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团体和新的公共领域

在唐代，考生在诗歌方面的才能是选拔官吏时极为看重的。但到了宋代，这种重要性有所降低。尽管如此，还是总有通过诗作而自荐的例子，比如欧阳修。1023年，17岁的欧阳修“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在1027年再次应考不中后，他便带着自己的文章，去寻找可能的提携者。在汉阳，欧阳修拜访了当时在朝廷颇有名望的学者胥偃。胥偃看中了欧阳修的文章，便将其留下，翌年带他到京城开封。欧阳修在京城取得了成功，这可能也离不开与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晏殊（991—1055）的帮助。欧阳修最初在洛阳使相钱惟演处任职，钱惟演周围聚集着一批年轻作者，于是欧阳修得以与这些人接触。他在洛阳的文人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1031—1034），其间所参与的多是庆祝活动，而不是过多的行政事务，大多时间闲散无事。在此后的年月里，他不断地结识其他对文学感兴趣的官吏。他从与梅尧臣的关系中受益良多。

评价同时代作者的诗作以及探讨过往时代作者的诗作，对文人来说仍是重要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这种活动不只以娱乐为目的，而且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在这种评价活动中产生的诗话体裁直至20世纪初一直受到欢迎。这类诗话因常具有逸事的性质，且包含对诗人们会面交游的叙述，成为了解每个时期的文人生活的很好途径。同时，哲学的发展也体现在这些诗话里。哲学虽说不总是影响着诗歌本身，但还是影响着人们对诗歌的思考。

除去行政的官僚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千年之交以后的文学生活。不断加深的城市化促进了图书的交易，文学公共领域的产生唤起了新的娱乐需求。因此，在学者和候补官吏的诗歌外，适应不同兴趣和偏好的通俗文学产生了。辑录了笑话、逸事、笔记或其他有价值内容的书籍出版了，比如食谱，适合在集市旁讲述的故事和唱咏的诗歌也以书的形式刊行。这些带有民间色彩的作品以及被称为应用文的作品虽然受到了文人的重视，但文人真正感兴趣的仍旧是诗歌和对诗歌传统的研究。这种研究或独自在书房中进行，或发生在朋友和同道间。

学者举行会面，以高雅的方式消磨时光，这是一种被社会高度认可的活动形式，正如《论语》里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03]这种会面不是靠单个的文人来推动的，而是以亲戚师生关系或是同辈关系构成的群体为根本的组织形式。在这样的群体中，有的人不问世事，有的人热心于政治或社会事业，尽管各自有不同的兴趣，文学仍旧是决定性的因素。最早的被称为文社的文学团体，出现在建安时期的曹家周围。如同在传统中国，狭义上的文学始终处在教育精英阶层的精神语境和政治道德语境中；文学团体也不只专心于文学，他们同样专注于其他艺术形式，比如书法以及哲学和宗教问题。这种公共文学领域里的活跃源于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文人清谈活动，而这些清谈团体中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佛教徒中则有慧远在庐山倡建的由普通教徒构成的白莲社。即便在19世纪晚期日渐政治化的社团里，文学也仍旧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1892年由杨衢云组织的辅仁文社。辅仁文社成立最初的目标是创办报纸和学校，不久却发展成为某种革命组织，并于1895年卷入发生在香港的起义活动。当时，孙中山（1866—1925）也参与其中。

在大部分文人的聚会上，饮酒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唐代的上层社会里，已经有悠久传统的聚会畅饮成了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饮酒常常会伴着复杂的规则，即所谓的酒令，这种酒令自汉代起就不断被重新表述。[104]关于这样的社交集会，除许多在这种场合或活动结束后写的诗中有记述外，《太平广记》里辑录的有些文章以及宋代笔记中也有描述。其中，有种酒筵常常是在凌晨举行，席间进行猜谜、掷骰子和抽签的游戏。但贵族的饮酒聚会最终还是属于中古早期的现象。自宋代起，遵守饮酒的程序和规矩虽仍旧重要，但饮酒主要变为象征性的，文人出格之举的倾向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对清醒的推重。

知名的文人，如白居易和元稹，常把朋友召集在身旁，与他们探讨文学话题，举行诗歌比赛，批评彼此的诗作。在11世纪的洛阳，耆英会的成员包括司马光、富弼（1004—1083）和文彦博（1006—1097）这样的学者。南宋的时候，诗社不只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固定举行，而且也会在较偏远的，特别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举办。有些重要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举办这样的聚会修建了专门的场所，而这种场所也成了绘画的题材。[105]

诗人社团性质的改变可能最清楚地表现在自宋朝起流行的诗话体裁里。在过去，“自然”主题总是存在着的，不只被用来当作诗话的评价标准以及获取诗人身份的途径，它还能带来的快乐，这主要是因为“自然”常与文人身处的现实相反。对诗人兼书法家王羲之周围的诗人群体的记忆始终保持着鲜活，准确地说，是对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在兰亭的聚会的记忆，酒杯由回环的溪水送至参会者面前。这场聚会不断被后世文人效仿。程颐在《禊饮诗序》里有这样的记述：“颍川陈公廙始治洛居，则引流回环，为泛觞之所。元丰乙末，首修褉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学之士。”[106]

各类艺术在杭州文雅的环境里得到了发展。杭州旧称武林，在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以后，成为南宋的行在。懂艺术的文人和富有的商人是这座城市的主角。各类表演者，如唱歌的、跳舞的、杂耍的，均有相应的观众。这些观众乐意接受这些表演，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财力。当时杭州的娱乐场所被称为瓦子，在《都城纪胜》《梦粱录》这类就体裁而言当归为地理书籍、广义上讲也应算作笔记的作品中均有记述，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不知名。此外，《西湖老人繁盛录》和由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也是同类作品。杭州的生活并非纯粹的欢乐，很多的文人，特别是那些从北方来的文人，他们感觉南方的生活像是流亡。在他们看来，如今被女真人所占的中原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但也有不少文人感觉生活在杭州西湖畔及周围的山谷中，就好比是生活在仙境里。[107]

至于交流诗作，则要考虑某个特定的主题或某种确定的声韵，要么所有参与者都依循某种押韵的格式，要么通过抽签确定每位参与者要遵守的规则。这样的诗歌交流活动被称为酬唱，酬唱的成果常被整理成集。[108]

元朝初年估计有许多由忠于宋朝的诗人组成的社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月泉吟社”。它因一部诗集而闻名，最著名的代表是谢翱（1249—1295）、方凤（1241—1322）、吴思齐（1238—1301）和吴渭（生活在13世纪）。吴渭虽是这个诗社的主持者和组织者，是他让这个团体闻名的。但关于他，我们再没有更多的了解。后来的文献中曾记录此社团以“赋春日田园杂兴诗”为主题来征集诗歌。这次征诗活动在1286年秋至1287年春举行，吸引了很多诗人。诗社在收到的2735首诗里评选出280首，最终选出60首结集。前30名获得上等绸缎，前50名得到1笔墨，前60名还能获赠月泉吟社最新的诗集。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朝的忠诚度逐渐降低，但总是不断有这样的人，他们更喜欢深居简出，沉湎于闲暇无事的生活。诗人高启（1336—1374）就是这样，他曾如此描述他所在的文人圈子的氛围：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109]

在此后的明朝，这种向往隐退的态度再次浮现，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即16世纪和17世纪初。当时，那些与书院关系紧密的甚或是书院组成部分的社团加强了对年轻人的培养，甚至部分地将他们组织起来。[110]当明朝的统治因清兵入关而分崩离析之时，这些人回想起了宋朝末年形成的忠诚和退隐的传统，又重新酝酿出了这种态度。有些社团，比如由阎修龄创立的“望社”，潜心为诗，朝夕行吟，在某种程度上逃避现实，而其他社团则披着某种纯文学的外衣来追求其政治目的。

清朝统治者对学者的支持旨在减少此类主要存在于明朝末年的社团的吸引力，或至少使这些社团显示出局限性。鉴于它们在明朝末年（尤其是清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只要是学者社团，都被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不信任对待，在顺治年间（1644—1661）甚至被明确禁止。[111]

文学批评和诗话

有关诗的标准的探讨常包含戏谑与讽刺。这种戏谑与讽刺常出现在有关苏轼的逸事里：

秦少章尝云：“郭功甫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耶？’”[112]

诗的评价方式还有以诗评诗。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元好问创作了《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第18首诗是这样的：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113]

这首诗把韩愈和孟郊的诗作了对比。孟郊的人生以忧愁为特征，因此元好问借用了杜甫“死不休”的表达。元好问想说的是，孟郊的诗因诗人自身的愁苦而受到局限。在“高天厚地一诗囚”里，相对天地间的距离，孟郊的这种局限显得尤为突出；同时，这句也暗指孟郊自己的话，孟郊曾在《赠别崔纯亮》里问“谁谓天地宽”，在《冬日》里说“一生虚自囚”。孟郊的确是他的诗的囚徒，他迷失在了自己诗的世界里，因为他总是努力去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诗。

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个人发表作品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雕版印刷和新的消费阶层的产生为此创造了条件。这些作品常因它们不那么成系统的特征而被简单地称为笔记，这些所谓的笔记中也包括诗话。诗话不只探讨文学文本和诗学原则，也被用来表达观点，以逸事的形式记述事件。诗话虽始于欧阳修，但作为诗歌评价的集合，这一体裁能成为后世人喜用的比照和指引，这估计是他在写《六一诗话》时完全没有预见的。而欧阳修的作品正好满足了当时的某种需求，这点可以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为续欧阳修的作品而创作的《续诗话》中看出。首先视自己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认为，有关诗的评价也应当被记录和流传。

宋代的名言集也可被当作最早的诗话，[114]这里只提以下几种：许的《彦周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115]、魏庆之的《诗人玉屑》[116]、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后来最重要的诗话集，包括何文焕所辑的《历代诗话》（序写于1770年），和丁福保（1874—1952）为补《历代诗话》而于1916年编辑的《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还辑有《清诗话》，郭绍虞于1983年以《清诗话续编》补之。

魏庆之《诗人玉屑》中“一字之工”一节记述了以下这个补字的故事，从中可见诗话文体之一斑：

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两字，亦焉得为佳句也哉！如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余谓陈公所补四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足见吟诗要一两字功夫，观此，则知余之所论，非凿空而言也。[117]

对后来的诗学讨论产生过深刻影响，比《诗人玉屑》和所有其他11世纪、12世纪的诗论都更为重要的是《沧浪诗话》。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公共舆论的形成，有些作者把严羽的规范用于具体的诗作和诗人，比如高棅（1350—1423）在《唐诗品汇》里就是如此，因而这部作品也影响了对过去诗歌的评判。

《沧浪诗话》像是一种宣言。严羽把盛唐时期的诗看作真正诗学的完美实现，是自发性与适当性的结合。他认为这种完美只能通过某种更高的认识以及某种明显受禅宗影响的妙悟取得。然而，严羽不只表述了诗歌的理想，也指出了引发诗歌没落的一种“变”。他在中唐和晚唐时期的诗歌里就已发现这种“变”。严羽反对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的诗作。他认为，除去宋初的有些作者，如欧阳修和梅尧臣外，大多数宋代诗人的诗都是笨拙和枯燥的。与严羽观点相对立的看法，在明代的“公安派”中达到顶峰，但“公安派”没有创作出如《沧浪诗话》这样的纲领性作品。这种对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反对复古的“公安派”推重宋诗，特别是苏轼的诗，将苏诗看作范式，“公安派”追随者反对像法古者那样把诗严格地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例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118]

这与朱熹和吕祖谦合撰的（或者说合辑的）《近思录》里的这段话相似：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觊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也。[119]

严羽总被指责以禅喻诗。有些作者，比如钱谦益就认为，将诗与禅宗觉悟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觉悟发生在语言之外，而诗产生于语言之中。但事实上，钱谦益或许并没有理解严羽的意思，严羽只想把禅学与诗作类比。

笔记

在中国，笔记和随笔与书写本身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时，随着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随笔作为单独的体裁而形成。这种新的体裁体现出文人的某种分享自己零散记录的需求。有关京城生活的笔记和笑话汇编，以及历史及地理观察汇编，同样也可算作这种体裁。日记、游记和神怪故事集也可被囊括其中。[120]其他文学体裁中使用的素材最初也常出现在笔记中。而苏轼被认为是许多笑话集和逸事集的作者，同时，他也是许多逸事的主角，后来还成为北方杂剧中颇受欢迎的角色。[121]

最早以笔记为名发表作品的是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宋祁。他所撰的《宋景文公笔记》中既有对旧时典故的记录，也有对奇闻逸事及其他事件的记述和观察。虽然笔记所包含的题目种类不断地在丰富，笔记最后也被用来收录谜语和其他文学体裁，但个人历史的书写与笔记之间还是保存着某种特别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个人的历史书写以及对新旧事件的记述，早在宋朝以前就已成为某种文官理想的内化表达。按照这种理想，个人同时是独立的观察者和批评者。[122]某些笔记成了常被引用的文化史的原始材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罗大经（卒于1248年）的《鹤林玉露》和周密的《齐东野语》。

但若只把笔记作者所记述的东西看作随手的笔录的话，这种评价是不公允的。因为有些作品，如沈括（1031—1095）所撰的因其技术和自然科学部分而闻名的《梦溪笔谈》[123]，或洪迈（1123—1202）所撰的以志怪形式包含许多讽刺内容的《夷坚志》，具有特别的性质。之所以把它们归入笔记这一体裁，只是表示没有更合适的体裁名称。传世的笔记作品中，《夷坚志》因其特别的文学价值而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夷坚志》自1161年来陆续成书，作者洪迈具有多方面的天分，且相当多产，他也以收藏和编写文学作品闻名。[124]此外，他还撰有许多其他笔记作品，特别是分五集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的内容多为异闻杂录，是当时叙述作品取材的最重要来源，书中包含许多有文学价值的记述，有些还非常独特。这部笔记小说集原有420卷，估计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残阙近半，今传本仅包括200多卷，大约2700个故事。它被看作《太平广记》后最重要的小说集，其中的素材几乎被后世所有的文学体裁所使用。[125]

这部集的名字就是纲领性的，它取自《列子·汤问》。其中，在对“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的鱼以及“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的鸟的描述后，有这样的话：“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像夷坚那样，洪迈也想记录不可思议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当他搜集奇闻异事的消息传开后，就收到了从各处寄来的相关记述。他把它们陆续出版，逐渐取得当时读者的肯定，就这样，他辑成了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的小说集之一。

《夷坚志》明显承袭了志怪变文和传奇的传统。除去记述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现象，比如药方或某些神秘教派的习惯，以及对宋代学者的诗文的记述，该书还特别包括了对一些异闻的叙述。于是，那些在唐代还被当作史料来看待，最晚自11世纪起却不再被如此肯定的事件记录，因《夷坚志》而得以传世。该书继承了历史书写的传统，这点清楚地体现在洪迈的写法中：他为故事注明日期，让其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并将故事与某些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他自称所记述的都是发生在近60年的事情。

同时，洪迈努力说明每个事件的原因，以证明自己是当时强大的理性主义潮流的代表；他还承袭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学说，因此在《夷坚志》的故事中，因果报应往往会发生在人物转生之后。有关恶有恶报的记述同时有着这样的意义，即因世间的不公而给读者以补偿。但在某些情况下，由神怪执行的过度惩罚又会被取消。[126]

在许多故事里，宋代风行的有关善恶最后可能相互抵消的看法也体现了出来。比如，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某张氏女子梦里被告知将被雷击死，以此为前世某件不为己知的恶行赎罪。在最后时刻，出于对自己婆婆的担心，张氏才得以免于这种命运。

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盐官县雷震，先雷数日，上管场亭户顾德谦妻张氏，梦神人以宿生事责之曰：“明当死雷斧下。”觉而大恐，流泪悲噎，姑问之，不以实对。姑怒曰：“以我尝贷汝某物未偿故耶，何至是！”张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风起，天斗暗，张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惊怖何，俄雷电晦冥，空中有人呼张氏曰：“汝实当死，以适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归益为善。”[127]

有关梦中遇见鬼神或其他超自然生物的记述相当普遍。若女子被罪恶的鬼怪以人形或蛇形引诱，那么叙述者实际暗示的是这种不幸是该女子自己招致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守妇道的女子身上。但有时女性也因自身不带偏见的行为而得到丰厚的回报。比如，《夷坚志》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来到一家茶肆要茶喝，老板的女儿恭敬地为乞丐沏了茶，且不收钱，这个乞丐便总来这间茶肆索茶喝。虽然茶肆的老板不愿看到他，但这种善行还是持续月余。某日，这个乞丐将自己剩下的茶给这位女子喝，女子因害怕这茶可能不干净而倒了些在地上。这时，有股异香升起。闻到异香后，女子便把这杯茶喝净，且马上觉得神清体健。这个乞丐告知女子自己是吕洞宾，要予她富贵。可这个质朴的女子只求得到长寿和相称的财富。她最终如愿以偿。[128]

还有些作品，比如刘斧（约1040—1113后）所著的《青琐高议》（该书也收录了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时也被归在笔记中。但实际上，这些作品包含短篇和中篇小说，更应该被归入《太平广记》之类的书中。各类个人记述自宋朝起就逐渐增多，笔记也随之增多，至今已有数百种刊行并流传下来。此外，有些书则完全按照宋朝时流行的类书的样子，将不同思想家的言论结集起来，这也是文学世界和教育状况的某种表达，比如《近思录》。1175年后的数年间，《近思录》由朱熹、吕祖谦共同完成，摘录了周敦颐、程颐和张载的言论，共有622条。

随着官吏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管理的逐渐专业化，某些官吏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志向和追求转移到了工作上，例如某些汇编中就有许多与作者为官生活相关的记述。但也有些作品完全专注于某一特定对象，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有关海外地理的记述尤其值得关注，比如成书于1276年的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此书是作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所写，记载了各国的风土物产。[129]

陆九渊的《象山先生全集》成书于公元13世纪，近半是书信。诸如书信之类的文学样式在许多作品中可见，某些作者的作品甚至多由这样的文学样式构成。此外，许多在今天被作为标准本使用的全集实际是后世编纂的结果，如《朱子全书》就是由李光地（1642—1718）等奉敕编修，该书完成于1714年，其原始材料来自《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朱子语类》为朱熹的学生及再传弟子最初于1270年出版，共140卷，实际是朱熹的讲学语录。

游记

还有一类常被归为笔记的作品就是游记。到了宋代，笔记逐渐增多，它一方面承袭了《穆天子传》的写作传统，记述旅行见闻或佛教朝圣见闻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种诗歌和散文形式的风景描写（特别自谢灵运和柳宗元起）的影响。[130]这些旅行描写多以日记为基础，在结构上也显示出与笔记这一体裁的关联性。因而，日记就体裁而言要归于笔记当中。这并非偶然，其特点就是每日记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陆游于1170年成书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131]

有关旅游时注意事项的说明早就存在，比如沈括就有这样的作品传世。旅行因商路的改善而变得更方便。此外，按照官吏体制和轮换制度，官吏要定期前往新地任职，旅行变得越来越平常。[132]这样，游记因其实用性而成为受欢迎的读物。于是，除了实用的说明，许多作者会在记述中尽显自己的文学知识和造诣。

游记既有关于短期出游的，也有关于较长时间的旅行的。苏轼的《石钟山记》记述的是短期出游。这篇游记首先对有关石钟山的记录提出疑问，[133]然后注明准确的日期，描写自己的出游过程以及游览过程中听到的山的“铿然有声”。结尾处，作者批评了那些在他之前虽然记述过这种自然现象，但并未查实这种现象及其原因的作者。文章所包含的探究事物本质的风气是当时中国的自然观察的特征，也反映出11世纪人们看待事物时尤为突出的理性主义视角。

有关使者出使的记述与那些到某些具体地方（比如山或湖）进行短期旅游的记述性质不同，更不用说与那些描写前往某地任职的路途见闻或前往外族居住地的旅行见闻的差异了。[134]还有一种游记与旅行路线的特殊性有关：由于较远的旅行常借助船只，经由江河或运河完成，许多游记几乎就是河流走向的描写，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它们的书名中。[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