时，也转向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有若干原因，首先是严格的审查造成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对他们来说，魏忠贤对东林党的迫害还历历在目，于是，经学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特别是当审查几乎只针对反政府的言论，其他文学领域并未受牵连。

清政府懂得通过资助文学的学术工程而让文人依附于政府。这其中，考订训释的工作使得难以理解的、散落的文字得到了整理。今文经学也因此复兴，以至于长久以来被冷落的西汉文献又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这种被称为汉学的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对儒学的重新评价。由此，人们不仅愿意接受政治和社会的根本改革，也以儒家本来的价值为根据，积极地为之奋斗。

清代的学者间并没有太多共识，不同训解传统的追随者之间，以及汉学和宋学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最后，每个学术传统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可以说当时是各家争鸣的局面，这在后来的中国应当是几乎没有再出现过。[114]1829年，在广东刊行的《皇清经解》是对十七八世纪经学的全面概括，全书分为1400余卷，搜集经学著作70余家，180余种。这部作品要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纳兰性德（1655—1685）辑唐宋元明诸家经解并加以汇刻的《通志堂经解》。[115]

推动清代学术专门化的是政治实践与文学实践的日益分化，以科举入仕的机会逐渐减少，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没能当上官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在国家或私人资助的纂修工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比如，宋荦（1634—1713）在出任江苏巡抚时，召集知名学者于幕下。他命人重建某宋代学者在苏州的避暑居所，并举办文学活动，扶植后进。此外，他还设立图书馆，藏书十万余卷。关于江宁织造曹寅（1658—1712），我们知道的是，他对罕见的书籍感兴趣，且自己资助刊刻那些装潢繁复、部分有插画的书籍。由于清初禁止书院和知识分子结社，对许多学者来说，官吏和商贾的资助是仅有的安身的可能。

17世纪最知名的资助者是来自江南昆山（今属江苏）的徐乾学（1631—1694）和徐元文（1634—1691）兄弟。他们是明代遗民顾炎武的外甥[116]，但与其舅父不同，他们接受了清政府的聘用。比如，徐元文（自1679年起）与其兄徐秉义（1633—1711）自1684年起奉命编纂《明史》。这项工程在京城进行，有许多在1679年举办的专门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江苏学者参与其中。同样出自这个时期的还有辑录1375种古体文章的《古文渊鉴》，于1685年至1686年间编注成集，后被译成满文，徐乾学应当参加了它的编选工作。这本选集效法经典，内容以教化为主，自19世纪起，其地位逐渐衰落。而同样依年编次且多有评注的《古文观止》却流传甚广，直至近世，仍被用来学习古文。徐乾学虽推崇朱熹的学说，却因其学术工程间接地成了后来汉学的推动者。他在编修《大清一统志》时提拔过的学者包括经学家、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阎若璩（1636—1704）、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而刘献廷（1648—1695）因这项工程成为京城最知名的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

清朝时，150余项国家工程使科学得到了发展。在这些工程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学者在工作之余还常可以专注自己的爱好。若干出自这些工程的作品由1673年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印。修书处也进行彩色套印，刊印时使用活字。[117]不只经解和正史在这里刊行。1728年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内容繁复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凡万卷）也在这里排印。为此，修书处造了超过150万个铜活字。其他大型工程，比如《佩文韵府》和《全唐诗》，则在曹寅主持的官书局扬州诗局印行。

最浩大的工程是《四库全书》，由纪昀（1724—1805）主持编修，360余名学者参与，另有几千名其他协作者。[118]1772年二月，乾隆帝诏令各省督抚于管辖地内搜集珍稀的书籍送至京城，也请藏书家进献所藏书籍。纂修由此开始，并于次年三月成立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22年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编成书，对10250余种作品分别撰有提要。其中，3593种作品重新刊印，刊本共332卷。这项工程当然有其弊病，清廷于18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执行审查举措，其间，禁毁了2400种著作，抽毁窜改者几百种。[119]所以，这项工程不只是清朝推动学术和书籍业的最好的范例之一，借此也可窥见当时仍非常不自由的思想环境。

如《四库全书》和录存名目这样的工程有着古老的传统，秦始皇和多数中国的统治者都是这种传统的承袭者。他们总想保持对思想界，特别是对印行文字的控制。同样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还有刘向、刘歆对经典的校订和阐述，以及王尧臣（1003—1058）等编辑、于1041年刊行的《崇文总目》，书名出自开封宫廷藏书处崇文院。1126年，崇文院因女真人的进犯而几乎全部被毁，后于南宋临安尝试重建，其结果体现在1177年至1178年间刊行但已亡佚的《中兴馆阁书目》中。由这些国家工程也可以看出，拥有卷帙浩繁的藏书和最著名的画作是各朝各代合法性的根本构成部分。这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自汉代起，一直延续至20世纪。

当然，文学也总让这些学者得以放松，并减轻了他们思想上的负担。许多因纂修而得到提拔的学者在闲暇时以多种方式进行写作。有些撰写笔记，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它是《夷坚志》后内容最丰富的志怪故事集。[120]对教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还有提督学政，任职者中不乏响亮的名字，最知名的代表估计是毕沅（1730—1797）和阮元。宋以来，致力于培养和宣传新儒家道德的书院与国家教育机构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宋明书院的目的主要在于培育有魄力的品行端正的政治领袖，因此，道德教育及经史之学处于中心地位。明末，书院数量显著增加，它们不再只是教育和思想讨论的场所，也为政治党派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当时最重要的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主的社团是东林书院[121]和复社。

清政府虽竭力阻止或禁止政治结社，但还是有许多学者结成文社。比如，顾炎武[122]曾参加于1650年成立的惊隐诗社，其成员创作的关于明朝的文章遭到政府追究，诗社不久遂陷于困境。其他社团还有阎修龄（1617—1687）为培养其子而创立的望社，以及黄宗羲与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创办的讲经会，其研究包括《尚书》真伪的问题，这是清代经学讨论中最流行的问题之一。

清政府一开始对书院和结社充满怀疑。1652年起，清政府曾在短时间内禁止创立书院。但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清政府在1713年至1715年间颁布法令，准许开办义学。1733年，雍正帝最终准许创办由国家控制的书院。在这些新的以应举为目的的书院中，学生主要练习的是八股文。作为对这种死板方式的反应，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专门以研究经史为目的的书院。

17世纪和18世纪的散文

我们有关明代文学的知识也几乎都来自清初这些学者的著述，比如黄宗羲编的今存482卷的《明文海》。除了如归庄（1613—1673）、顾炎武、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角色而闻名的侯方域（1618—1655）、邵长蘅（1637—1704）和全祖望（1705—1755）等奉行的古文，在清初，骈体文也得到复兴，代表包括尤侗（1618—1704）、陈维崧（1625—1682）和毛奇龄（1623—1716）。但这些作者中的多数只摹仿古代楷模，所以他们被称为六朝派或晚唐派。只有袁枚是个例外，他用骈体文写成的那些文章独具个性。

影响18世纪散文的主要是桐城派，其主要代表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79）和姚鼐（1732—1815）均来自桐城，并因此得名，这一派要求复归先秦两汉及唐宋的文风。桐城派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成员所作的文章，而在于他们所编的文集，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但自18世纪末起，有些学者明确反对桐城派生硬拘谨的风格，其中包括经学家阮元以及来自杭州的诗人、学者龚自珍（1792—1841）。

清代真正有开创性的作品出自文言小说领域。这里要提及的主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该书对文言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还有文白相间的长篇小说，其中首先要提的是曹雪芹（1715—约1764）的《红楼梦》。白话小说在17世纪中叶已达到顶峰，文言小说此时也取得初步成就，但若暂不考虑个别的作品，比如1664年刊行的陈忱的《水浒后传》，长篇小说的时代实际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