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与说话
虽然今天所见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较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刊本是出自十六七世纪（当时正是它们兴盛之时），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产生于1400年左右。长久以来，古典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源自宋代说话的传统，而以受过教育的读者为对象的平话，则可被视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前身。然而，对平话的仔细研究显示，古典长篇小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说话的传统，故事讲述者的视角是在较晚时期才被引入这种体裁之中的。
十三四世纪的平话（并不是所有这类作品的标题中都有“平话”一词）可能源自宋代的某种话本传统，当时，唐代用来教王子读书的、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诗被按年编次，并以解释和记述的文字相连成书。这些起到连接作用的文字多半不是取自刊印数量很少的正史，而是取自当时似乎非常流行的民间编撰的历史。平话这一体裁不久也开始接纳其他内容，除讲史之外，也出现了写其他内容的平话。[45]
中国最早的平话中有两种残本留在了日本，其中有一本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的是唐玄奘取经的故事，这部作品是16世纪长篇小说《西游记》的雏形。这本平话可能在13世纪，至迟在14世纪时就有刊本行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这本平话都与其他已知平话不同，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对历史的演述，而是由许多奇遇和奇迹故事连接而成的，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本平话把这次著名的旅行分成17回，每回长短不齐，形式上皆以诗结尾。
其他存世的平话都以中国历史事件为题材，比如出自14世纪上半叶的《三国志平话》[46]以及由若干平话组成的《五代史平话》。1321年至1323年间于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印行的平话集《全相平话五种》，今存于日本，除去《三国志平话》外，还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47]《前汉书平话》。最长的平话是出自14世纪初的《宣和遗事》，这部作品可算作野史，其内容叙述北宋衰亡的经过[48]，略具《水浒传》的雏形。[49]
所有这些平话都是辑文言文和白话文，掇拾成书，点缀以文件、信札或诗词。平话的文字是洗炼的，各种成分的拣选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无法在不损伤整体的条件下被简单略去。《武王伐纣平话》写的是纣王宠妃妖媚险毒、纣王之子助武王伐纣的故事。此话本是长篇小说《封神演义》的雏形，开始时枚举了此前的各朝各代，然后描写商朝的建立[50]，并间以记录和故事，比如写纣王与玉女相会，后者的美貌让纣王着迷，虽然玉女本为泥身，纣王却无法忘记，直至某夜玉女再次出现在纣王面前，与他说起话来。这个故事是《封神演义》中相似故事的蓝本，但后者故事中，这位女子不再是玉女，而是女娲氏。
从十三四世纪的平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白话显然已在各领域风行，不仅是在对禅师的言谈或理学家的论学记录中，民间编撰的史书以及词曲和公文中也是如此。同样的书坊，除去刊行部分装帧奢华、有时每页都有插图的话本，也印行其他的野史，所有这些书籍都以读书识字的读者特别是文官为对象。通过对单独的历史事件或更大的历史关联的再现，或是将这些作品置于道德教化文学的传统当中，平话变得与《太上感应篇》这样的作品一样[51]，成为明初分发给军队和皇室的、装帧华丽的善书的前身[52]，也成为后来古典长篇小说的前身。在这些取材于平话的小说身上，已几乎看不出它们原来的平话色彩。出自16世纪的《钟馗全传》是个例外。这本小说在形式上（无论是章节的处理，还是以诗结尾的手法）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极为相近。仅有的行世刊本被保存在日本，每页上三分之一是插图，其余为10行文字，每行17字。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当中，无论是叙述类的还是戏曲类的，历史素材都占有突出地位，这种地位常体现在其题目中。于是，民间传说和神话传统，与根本上注重真诚和史实的教育精英的历史观点，常常会有重新的结合。[53]用已亡佚作品的题名来创作新作品的做法也相当时兴。比如1306年印行的徐天祜（1262年进士）所注的《吴越春秋》，这部作品辑录传说、片段和轶事，其中叙述的成分居于首要地位，虽然作者采用许多史书记录作为依据。[54]在这种或可称为伪史书的作品中，内容总是在表现历史人物的成败，当然，这些人物很少作为个体，多数是作为某一类型而出现。一如在舞台上，我们在历史小说中也可以找到程式化的角色，这些角色容易为读者或观者所熟悉，可以被轻易地认出来。除去王侯将相，英雄有着重要的地位。大部分的读者或观者显然特别容易对这样的形象产生认同。这些作品中也没有寻常的父亲和儿子角色，总是出现坏的或好的父亲，无耻的或孝敬的儿子，诸如此类。[55]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平话和话本都不是说话的底本，它们是给受过教育的读者写的，但这完全不会降低对职业说话表演者的重要性。根据图画资料，说话的伎艺估计早在唐以前便产生，宋朝时特别盛行。[56]这至少可以通过当时对京城的某些描写而得知，这些记录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
笔名罗烨的作者所作或所辑的《醉翁谈录》，最初可能是给说话表演者的底本，其中罗列了许多说话的题目。由这本估计出自元代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说话有不同的流派，它们通常专门演说某类故事。[57]说话的内容应多为父子间或兄弟间的口耳相传，或许也有秘不外传的底本存在，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完全有可能的是，说话表演者有时把诸如变文这样的文字当作自己演说的底本。
文官的古典长篇小说
晚明的长篇小说不只脱胎于十三四世纪的平话，这些小说的作者于短篇小说之外，也采用史书以及元与明初杂剧中的素材。[58]这些作品折射出了明代盛衰之世情。16世纪，由外观之，中国社会较为太平，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和万历（1573—1620）四朝相继。同时，这个世纪的中国社会也经历了许多激烈的内部论争，文官阶层的政治化或许只有两宋之交时的程度要深。这种发展与当时经济的繁荣，与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密不可分，所以要区分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的群体。近世的研究者指出，这些小说实为文人小说，并非是供普通读者阅览的。但无论面向哪种读者，小说题材往往是相同的。[59]
对这些长篇小说的产生具有促进意义的是教育领域的诸种变化，包括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书院的建立，这些书院很快成为培育国家行政机构接班人的最重要场所。受教育者数量的增长意味着读者群体的扩大，加上由文官及其候补官员构成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诞生于一个繁荣的、迅速变化中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所必须考虑的背景。此外，王阳明的新哲学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他的哲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吸取了许多禅学成分，影响遍及全国。
除了自我意识的提高以及新的宗教观念，造成当时文坛活跃局面的是些世俗的因素，比如印刷术和图书业的发达。知识分子的思想态度不只体现在长篇小说中，也反映在绘画和书法中。各种艺术形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带有一种讽刺的态度。这既出现在陈洪绶（1598—1652）的某些画作中，也出现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当中。在当时，上一个世纪的“台阁体”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尽管如此，八股文虽然后来遭到了诸如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以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的讥讽，但在16世纪，八股文始终被视为文学能力和道德素养的体现，是当时散文领域的时风。
明代四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16世纪时都有抄本和刊本行世，并已具备后来定本之大部，这绝非偶然。在此之前，当然有过对这些题材的各种处理，但这样形式的，特别是这样长度的小说，在16世纪之前似乎是没有的。小说对题材带有批判性和讽刺性的处理方式，也是新颖的。当然，不是晚明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如此，所以也曾有人建议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单独归为一类。即使不是如此，在讨论十六七世纪的长篇小说时，这四部作品也总要居于首要地位。
当时暂无其他可与之媲美的作品，直至约一百五十年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刊行，才可与之齐名，并称“六大经典小说”。[60]若以“四大奇书”而论，它们主要面对的是城市中的读者，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虽然西方的这些体裁概念很难被移用于这些白话长篇叙事作品中。这些小说多次被节译或全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且主要是因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s）的译法相当自由的译本而传于欧洲。吴承恩（约1500—约1582）的《西游记》初因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译本为西方读者所识，但要待余国藩（Anthony C. Yu）才有了完整的英语译本。16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后来的长篇小说一样，屡被加工增删，以致同样的题名之下常有若干迥异的本子存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也是如此。
一如明代多数由许多片段构成的，或只是简单连接成的长篇小说，描写公元3世纪历史事件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起源也可追至唐代，虽然其最古的行世本子出自16世纪。[61]14世纪的《三国志平话》或许是后来的《三国演义》的底本。[62]其最早的行世本子，也许也是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年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本所依据的是被认为由罗贯中（约1330—约1400）所撰的《三国演义》。虽然罗贯中的本子至初次印行可能已经经过了多次加工，但我们还是要认为此本为罗贯中的作品。《三国演义》之外，还有其他作品被认为是罗贯中所撰的，包括下文要论及的《水浒传》的部分以及若干其他的历史小说和戏曲底本。[63]
撰写《三国演义》时，罗贯中依据的是《三国志平话》或某部相近的作品，削去了许多在他看来不可信的东西，又拾取了许多其他描写三国时代的史书中的段落。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这本小说以浅近文言写成，包括许多历史记载和诗文，清楚地表现出了此时的文学作品转而面向那些只多少识些字的读者的发展趋势。16世纪的刊本分为240回，后来的刊本也是如此，比如1591年的插图本；17世纪时，又经毛宗岗修改（约1679年），分为120回，并加以评语。
小说的情节始于汉朝的衰亡。汉帝的远支皇族刘备，与其结义弟兄——曾为地主兼酒商的张飞和曾是亡命好汉的关羽，决意共同扑灭黄巾军，保卫汉室。起义被镇压后，肆无忌惮的将军夺取了权力，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刘备主要敌手的曹操，其子曹丕建立了曹魏。除曹魏外，还有刘备建立的蜀汉，以及位于东南地区的吴国。三国夺取统治地位的争斗构成了这本小说的主题。刘备在小说中被认为是汉室合法的继承者，其成功却取决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辅助。120回中有70回主要是在写诸葛亮的事迹。
清代学者曾屡屡指摘《三国演义》既不与史实相符，以至于不能被当作史书，也并非充满想象力，以至于不能成为好的文学。章学诚曾评价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和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常常成为被争论的对象。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及其修改者、编辑者均是来自乡下的普通儒生，既非文学的天才也非卓越的思想家，这不但是他自己的代表性观点，也是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代表性态度。与此不同，其他学者视《三国演义》为此类作品中的旷世佳作，并以蒋大器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为依据，其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494年（其真实性实有疑问）。该序这样写道：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64]
指出平话与瞽者之间的关系，这虽然是后世的发明，但该序还是准确地点出了这部作品的特点：更加远离以公开演说或场景表现为条件的体裁。把《三国演义》称为史诗而不是小说估计会更合适。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就将其称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史诗”。同时，他还指出这本小说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它描绘了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反复更替。相应地，小说里的角色和情节为后来处理这种现实及其价值导向提供了范式。
对历史或伪历史事件的文学加工与后来的政治行动的关系，在另一部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在某些起义活动中，它几乎被奉为经典。[65]《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约1125年）某伙强盗的事迹。[66]自初次刊行后，它便不只供消遣，直至近世，它依然是公共讨论以及批评和审查的对象。
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历史演义，但不同的是，《水浒传》所写之事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且其语言也和当时的口语更为接近。脱脱主编的《宋史》中只有关于宋江等36人的零星记载：他们开始时所向披靡，官兵中无敢抗者，后被招降，并于1121年与官军同讨方腊。对这帮人的最早演绎见于14世纪初的《宣和遗事》，此后，经多次加工改写，故事变得更加丰满，起义者人数最后增至108人。
16世纪中叶，今存最古的《水浒传》小说本子刊行。之后在1614年，120回本刊行。[67]金圣叹（1608—1661）将此本改成70回本，只保留120回本的前71回，并把头回改作楔子。《水浒传》以此70回本传播最广。两种本子的区别主要在于起义的结局。在120回本中，好汉最后全部死去，在70回本中，他们最后相聚，发誓忠于彼此，捍卫自己宏伟的理想。
这本小说的前因与产生相当复杂，但还是可以指出以下节点：在金代和南宋时，以传说和故事形式存在的素材被不断扩充，北方杂剧已取材于此。元末明初南方有说有唱的词话催生出最初的小说本子，其中还增加了征辽的内容。16世纪末，这一小说本子又有更多的补充，但也开始有删节。1600年左右，产生了改订的本子，后来成为该小说最初的完整本。如上所述，这个本子在17世纪中再次被加工，主要是删减，小说结尾被修改了。工于诗歌的金圣叹[68]除批点此书外，还批点了《西厢记》。他与李贽（1527—1602）、袁宏道的看法一致，将《西厢记》《水浒传》《庄子》《史记》《离骚》
《杜工部集》并称为“六才子书”。《水浒传》当然只是众多历史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但其地位肯定是最高的。这些小说将奇遇和军事活动放在中心位置，但对描写史实不再有兴趣了。这些以战争和英雄为题材的文学的产生过程十分漫长，例如《说岳全传》也是如此，从这些过程中，我们可窥知体裁的细分和融会，以及后来特色的形成和古典长篇小说的产生。[69]
在明末，《水浒传》的故事显然为世人所乐道，以至于陈忱（1613—约1670）受此启发创作了《水浒后传》。[70]一如其他长篇小说，《水浒后传》也只能放在时代背景下去理解。这部在明代灭亡后最终于清代写成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于明遗民无法实现的希望，他们让部分梁山好汉在海外建立基业。为了掩饰作者的身份，避免产生任何忠于明朝的嫌疑，小说的作者注明续写于明代。这本凡40回的小说，续120回本第119回中所记李俊之事：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71]
写好汉去往海外建立基业，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法，但对陈忱来说，其实是一种新的可能。当时，远走海外是完全现实的，忠诚的臣民在海外建国，这种想法对经历了明朝瓦解和消亡，但并未放弃对其忠诚的志士来说，应当极具魅力，甚至使他们神往。在创作这部作品时，陈忱不只受到了《水浒传》中某些章回的启发，也受了其他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影响。
长篇小说美化历史人物的一个例子是晚明的《英烈传》。[72]一如多数中国的长篇小说那样，这部作品有不同的题名和版本，其中最长者被认为是明代诗作家、学者徐渭所作。这部作品把明初大臣刘基写得神通广大，书中的刘基不仅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还是兵法家、术士，能未卜先知。中国的历史小说常以诸如此类的美化手段将英雄形象及其代表的道德原则介绍给广大读者。另外，恰恰是因为这些作品，中国社会才被全面儒家化。
在《英烈传》中既有关于刘基的史料和逸事，也有其他的素材。背景是明朝的兴起，刘基作为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幕僚为之献计献策。故事以刘基因蒙古统治者没有对自己的功绩给予应有的肯定而弃官隐居开始，他宣称自己是元世祖忽必烈最信重的幕僚刘秉忠（1216—1274）之孙。某日，刘基见某处岩壁崩裂，想进时，有声音道洞中全是猛兽，但刘基却不在乎。他穿过裂缝，来到洞中，在石室中发现一本书，经道教专家指点，得知这本书是治国之书。此后，刘基凭借从书中得到的能力，完成了非凡之举。《英烈传》不只直观地表现刘基的形象，也旨在为明朝正名。其中多数回目在之前的小说或道家传说中均可找到前身。
历史小说特殊的一类是侠义小说，多依晚明以来的旧本刊行。[73]其中也包括钱彩编次的凡80回的长篇小说《说岳全传》。小说写的是传奇宋将岳飞（1103—1142）率军抗击金兵的故事，这个题材之前很久就曾在民间文学和戏曲中多次被处理过。[74]
虽由历史事件出发，《封神演义》更多还是神魔小说，该书涉及许多宗教观念和传说素材。《封神演义》凡百回，写的是殷周斗争和武王伐纣。[75]长久以来，许仲琳被认为是它的作者，但如今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作者是晚明道士陆西星（1520—1601？）。后者同时谙识儒家思想，晚年时则倾向于佛教。写《封神演义》时，他以元代《武王伐纣平话》为依据，并广泛地采集其他材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传说）。故事以苏妲己为中心。纣王娶之为妃，但妲己死在了途中。为纣王所渎而心存怨恨的女娲命狐精幻作其状以害纣王，狐精助纣为虐，终引发动乱。后武王兴兵诛之，交战之中，神佛错出，有助殷者，有助周者。最后，幻作苏妲己的妖怪被神杀死，战争中有功者被封神。
16世纪中还出现了熊大木（约1506—约1579）编撰的若干历史长篇小说。[76]此外还有长篇小说《钟馗全传》广为流传，[77]其作者至今无法确定。钟馗为驱妖逐邪之神，在民间深受喜爱，这也体现在扬州画派代表、以手指作画著称的高其佩（1672—1734）的半仪式行为中，据载，他每年五月五日五时会为钟馗像点画眼睛。同样出自16世纪的是凡20回的《平妖传》，[78]该书后经冯梦龙增补。冯梦龙还于1627年后将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改编成《新列国志》。17世纪，蔡元放又将其改编成《东周列国志》刊行。
出自晚明的还有小说《南游记》《东游记》《北游记》[79]《西游记》，只十几年后，便被汇集成《四游记》。小说以章回形式，混合神话和历史成份，其中，《四游记》与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内容大体相当，由此引发了关于两种作品关系的讨论，但尚无定论。[80]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是中国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之一，主要写了孙悟空和玄奘西天取经途中经历的“八十一难”。取经队伍还包括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81]这部小说的寓意可以概括为：要分辨正邪真伪，见恶必除，除恶务尽。这部小说及其前身受到了僧徒对唐代玄奘前往天竺取经的记录的启发。虽然吴承恩被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其百回本却非出自其手，而是最早产生于17世纪后半叶。在对这部小说的出处和前身的研究中，孙悟空的形象当然得到了特别关注，开始时，他估计只是保护唐僧去往天竺取经的年轻和尚，在小说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2]百回本《西游记》可分为长短不一的五部分：
前7回写孙悟空出世得道，大闹天宫，后为如来所降；
第8回写如来造经，观音访僧，其间，也见到了玄奘后来的弟子；
第9回至第12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魏徵斩龙、唐太宗游地府还阳后命做水陆大会、玄奘应诏西行；
第13回至第97回写玄奘往西天取经之事，一行人经历了“八十一难”；
第98回至第100回写玄奘等拜见如来，取得真经，东返成真。如来道：
“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83]
几乎与玄奘同时代，还存在三种对其西天取经的记录，但之后的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基本没有记述三藏法师传说形成的文字。可被视为后来百回本前身的最初本子见于13世纪，尽管我们无法确定直接关系。根据图像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于文字记载外，还存在以三藏法师为题材的叙述传统。对此题材的文字处理的较早证据，是一本较古的《西游记》残本，某些学者称之为初稿。此残本见于始辑于1403年、成于1408年的《永乐大典》，但后者自身也只有残本传世。[84]
《西游记》的续书，则有学者、诗人并曾出家为僧的董说（1620—1686）增订其父初稿《西游补》，于明亡前刊行（1641年）。[85]书中描写鲭鱼精迷惑孙悟空入梦幻，最后也想用这种办法来捉住玄奘。这本小说虽叙述枝蔓，但构造巧妙，堪称佳作。其魅力既在于该书对《西游记》及其他作品的多种多样的指涉，也在于对孙悟空经历的神话的、梦幻的且常是讽刺的描写。晚明还有长篇小说《西洋记》，作者是此外几乎无名的罗懋登（约1600年前后在世）。[86]小说写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事，之前已有明代杂剧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对该故事有过加工。
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常常包含真实的或虚构的历史，叙述英雄、将领和大臣的事迹。与此不同，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书名是由小说中三名女性角色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成，是一部描摹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世情小说。[87]小说以北宋灭亡为背景，描写了西门家的兴衰，以见世态之炎凉。由于时间关系，小说作者可以吸取《水浒传》中的成分，主要是对宋徽宗时朝廷腐败的描写。
虽然使用众多材料，并选取此前小说中的成分，但《金瓶梅》中的情节和角色的刻画基本是独立展开的。汲取的成分经常只为完成某种特定的目的，比如选用民歌来抒发行为者的感情。《金瓶梅》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达到了新的层次，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它不再是旧的故事的混合体。
《金瓶梅》最早传世本的序中，题兰陵笑笑生著，这肯定是假名。关于作者身份，一说是学者王世贞，一说是作家兼画家徐渭，但这些推断都站不住脚。该书写作时间的考证则相对可靠，即写于1582年至1596年之间。该书初次印行于1610年或1611年，但这个本子没能流传下来。最早的传世本在20世纪30年代才重新被发现，这一传世本出自1616年以后的几年中，题名《金瓶梅词话》。书名里的“词话”或是因作品中使用的白话，或是因作品中使用的歌谣。万历时期的刊本间杂许多民歌，后来的刊本，包括今天流行最广的17世纪末张竹坡（1670—1698）的评刻本，略去了这些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坡评刻本包含了张竹坡本人所作的对《金瓶梅》的解读。[88]
小说作者在开始时就采用了巧妙的手法。引子中写道，史上伟大的男子常常依恋美貌的女子，以至于无法自拔。之后，小说以《水浒传》中的情节作为开始，宋徽宗时期宋江手下的好汉、武大的弟弟武松出场了。但作者没有过多描写武松和其他好汉的事迹，而是很快地就将目光投向小说主角潘金莲，她为了嫁给西门庆而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武大死后，作品着重描写西门庆及其妻妾，特别是潘金莲的风流韵事。西门庆因药铺和丝绸生意家道昌盛，他行贿得官，交通权贵，周旋士类，结交宦官。通过行贿，他逃脱税捐，破坏国家对盐的专营。伴随其权力扩张的，是对女性的追求和占有，继而使得妻妾因嫉妒而发生激烈冲突。西门庆先后娶潘金莲和李瓶儿为妾，家中六名女子间因争宠出现了各种阴谋。
小说假西门庆的阴谋勾当以及他对地方事务的干涉，描摹了万历年间的世态。不可否认的是，西门庆的角色暗指某位当权者，小说描写其贪赃枉法以斥时事，借六名女子的形象以谴官吏。西门庆堕落的表现使他不久便依赖方药，并在33岁时**纵暴卒。西门庆死后，他的妻子成为主人，赶走家中的某些成员，但潘金莲仍与西门庆的女婿私通，直至不久后被杀。
作者在第87回时才回到《水浒传》中武松杀死潘金莲为兄报仇的情节。结末稍近，写西门庆之妻经普净和尚指点，知遗腹子孝哥实为西门庆托生，遂使出家，以弥补其父的罪过，自己收丈夫生前小厮于膝下。小说结尾处指出北宋山河支离，并再次表明，其中描写要结合当时国家的状况来读。最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金瓶梅》的基调虽是教化的，却因“猥黩”成分而屡次被禁，或只以“净化”的本子传世。其**成分也体现在关于王世贞的逸事中。据称，他为杀严世蕃以报父仇，知其好读**之书，遂将毒置于每页书稿中，这样，严世蕃在迅速读完这本暗中送至其手中的书稿后，便中毒身亡。
在中国，性自古就得到重视，被认为与宇宙间的因素有直接关系。及至13世纪，介绍**的书仍旧盛行。此后几百年儒家的过分拘谨，造成了对这种古老的自由的压抑，也导致性的内容此后要着教化的外衣出现，比如后面要论及的李渔的《肉蒲团》，但这些书的刻本中的插图，仍足以引发读者的想象。17世纪的艳情小说，比如《株林野史》[89]和《昭阳趣史》[90]，也要结合这样的背景来读。
小说种类的多样与明中叶以来居民不同娱乐需求的日益分化相符合，到1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保持着繁荣的态势。随着以更广泛的读者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出现，文学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对文学理论的爱好者造成了挑战，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只专注于更严格的样式和更古老的文学，有些人则对新的事物完全持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