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作为范式

虽然宋代文人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唐诗的卓越上，宋代的诸文学流派都有了可为依据的唐代范式，但他们对待唐代文学的方式并不相同。官吏及候补官吏阶层内部诸流派的形成也是这个阶层寻求自我认识的表现。这个阶层不被容许公开建立政党，因此美学取向和文学范式上的认同成了重要的替代。

虽然文学总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与为官生活及上层社会的文化世界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官吏都是文人。有的高级官吏并不会写诗，但懂得写诗的官吏往往享有特别的声望，当然有时是在他们死后，特别是在其仕途并不那么顺利的情况下。文学作品常因不幸才得以产生，在被放逐或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边地途中写成。相应地，在中国，艺术家和局外者的这两种身份也常常相通，但即便是暂时地或持久地陷于不幸的文人，也仍旧保有国家秩序观念和所属阶层的世界观。[73]

就像宋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那样，那个时代的诗人尝试把自己归到某种久远的传统中，归到某种不可争辩的相继或承袭的系统中。这一点在陈与义（1090—1139）《简斋诗外集》序里对宋代十分重要的“正统”概念的使用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陈与义认为，苏轼和黄庭坚取法杜甫，这样虽然保证了正统，即正确的相承关系，但两人对正统的承袭都没有完全成功，所以最好还是自己取法杜甫为宜。[74]

有些宋代诗人尝试去模仿唐代诗人，有些则故意与唐代诗人作诗的方法相区别。他们要求某种与之相对的诗歌形式，还有些效法某个特定的诗人或是以他们为榜样，但许多作者还是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有时称自己比任何唐代作者都更加接近诸现象的本质。面对得到各方称赞的唐诗，他们为自己的独特性寻找根据，并为它辩护，但这种尝试让新式诗歌招致了同时代作者的贬低。[75]

宋诗的意义也因宋诗的规模及其作者的数量而得以凸显。《全唐诗》辑录了2837位诗人，而厉鹗（1692—1752）所撰的《宋诗纪事》里提及的诗人则有3812位。由于诗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得益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发达，某些诗人保留下来的诗作之多是任何唐代诗人都无法企及的。比如陆游有9200首诗流传下来，而杨万里有3000首，梅尧臣有2800首，苏轼有2400首，范成大有1900首，王安石有1400首。

鉴于宋诗与唐诗是相区别的，是沿袭唐音还是效法宋调，成为总被后世提及的问题。与在创作中以联想为主的唐诗不同，宋诗中描述性和叙事性的成分更为突出。就题材而言，宋诗更善于反映日常生活和重要社会事务，而夸张点说，唐诗主要以花鸟风月为主。唐诗对忧愁的抒发以及蕴含的某种激昂之情，与宋诗对忧愁的超越以及蕴含的某种哲学话语和安宁淡泊的倾向相对。宋诗找到了许多新题材，也放弃了某些题材，比如浪漫的爱情。[76]

晚唐体

宋代初期有特别忠实的唐诗模仿者。王禹偁效法白居易针砭时弊的叙事诗，他的文风因而被称为“白体”。杨亿、丁谓和刘筠创作了像李商隐那样的无题诗，他们的风格被称为“西昆体”。南宋之时，还有作者恪守唐代的范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永嘉四灵”的徐照（卒于1211年）、徐玑（1162—1214）、翁卷（活跃在1185—1211年间）和赵师秀（1170—1219），他们为唐风的复兴做出了贡献。有关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诗歌创作的记忆，在公元12世纪之时已经变得有些淡薄了，这一点从当时的某些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尝试回顾宋代前期的诗歌，也正是因为它们，某些诗人才被划分为某些诗派。元代诗人方回就在写给朋友的一篇散文里指出，效法晚唐的做法并非始自“四灵”。

“晚唐体”的叫法更多是种时间界定，而不是指称某种风格，但在被划为晚唐体的诗人这里仍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潘阆（卒于1009年）、林逋（967—1028）、魏野（960—1019）和寇准（961—1023）效法的是贾岛及其后继者所作的恬适的风景诗，魏野和寇准大多作五言律诗。这些诗人中不只潘阆和魏野隐而不仕，林逋也常栖于西湖畔，在那里创作风景诗，而这些诗较少记事。林逋在少年梅尧臣拜访了自己的西湖隐所后写的那首诗是个例外。即便是宋真宗时任宰相的寇准写的诗，其内容也是关于那个窄狭的、在他看来似乎充满愁怨的世界。这些为后来诗论家所归纳的诗人群体间的区分是含混的，如被归为“昌黎诗派”的梅尧臣曾为“晚唐体”代表林逋的作品作序，而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053年7月1日。[77]但在文艺批评和论战中，不同取向甚或不同诗派的界限仍是明显的。欧阳修曾记录过有关“晚唐体”“九僧”的逸事，讽刺了这种文体的刻板和贫乏：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78]

白体

宋初的几十年间，诗作虽大抵效法唐代的旧体，但某种改变已现端倪。比如，“西昆体”最著名的作者杨亿就已经不只写悲伤的爱情了，他的有些诗作，比如《狱多重囚》《民牛多疫死》，反映了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体察。这些革新最重要的先驱是王禹偁，他是济州巨野磨坊主之子，28岁时进士及第，在地方做过官，也在京城做过文职。王禹偁的诗被辑录在估计生前就计划好的30卷《小畜集》里，该书与他的生平有着紧密联系。[79]

王禹偁是后来被称为“白体”的诗风的重要代表。简单的语言和社会意识被认为是白体诗的特征。王禹偁有意宗法“白体”传统，写了许多有关农作的诗。《畲田词五首》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其词俚，欲山甿之易晓也。”[80]王禹偁诗歌技艺之佳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对雪》了。[81]在这首诗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能找到许多和杜甫的诗相似的地方。但不同于杜甫诗歌的志向高远，也不同于白居易的诗，王禹偁的诗歌语言往往更恬适宁静。欧阳修和苏轼曾为王禹偁的画像题赞。王禹偁有时被称为宋诗之宗，因为他的诗已经指向后来的发展了。

西昆体

“西昆体”的名称来自《西昆酬唱集》，这部文集包含了17位诗人的248首诗，他们均在真宗执政时期（997—1022）仕宦。而正如标注日期为1104年的序里所述，西昆是“取玉山策府之意”。以杨亿为首的“西昆体”作者效法的是李商隐雅艳伤感的文风，他们的诗多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就像许多李商隐的诗那样，命名为《无题》。[82]

宋初的“西昆体”和后来的诸风格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后来的宋诗开先河者王禹偁寄诗给杨亿、李宗谔（964—1012）和丁谓，乍看起来有些意外，但年轻时的王禹偁似乎以这些作者为尊，虽然不久后他便完全脱离了这些人的风格。此外，当时对不同风格和取向的区分并不像后世诗论家那样严格。西昆体其他重要的代表是刘筠、张咏（946—1015）和钱惟演。

昌黎诗派

“昌黎诗派”以韩愈及其同道者（特别是孟郊）为宗。依传统看法，它反对西昆体，为新诗开辟了道路，其成员包括像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1008—1049）这样的著名诗人。[83]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完全摒弃了宋初诗风的变革者，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虽然他们的确想打破“西昆体”和“晚唐体”造成的局限。方回所说的“晚唐体”为梅尧臣代表的“新唐体”所取代，其实表达的是与上述看法相似的意思。认为欧阳修变革散文、梅尧臣革新诗歌的传统观点，估计要以这种简单化的归类倾向为背景去理解。

韩愈自谓郡望昌黎，这个诗派的文学取向在它的名称中就能明显地体现出来。而欧阳修自比韩愈，梅尧臣自比孟郊，他们同样认为唐末诗歌已经衰落，因而要重新取法于《诗经》和《离骚》、阮籍和陶渊明、杜甫和李白。

梅尧臣和欧阳修对孟郊的兴趣体现在两人的彼此唱和中。这种往来始于1047年，当时欧阳修以《秋怀二首寄圣俞》赠梅尧臣，梅尧臣同样以两首题为《依韵和欧阳永叔秋怀拟孟郊体见寄二首》的诗为回应。两人的接触和诗歌方面的交流也发生在其他时候，如1057年他们参与并组织礼部的考试时，就为消磨时间而彼此交换诗歌。总的来说，酬唱的形式，特别是无拘无束的聚会以及共同饮酒、庆祝，在旧时和当代的诗歌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告别将去远离京城的地方任职的朋友，这种情况就为酬唱提供了特别的时机。这个时候通常会有开怀畅饮的告别聚会，参与者在席间举行诗歌比赛，沉湎在离别的忧伤里。

某些作者可以作出独立且非常有个性的诗，虽然他们通常创作一些标准题材的诗。梅尧臣就是个好的例子，他的诗歌题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个人感情、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古玩、艺术品等。梅尧臣于1035年就任建德县令，发现官署只有篱笆而没有围墙，无法管理官署的公职人员，于是他马上命人建造围墙。他在《建德新墙诗》里描述了这个过程。在这首诗里，他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官署不断地以建造官衙的篱笆为名向居民征收捐税，而这些捐税最后流进了官署的口袋里。诗的最后这样描写这堵最终还是建成了的官衙围墙：

岂唯御貛豹，亦以防狐狸。

且有内外隔，绝闻闾巷卑。

安然兹燕息，来者勿吾隳。[84]

1040年秋，梅尧臣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对事件的描述就像展开的画轴那样生动。他给这首诗取了一个详细的题目，即《送师厚归南阳会天大风遂宿高阳山寺明日同至姜店》。类似的还有一首名为《同谢师厚宿胥氏书斋闻鼠其患之》的诗。他在1046年写了《稚子获雀雏》，翌年写了一首关于自己眼疾的诗，后又在1049年写了一首关于自己新生的几缕白发的诗。梅尧臣作品中的悼亡诗包括写给死去的次子的诗，同样也有不以具体事件为题材的关于眼泪和愁苦之情的诗。在1044年为悼念他死去妻子写的几首律诗里头，有一首是这样的：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

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

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

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85]

梅尧臣那些对社会政治问题作出评论的诗里，《田家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这首诗因1040年皇帝下的“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的诏书而作。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

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86]

梅尧臣以生物为题材的寓言诗意蕴丰富，效法赋的传统。他以古玩和艺术品为题材的诗则是那个时代复兴的对古物兴趣的表达，这种兴趣也体现在收藏艺术品和为古玩编制目录中。梅尧臣的朋友欧阳修特别专心于此，也正是因为欧阳修，我们才有了首部金石资料集《集古录》。这些诗作里描述的许多艺术品都已亡佚，但有些器物，比如画作，正是根据这些诗作的描述而被后世伪造，或者说被重构，然后就被当成真品。

宋代诗人中最著名的，在创作方面也应该是最多面的，就是我们已多次提及的苏轼，他同样也以词见长，他的别称东坡更为世所熟知。[87]苏轼任公职，同时又是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画家和书法家，他的才能超出同样从事文学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作为诗人，苏轼生前就相当出名，各体诗歌都有出色的作品，既有古诗也有律诗，既有词也有赋。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以赤壁为题材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苏轼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无疑是博学而怪僻的黄庭坚，[88]因而存在“苏黄诗派”的说法，苏黄即指苏轼和黄庭坚。南宋的“江西诗派”就是以“苏黄诗派”为根据的。“苏黄诗派”的成员也包括张耒、晁补之和秦观。但陈师道是否也属于这个诗派，则存在争议。黄庭坚和苏轼的关系始自1078年，当时，34岁的黄庭坚把一首诗给了比自己年长9岁的苏轼看，苏轼非常欣赏。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没有保持这样的融洽，因为苏轼后来曾说黄庭坚不过是一个模仿者。

关于苏轼和黄庭坚，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里有这样的描述：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89]

江西诗派

以该诗派精神领袖兼楷模黄庭坚的家乡来为诗派命名的做法始自吕本中，大约是在1119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出包括自己在内的25名诗人，以之为法嗣，并评价黄庭坚找到了通往韩愈和杜甫的作品的途径。根据后来的某些文学史家的看法，此诗派由陈师道创立，其追随者被认为有以下这些诗人：陈与义、[90]杨万里、[91]陆游[92]和范成大。[93]“江西诗派”究竟是确实存在，还是只是后来的构造？虽然就这一问题仍存在疑问，但是上述作者还是被后世当作一个群体来看待。

在所有这些诗人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将他们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特征。比如，我们在陈与义这里既找不到欧阳修的叙事倾向，也找不到苏轼的豪放与黄庭坚的隐逸，而是用简单的抒情语调，描写了风景的美感，或是某种新奇的敏感，或是某种对光线的突出强调。

宋代诗歌在12世纪后半叶及13世纪初经历了再次繁荣，这主要与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有关。他们当中，陆游当然最为重要，他的游记也为世人所推崇。[94]《剑南诗稿》由他自己按时间顺序而辑，由其长子于1221年最后编次而成，收录了约9200首他的诗。陆游的诗歌里常出现梦境，如果考虑到他既无法在政治上实现自己所宣扬的收复被女真人占领的北方的目标，自己的生活中似乎也没有经历过很多的幸福，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陆游的诗虽以爱国思想为中心，但也多专注于道教思想和炼丹术的题材。与此相应，“狂”是他创作中期的核心概念。在田园诗方面，他和陶渊明的作品都是最知名的。范成大为官比陆游成功，在四川时，范成大曾任陆游的上级，存世有《石湖居士诗集》，其中收录1916首诗。他与陆游同样来自中国的东南部，陆游来自浙江绍兴，范成大来自江苏苏州，后来所谓的浙派和吴派之分（分别指浙江和江苏两省），可能是从这两位诗人而来。和陆游一样，范成大对农村生活也有某种感情，常把它作为自己诗歌的题材，并且也写了很多游记。

杨万里有多部诗集存世。在保存下来的他最早的诗集的序中，他写道自己初学“江西诗派”作诗，此后却把这些作品全部烧毁。他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诗还流露出某种“江西诗派”的影响，这些诗全部创作于1162年以后，那一年，宋孝宗登基，杨万里36岁。杨万里总在努力效法唐朝诗人。据称在1178年，杨万里在诗歌创作方面突然醒悟，这很像佛教徒冥想中的顿悟。杨万里的语言不落窠臼，使用许多通俗的语言表达，常常处理独特的题材。

所谓“江湖派”是指那112位宋朝末年的作者，他们不是因为某种理论或某种纲领而相联系，而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均收录在最初为南宋书商陈起（生卒年未知）刊行，其底本却未传于世的《江湖集》里。此派最著名的代表是以词闻名的刘克庄（1187—1269），而姜夔虽然后来也被收录在这部诗集里头，却不被认为是“江湖派”的作者。出于政治原因，“江湖派”诗歌不久就受到攻击，刘克庄的一首诗也因此被从诗集中删去。

对宋诗的贬低主要是受到了严羽的影响。作为《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认为相对唐代的诗歌来说，近代的诗歌，也就是他所指的宋代的诗歌，是一种没落：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故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95]

严羽批评宋诗存在普遍不足，也批评了它的散文性。与严羽相似，宋代晚期的其他批评家也把宋诗和唐诗对比起来看。江湖派最多产的诗人刘克庄就是如此。他到了相当的年纪，才对唐诗产生兴趣。有关唐诗，他在《竹溪诗序》中说：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各有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96]

这样的看法并不少见，其他的文学评论家也要求复归唐诗，但这种看法到明朝时才得到广泛的支持。而宋诗的风格与宋朝的灭亡构成因果关系的看法，在这里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宋诗和唐诗并不总是被当作整体来看待，通常的做法是将两者区别对待。比如元好问，他生活在中国北部女真人统治的地区，曾公开赞赏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而严厉批评“江西诗派”“四灵”“江湖派”的作品。

非汉族统治下的文学

虽然在非汉族统治的朝代，只有很少的诗作流传于世，即便保存下来的诗也很少得到认可；但在非汉族统治的时期，诗歌依然属于自我认识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媒介。[97]在女真人创立的金代，元好问之前的诗坛活跃着赵秉文（1159—1232）和王若虚（1174—1243）。元好问主要因他所编的金代诗歌集《中州集》而闻名。

蒙古族于1234年首先攻灭中国北部女真人统治的金朝，最后于1278年征服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对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来说，蒙古人征服中国意味着异常深刻的变化，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不能不在整体上受到影响。元朝（1206—1368）最全面的诗文集是苏天爵（1294—1352）所辑，于1336年首次刊行的《国朝文类》，辑录了几乎所有元代早期和中期的重要文学家的作品。

像戴表元（1244—1310）这样在宋朝担任过公职，后又为新朝代服务的人，在当时人看来显然是与忠心相背的。[98]而和戴表元不同，许多人曾通过做家庭教师以及出售自己的作品来维持生计。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但自印刷技术普及后，这种做法在宋朝时就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有些文人，比如马致远（约1251—1321），还以其他的方式——撰写杂剧——来表示抗议。

有的人同意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担任官职，比如身为宋宗室的主要以书画闻名的赵孟（1254—1322）[99]，虽然他的内心也许怀有某些保留，就像他在为画家张琦画作所题的《题商德符学士桃源春晓图》中所表达的那样。[100]还有的人并没有保留，而是尽心竭力地为元朝服务，比如以清幽的山水诗著称的虞集，他博学多识，与杨载（1271—1323）、范梈（1272—1330）和揭傒斯（1274—1344）并称为“元诗四大家”。虞集所作的题画诗见于元代众多著名画家的画作里。而元代的文人画则模糊了绘画和文学的区分。画家以自己的笔迹，题自己的诗于自己的画作上。吴镇（1280—1354）对这种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与倪瓒（1301或1306—1374）、黄公望（1269—1354）和王蒙（1308或1301—1385）合称“元四家”。[101]

对唐诗的重新提倡特别得益于严羽的诗论的推动，诗的体裁因此得以复兴。这种体裁在后来的朝代里也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同时，词和唐乐府也被后世所模仿。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杨维桢（1296—1370），他不是那么知名，但极具表现力，以乐府诗的传统为宗，以李白的笔调来创作乐歌。在下面这首名为《独禄》的乐歌里，他特别提到了自己所效法的楷模：

古乐府独禄篇，为父报仇之作也，太白拟之，转为雪国耻之词，予在吴中见有父仇不报而与之共室处者，人理之灭甚矣，为赋此词，以激立孝子之节云。

独禄独禄，恶水浊。

仇家当族，孝子免污辱。

孝子躯干小，勇气满九州。

拔刀削中睨父仇。

父仇未报，何面上父丘。

漆仇头，为饮器；

脔仇肉，为食嘬，头上之天才可戴。[102]

此外，孝的题材后来在明末清初非常受欢迎，比如在吴嘉纪（1618—1684）和屈大均（1630—1696）这里，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也是因为杨维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