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和手册

宋朝（960—1276）时，某些之前只是初露端倪的发展得以兴盛。唐朝的统治土崩瓦解之后，五代时期（907—960）中国某些地区的文化和经济的进步极大地动摇了旧统治阶层的地位。因此，唐朝的结束同时被视为中国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终结。[1]这些变化改变了宋朝文人的处境。国家科举考试制度越发重要，印刷术的普及使更广泛的居民群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促使他们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考试制度、行政管理的需要，加之印刷术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种类书、手册和文集的编写。建立于公元960年的宋朝希望通过对知识和传统的整理来为自己正名。[2]

以文字方式保存的遗产浩如烟海，因此，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产生了对它们进行整理的需要，以及对某种方便使用这些以文字记录下来的知识手段的需求。编纂类书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汉代，并在唐代经历其初次繁盛。那时，标准化的知识成为成功完成各项国家考试的前提条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皇帝都把支持和资助包罗万象的类书的编写视为己任。因为这些官方的努力，有些可谓鸿篇巨制的作品得以产生。它们大多不是由单个作者，而是由专门的委员会纂录而成，就规模而言，在任何其他的发达文化里都无可匹敌。

当时，类书的编排原则并不总是相同的。它们同样取决于每部作品的整体构思，也取决于每部作品的委托者及编写者的世界观。类书，所谓按类整理的书籍，这个名字本身就指向分类编排方式与宇宙秩序理念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关联在文艺理论里也有清楚的体现，[3]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即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现象进行分类，将它们区分为“类”和“子类”。

学子将这些类书和会要（汇集的典章制度）视为教科书，文人把它们用作工具书和指南，官员用它们来指导实践，在历史前例中为自己的决定寻找依据，诗人则在其中寻找前人的名言警句。类书就这样为学者、诗人以及中国文学里丰富的指涉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某些时候，这类书甚至是这些言外之意产生的前提。因此，将类书称为“中国文化最典型的创造”肯定是有道理的。[4]

可归为类书的作品特征迥异，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很明确。特别难区分的是首先作为引言汇编的类书和按类整理的文集及同样按类编排的词典，而类书又很可能发源于词语注释和词典，这使得进行此类区分变得尤为困难。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分为19篇的《尔雅》和刘熙（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释名》就可以被看作类书的前身。同样可以被看作类书前身的还有格言和哲学类作品，如刘向的《说苑》和《风俗通义》。

最早的类书是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所撰的《皇览》。此书据传共40部，120卷，为后来许多类书所提及。其他早期的以残编形式保存下来的类书有成书于公元522年但作者不详的《雕玉集》以及成书于公元7世纪初的《编珠》。最早的保存完整的类书是虞世南所撰共160卷的《北堂书钞》和公元620年由欧阳询主持编修的《艺文类聚》。这两部作品要归为文学类书类，其中引用了许多已经散失的作品。徐坚编纂的《初学记》正如书名所示，为学生查检事类所用。全书分为23部和313个子目，内容以政治为主，但也涉及宗教、动物学、天文学、风俗和其他。[5]

在唐朝时，就像其他领域那样，文学和类书也开始专门化。以前那种综合性的类书为处理单个题目的专业性类书所替代，其中以像《唐六典》这样的官府公文汇编为主。考虑到国家考试越来越重要，这也不足为奇。杜佑所撰的记录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典》最为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后期理性化的趋势。[6]杜佑的作品分九类，凡200卷。与此不同的是，南宋郑樵撰修的《通志》则遵循了《史记》的编纂原则。

《通典》后最重要的类书是马端临（约1254—1323）于1307年完成的《文献通考》，[7]其续编为王圻（约1565—1614）所撰的《续文献通考》。不可不提的一部类书是成书于1322年的《元典章》，这本管理细则也是了解那个时期文化和社会史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像《唐大诏令集》（成书于1070年）和《宋大诏令集》（编撰于1131年至1162年间）这样的作品，除去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写作风格也成为后世的典范。

对文学传承有着特殊意义的类书是宋代早期的“宋四大书”：成书于公元983年的《太平御览》，[8]成书于公元978年、主要采录小说笔记的《太平广记》，[9]成书于公元987年、辑集诗文的《文苑英华》，以及王钦若（962—1025）所辑采录宋朝以前统治者和官吏传记材料的《册府元龟》。“宋四大书”的前三种均由李昉主持编写。宋代的类书中还必须要提到的是王应麟（1223—1296）所辑的《玉海》。此书凡200卷，包含参加最高级国家考试的考生所应具备的知识。[10]

明朝初年成书的《永乐大典》可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最多时曾有超过2000名学者参与编纂。这项工程由明太祖（1368—1398在位）敕令编写，直至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时才付诸实施，最终于1409年完成，有11000册，共22877卷。今天只存残篇，某些条目引用了翔实的文史记载。[11]规模较小且流传较广的是类书《三才图会》。三才指的是天、地、人，这部作品由王圻所辑，序中注明时间为1607年。本书以图像说明为主，而非辑录文史记载。中国类书的顶峰是成书于1725年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5020册，分10 000卷，6109部。[12]其他类书涉及专门的知识领域，比如各类本草文献，这种类书专注研究植物，特别是有药用价值的植物；[13]还有的记录编织技艺、灌溉方法或农业技术。而方志和地方志则自成体系，记述道府州县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经济。

文学教育

作为踏进仕途的前提，国家考试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文学教育的态度因此改变也不足为怪，但我们并不清楚能读书写字的人所占的比例，对当时人受教育的程度也只能推测。占人口3%～5%的受过一些教育的男性居民（按其时大约一亿的总人口计算是300万到500万间）估计都认为自己属于文官阶层，称自己为士大夫。而他们当中真正取得职位的可能不足20%。据贾志扬（John W. Chaffe）的分析，每年有约20万人参加府试，其中只有差不多1%的人能通过考试，[14]当然，各地区的情况可能差别很大。古时的中国，教育方面的努力似乎只涉及男性居民。而在女性居民中，只有那些出身上层社会或贵族，或者那些出家为尼者，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在这方面，地区间的差别也相当大。

教育日益制度化，而许多采用佛教寺院制度的学校和书院扮演着突出的角色，[15]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寺院承袭的书写文化可通过在敦煌发现的大多出自唐人的手稿窥见大略。如韩愈佐证的那样，[16]师生关系自唐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寺院里的师徒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既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也因其常常超越地区的性质而构成了某种与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结构相对的力量。“从根本上人是可教育的”的观念虽然在古代就已经存在，[17]且菩萨普渡世人的观念在中国得以被接受，[18]但自此童年被认为是生命里单独的阶段，是教养和教育的阶段。[19]通过石刻所记载的某官办小学的学规，我们可以知晓那些已有些基础的男童的学习状况：

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纸，授诸生所诵经书文句音义，题所学书字样，出所课诗赋题目，撰所对属诗句，择所记故事。

诸生学课分为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签问所听经义三道，念书一二百字，学书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三日试赋一首或四韵，看赋一道，看史传三五纸，内记故事三条。

第二等。

每日念书约一百字，学书十行，吟诗一绝，对属一联，念赋二韵，记故事一件。

第三等。

每日念书五七十字，学书十行，念诗一首。[20]

在极少的情况下，结束学校教育也同时意味着准备考试的完成。大多数学生是借助家庭教师，之后通过在书院的学习来准备考试，但主要还是通过不懈的自学。这个过程经常要用几年的时间，有时是几十年。

那些建立了真正图书出版业的新兴城市中心对教育事业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少作者受到鼓舞，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被更广泛的公众所了解，这又使得有些作者能通过写作或编辑工作维持生计。如前所述，图书印刷技术的完善最初主要是因为佛教徒需要尽可能多地复制佛教文本。但图书印刷不久后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却不再是因为宗教的需求，而是因为贸易和管理中对表格、手册和课本的大量需求。对学习的渴求，特别是读书写字能力的渴求，一直以来就是儒家传统的组成部分，但在根本上也为佛教僧侣阶层的教育传统和组织形式所影响。居民受教育比例的不断提高，图书印刷技术的发达以及培训和考试业的繁荣与国家的考试制度彼此联系紧密，它们有时相互妨碍，但大多数时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由于全面彻底地掌握最重要的文本被认为是踏上仕途的前提，对男童的教育很早便开始，并且是借助初级课本和比较简单的作品。其中一本教授读书写字的初级课本就是《三字经》，它被认为是《玉海》的作者王应麟所著，但实际上可能在元统治时期才成书，此后它便无处不在。三个字组成的句子适合教学，人们早就发现了这点，这从朱熹的学生、理学家陈淳（1159—1217）的言语里便可得知：

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后略）[21]

所以，如陈淳佐证，《三字经》是有前身的。[22]其他初级课本还有包含568个姓的《百家姓》和据称是周兴嗣（卒于521年）一夜白头写就的《千字文》。通过《孝经》，青少年要学会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正确行事。为此，他们常常被要求以范例为鉴，就像吕本中（1084—1145）所著《童蒙训》里所辑录的那些一样。

在蒙学课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道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陈淳的这本蒙学课本完全受到唐和唐以前贵族道德传统的影响，虽然它在形式上已与像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所著的《兔园册》这样的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旧蒙学课本有区别。《三字经》里，总是三个字构成一个意思或一句话，四至八句话构成一个段落。整本书共1068个字，不同的字却只有514个。这些字里只有少数是复杂的，而大部分笔画较少，所以这本以教授儒家礼法为主要意图的蒙学课本既容易读又容易记。虽然《三字经》的使用在民国时期已明显减少，章炳麟还是在1928年进行了重订，然而他的做法仍无法阻止新课本的传播。旧的蒙学课本已经过时，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随着1981年4月《新道德“三字经”》在上海出版，这种课本的形式又重获新生，而宋朝以来许多的蒙学课本都没有获得像《三字经》这样的成功。

各种手册、课本和工具书的增多不仅使教育更加普及，对待文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书法因而也重新得到评价。由于那些需要长期保留的文本也必须印刷，书法便成了纯粹的艺术形式和自我修养的手段。文本如今更容易获取，所以也不用像以往那样熟记它们，印刷技术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重新挑起了争论，即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追求全面的类书式的知识，还是应当关注其根本和精华。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宋朝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如果某府的居民认为考试本身有不当之处，那么有时确实会发生动乱。[23]这样的情绪很容易理解，因为考试成绩关系到不只个人的而且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地位、权力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取得的职位。尽管除国家考试外还有其他能取得职位的途径，比如推荐、买官，通过与高官的亲属关系或经由辅助性的职位而升迁，但那些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官职的人不仅享有最高的威望，也有最好的升迁机会。这当然是宋朝统治者制定相关政策的结果。考试制度作为制度化、形式化的程序自公元589年就已存在，到宋朝才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手段。隋唐时期，国家考试置六科，其中三科以专业考试（法律、书法和数学）取士；其他三科以综合知识考试取士，分为秀才、举人以及最高等最重要的进士。唐朝时，那些能参加在都城按确定周期举办的考试的考生，或是经由府的官吏的推荐，或是要完成在京城学校的学业。

当然，考试制度总有它的批评者，有些人批评的是考试制度的某个方面；而另一些人，比如郑樵，则从根本上反对它。有关考试制度的改革中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要数欧阳修推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不断重新定义着自宋朝以来与国家考试制度紧密相连的教育概念。

对那些想要参加考试的人来说，备考不仅占据着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常常也占据着他们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成功通过殿试的考生平均年龄通常在35岁，在公布的考生名单里，不只有才成年的考生，也有已过六旬的考生，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有些人因为不利的条件很晚才完成必要的学业，而有些人由乡试经府试、省试再到殿试的过程是相当吃力的，考试不合格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考试不合格并非总是因为考生的能力不够，而是常为名额规定所限，根据这样的规定，只有一定数量的考生可以通过考试，特别是每级考试都规定了通过的比例。[24]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只有很少的考生能够参加殿试，他们的教育目标基本上是被这种考试制度的要求所影响，即便年岁已高，他们也并非没有通过考试取得官职的希望。

为准备国家考试，考生要学习历史、诗赋和儒家经典。后者包括五经：《论语》《孟子》《书经》《诗经》《易经》；三种礼制经典，即《礼记》《仪礼》《周礼》，还有《春秋》及其“三传”，自南宋起还包括《孟子》。对官吏制度有详细研究并对其改革提出过重要建议的范仲淹（989—1052），在他写于1030年的文章里阐述了这些文本对政治道德和社会教育的意义：

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25]

对考生的要求当然不只限于对这些经典的认识。南宋时殿试分为三个部分，最后部分的题目或为经义或为诗赋，而前两部分的内容是就哲学或政治的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谓论；而对政治或行政实践中的三个问题提出建议，谓策，这里涉及的问题完全可能是复杂的实际问题。在这两部分的考试里，经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论述过程中使用历史上的例子或至少指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重要的。参加经义考试的考生在考试的第一部分要回答他们自己选择的有关经典的三个问题，并回答有关《论语》和《孟子》的各一个问题，而那些专注于诗赋的考生要就某个提给他们的确定题目写作诗赋各一首。为了能通过这样的考试，对这些最重要文本的准确掌握，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掌握是必要的。这当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考生的学习行为。

印刷技术和审查制度

印刷技术的普及当时就被认为是进步的特征，后来也总是这样。比如，钱大昕在他的《补元史艺文志》序中写道：

唐以前藏书皆出钞写，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内。自国子监秘阁刊校外，则有浙本、蜀本、闽本、江西本，或学官详校，或书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夸。[26]

私家图书馆成为地位的象征，有些文人对收藏书籍有着相当的热情，至少自宋朝起就出现了许多私家藏书的目录。它们提供给我们一些如今多已亡佚的著作的信息，其中有的散见于知名的收藏地。这些著作不只被收藏在中国，还有大量被藏于国外，比如日本。但私家图书馆却仍不及国家图书馆，特别是皇家的图书馆。皇家图书馆的收藏不只包括文物和象征权力的物件，也包括绘画、书法和书籍，它们还担负着代表皇权的功能。[27]

女真人和元朝统治时期，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印刷技术得到了推动，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构建朝廷统治的合法性。[28]大规模的编纂工程，比如18世纪编纂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通常也有着这样的目的，即通过雇佣关系建立责任关系，以此消除文人特别是那些举足轻重的文人对政府的抵抗。至于这样的工程在多大程度上也被用来禁毁不利于政府统治的著作，仍然存在着争议，[29]但在这里面，国家对审查的需要肯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把批评性著作看作国家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对衰落的批评。因此，批评必须经过巧妙的伪装，为的是不直接以批评的形式出现。[30]秦始皇焚书的记载虽有夸大的嫌疑，但自那以后，焚书、禁书以及作者因作品而受到迫害是寻常的事，为证明审查的正当性而提出的论据有时不只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如韩愈在他的《原道》里就要求焚毁佛教和道教的著作。汉以后，中国民间确实流传着许多预言性的或另具神秘性的文本。它们多披着道教的外衣，[31]常为颠覆性的活动提供口号，比如《推背图》。[32]

大量公布禁书目录，以求审查的全面彻底，这是明朝以后的事。当然，这也反映了印刷技术的普及。[33]乾隆年间（1736—1795）的审查制度尤为严格，这一观点并无异议。然而，中国学界后来对此特别强调，也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满族统治时期的审查制度，相比之下，对其他压制措施的评价常常要缓和很多。但通过乾隆时期的审查，我们能够对封建后期的审查行为有更详细的认识。其时，曾有过详细的有关审查的规定。

在判定某本书是否要禁时，主要是看以下八个方面：

这本书是不是反对朝廷或鼓励起义的？

这本书是否损害了被朝廷引为范式的过往朝代的声誉？

这本书是不是对边境安全和稳定有着战略意义的地理学著作？

这本书是不是被排斥的作者的著作或包含在该作者的著作中？

这本书是否包含有关儒家经典的非正统观点？

著作的风格是否有文学性？

对满汉关系的描述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关系紧张时期？

这本书是否与某些政治团体或组织，特别是明朝末年的这类组织有关？[34]

许多著作因各种形式的审查而被禁毁，但有些著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特别小心地收藏起来，得以保存。[35]这些审查措施对文人的意识本身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最显著的，特别是通过教育，某种潜在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调整已经成为自然的倾向。

审查措施不只涉及那些容易引起政治争论的著作，也涉及那些被认为有伤风化的著作，“精神污染”也被认为是危害国家的。如自元朝起，首先被审查的都是一些读者广泛，而内容与儒家正统和伦理要求相背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曲。[36]这种严格是儒家学说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漫长过程的结果。自汉朝起，它开始成为国家的正统学说，而此前则是各家争鸣的多元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