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的宫体诗

唐代，特别是公元8世纪，可谓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鼎盛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从形式和文体上都完善起来的古典诗歌。但在相当程度上，对唐诗的推崇是之后几百年里理想化评判方式的结果，人们将这个时期的作品视为典范，使后世的所有其他作品都相形见绌。

因为唐代有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文学评论者对唐代的文学创作划分时期，并在作家之中区分高下，例如13世纪早期的严羽。李攀龙（1514—1570）从数量众多的唐诗中选出465首，收入《唐诗选》；后来的《全唐诗》收录2837位诗人的49 403首诗（前言为1707年），并将这些诗按下面四个时期收录：

初唐：约618—712

盛唐：713—765

中唐：766—835

晚唐：836—906

在这几个时期中，盛唐最受关注，盛唐时期出现了几位著名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杜甫，他被有些人视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外还有李白、孟浩然（689—740）和王维。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诗歌集，我们还应关注《文苑英华》，这部完成于公元987年的文集收录了唐代的诗歌和散文，共1000卷。

如果没有前代的发展，我们无法想象会有唐代的文学作品及其繁荣，这个过程始于建安时期，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又经大量文人及文人群体而继续。在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之后，隋文帝（581—604在位）统一了国家，并将政权中心建立在中国北方。在之后，他因为对朴素和简洁的追求，开始压制流行于南方的宫体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宫体诗”。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大臣李谔（生活于公元600年前后）的支持，李谔为此撰写了《上书正文体》[42]。在这些措施之下，隋朝宫廷中出现了一批具有浓重教化意味的作品，但南方的文体风格并没有马上失去主导地位，初唐时期的诗歌从根本上可以看作六朝时期文学风格的延续。[43]文学作品的教化特征是随着公元8世纪到9世纪的思想诗以及带有批判性质的叙事诗的发展，才在大范围内推展开的，人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找到了可有效替代宫体诗的形式。

隋代反对宫体诗的人物中有两个值得一提，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唐代，这两个人就是魏徵和李百药（565—648）。从李百药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先是如何身体力行地拥护隋朝的新文风，反对宫体诗，后又如何在唐太宗的宫廷中慢慢地放弃了新文风，转而支持宫体诗。魏徵的诗流传到今天的只有4首，如果不是因为他重要的历史地位，加之他的《述怀》被李攀龙放在《唐诗选》的首要位置，那么他的文学作品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关注。李攀龙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表达他对魏徵弃文从政，甚至对于拥护战争的做法的支持。魏徵的诗这样开头：[44]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还有一个事实证明了初唐时期南方宫体诗传统的延续。李世民在即位之前的公元621年，就曾集18位文学家建立“文学馆”，这些人中包括著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和历史学家姚思廉（卒于637年）。“文学馆”中有诗作传世的三位文学家都来自东南地区，其中的两位——虞世南和褚亮（558—645）都曾受徐陵的资助，而徐陵则是“宫体诗”诗人中最著名的一位。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类书之一，这是他在隋秘书郎任上编的。

虞世南曾受徐陵的资助和影响，强调道德意义的风气也同样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所作的描述边塞战争和戍边士兵生活的诗从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宫体诗”。在唐代，军事题材很流行，对勇武之气的轻视甚至贬低是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开始的。这种轻武之气虽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宋代已蔚然成风。唐代时，出于保障贸易的目的，国家在北方边界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边塞诗”盛极一时。在这类诗中，驻守边疆的官员们除描述自己戍边的经历外，也会讲述战事或士兵的日常生活。[45]这种“边塞诗”的传统可以回溯到《诗经》，特别是从乐府诗开始的从军题材的诗歌，例如乐府诗“从军行”这个旧题在唐代仍经常被用到。唐代以创作这类从军诗或边塞诗著称的诗人有高适（约700—765）和岑参（约715—770），此外，王昌龄、杜甫甚至李白都曾经写过从军诗。杨炯（650—约693）也曾在一首《从军行》中表达了从军的愿望：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46]

有些表达和说法影射的是当时的事件或前代的文学作品，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直接辨认出来的，但对学生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些影射还是有困难的。为了给这些人提供帮助，也为了对用于学习的经典进行统一，除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辞书之外，人们还编写了类书和文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初唐时期欧阳询等人奉皇帝之命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以及徐坚（659—727）所编综合性类书《初学记》。有愿望写诗或接到任务要就某个题材写诗的人可以在这些书中寻找建议，对后世撰写注疏的人来说，这些著作也可以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因而，如果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某个比喻或概念在使用方面的变化，就不能不用到这些类书。

对前代诗歌的挖掘使旧的诗歌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同时也利于新旧融合。例如与宫体诗相比显得过于朴素的陶渊明的作品，在今天，陶诗被认为是中国唐代之前最成熟的诗作。公元6世纪早期的萧统《文选》就使他免于被遗忘，王绩（约589—644）更是将陶渊明当作仿效的对象，他的效仿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在陶渊明所代表的好酒、特立独行的田园诗人形象中，王绩在“宫体诗”以及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这种浮华风格的批评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于王绩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嗜酒，是否也无心为官，这一点我们很难判断，因为就像从当时流传下来的许多资料一样，事实、传说和假托之作经常根本无法厘清。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旧唐书·王绩传》所称王绩归隐田园30年实际是杜撰的，我们只能将这种杜撰的意图解释为历史学家想给他塑造隐士的形象。比起历史著作，我们对诗歌的记述要更加谨慎，因为诗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诗人自己的，特别是记录在自序中的那些。我们只能将已经约定俗成的题材当作前提去理解，诸如嗜酒、无妻无子等经常只是对某种题材或情绪的借用，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于作者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的作品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改变了什么。

王绩简洁的语言和简单的句式被认为是矫饰造作的宫体诗中的一股“清新的风”，这种风格体现了他对阮籍和陶渊明等隐士诗人的重新发掘。他对阮籍的看法与魏徵对阮籍的看法正好相反，后者将阮籍视为对魏国的灭亡深感痛心的道德之士，而王绩与很多诗人一样，都从阮籍和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某种理想的实现。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归隐之举中存在的矛盾，这说明王绩所感兴趣的并非这些隐居行为的思想前提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与之相关联的氛围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47]这种慕古之风以及对前代和前代人物浪漫化的曲解，越来越成为唐代文学作品的特征。[48]

从公元8世纪早期开始，人们开始放弃宫体诗。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跟“初唐四杰”联系在一起，包括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杨炯以及王勃（约650—676）、卢照邻（约637—约686）和骆宾王（约638—684）。尽管这四位诗人的共同之处更多的是在骈文而非诗歌方面，且除此之外，他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后世总是将他们视为一个团体。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的合称。这四人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远离宫廷，并凭借个人色彩极强的诗歌著称于文坛，他们为盛唐时期较宫体诗朴素以及个性化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陈子昂被认为是公元7世纪真正对“宫体诗”进行了革新和超越的诗人，[49]杜甫曾将他归入“复古”一派，包括韩愈在内的许多诗人都曾盛赞他，韩愈更是将他视为诗歌创作巅峰期的真正开创者。[50]元朝时，元好问（1190—1257）称赞陈子昂的功绩堪比“平吴”，在这里，元好问指的是南方的“宫体诗”以及地方特点在诗歌风格转型时期的作用。[51]从公元7世纪末开始，北方冷硬的风格开始流行，这与长安当地的方言逐渐成为标准语显然是有关系的。元好问将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说明不仅是书法，中国的文学也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对中国越来越受到压制的勇武与侠义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虽然后世对初唐时期的诗歌有很多贬低之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歌（特别是律诗这一形式）的发展基础恰恰就是在初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时期及她之后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他们被视为律诗形式的完善者。

宫体诗被带有更鲜明个人特色的诗歌取代，并非一蹴而就，这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些已经被归入盛唐时期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两种风格的并存，例如张说（667—731）和他举荐的张九龄（673或678—740）的作品。张九龄不仅与宋之问、沈佺期交好，同时也与王维和孟浩然交好，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公元720年到740年间，所以他被归入盛唐时期。除了大量带有盛唐时期风格的诗歌作品，他还延续陈子昂的风格，创作了大量复古风格的诗歌。

盛唐时期（713—765）

最早的典型盛唐风格的代表诗人[52]是王维和孟浩然。[53]这两位诗人的名字经常一起出现，而他们的确不仅个人经历类似，在对自然的细腻描写方面，他们也有共通之处。在王维诗中，这种细腻描写尤甚。王维少年早熟，15岁时来到京城洛阳和长安，并在那里成为王公贵族的宠儿。直到今天，王维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唐朝诗人像王维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外语译本，而他的绝句与律诗因篇幅短小而受人推崇。以下面这两首诗为例：

送沈子福归江东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桨向临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

绿树重阴盖四邻，青苔日厚自无尘。

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54]

除了古诗（也作“古体诗”），王维和孟浩然也写了大量近体诗。这些诗让京城的官员记起了自己遁世的梦想，也因此受到追捧。王维在很多诗的自然描绘和地点描述中透露出禅意，这些禅意源自佛教和道教修行的传统，这也符合当时的思想和宗教氛围，因为佛教禅宗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王维诗歌中最吸引人的是他精心选择的比喻以及语言简洁但含义深远的写作手法，这些都营造出了宁静的感觉。例如“独坐幽篁里”“明月松间照”“明月来相照”“山月照弹琴”等诗句都能代表王维的典型风格，这些诗句暗示诗人独自一人身在属于自己的林间空地上。关于空间在王维诗中的含义，可以从他的五言近体诗《过香积寺》中看出。[55]在这首诗中，诗人在冥思的最后找到了一个僧人，或者说，他指的是自己。在另外一些诗中，诗人会突然来到一个宁静的所在，让人联想起陶渊明“桃花源”中那个天堂一般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不同于陶渊明的描写，并不是另外一个幸福的社会，而是一种脱离世俗和顿悟的状态。这一点在王维19岁时所写的七言诗《桃源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56]

李白名字里的“白”也可以念作b?。在西方，人们熟悉的是李太白这个名字。他与杜甫同为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但比起杜甫的严肃，欧洲人显然对李白的狂放不羁与嗜酒更感兴趣。克拉邦德（Klabund）将李白视为心灵的知己，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在1908年完成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里用了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翻译的六首李白的诗为歌词，这些都非偶然。李白不受拘束的个性自然也为他引来了许多批评，例如王安石就曾经说，李白的诗十句里面有九句都是在讲妇人和酒。

李白传世的作品后由王琦（1696—1774）编辑整理，并于1758年（或1759年）刊行了注疏本，但据说其中只收录了他作品的十分之一。[57]这部作品集中共收录赋7首，古诗59首，乐府149首，古、近体诗779首以及散文58篇。杨万里认为最能体现“太白体”特色的是七言绝句《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58]

李白被认为是一个嗜酒的诗人，在四川的山中与隐士为友。君特·艾希（Günter Eich）和德博翻译了李白的一些诗作，他们的德语译文不但让我们体会到了作者对恣意放纵的享受，同时也非常传神地再现了诗人对着月亮充满幽默感的安静的沉思，例如《月下独酌》[59]和《将进酒》这两首乐府诗。[60]

有观点认为：从诗中提到“酒”和“月”的频率就能看出上文中提到的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区别。郭沫若为李白所担的酒鬼之名提出了辩护，他指出：在杜甫的作品中有300篇提到了酒，占21%；而李白仅有170篇作品提到了酒，占所有作品的16%。李白对“月”这个意象的使用被认为是他与突厥文化间的相通性的证明，因为在突厥文化中，人们对月亮就有强烈的爱好。在李白的千余部作品中，月亮被提到了403次，而杜甫在1457首诗中只提到了167次。李白的家族的确有中亚血统，这个家族据说曾与西方做过生意。据传，李白喜欢用一种外族的语言作诗，有可能是一种突厥语，而且他似乎也曾用中亚的曲调来作诗。

杜甫[61]的诗多沉重的思考，正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过的《倦夜》，这首诗营造了苍穹与空旷大自然下哀伤和疲惫的氛围；[62]或是德博翻译过的那首哀叹外族军队入侵的《村夜》。[63]同样描写战乱状态的诗还有《捣衣》和《月夜忆舍弟》。

与许多同代人一样，杜甫也深受“安史之乱”（755—763）的影响，这场类似内乱的战争给很多人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失去官职，或者面临好友的死亡。一种记载对被战争毁掉的都城的痛苦回忆的废墟诗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安史之乱”之后，这类诗又有了新的素材。杜甫以《咏怀古迹》为题的五首七言律诗[64]就是这个类型的诗：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65]

这组诗中“古迹”的具体所指并不像其中提到的人物那样容易确定。这一首诗是关于倒数第二句提到了“庾信”。庾信本是南朝梁派往西魏的使者，但被困在长安，被迫效力于北朝。这组诗的其他四首分别说到了诗人宋玉、公元前33年嫁入匈奴的王昭君、蜀汉第一任国君刘备以及对刘备忠心耿耿的丞相诸葛亮。借助这些人物，杜甫在战乱的动**艰辛中寻求慰藉。除了宋玉，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远离家乡，他们生活的政治环境与杜甫所面对的环境有一些相似之处。杜甫在这些诗中所感慨的人生短暂与人世间的虚荣并不只是指这些历史人物，同时也是在讲述自己的命运。

杜甫诗中的怀古与离别一样，都是中国诗歌最常见的题材。[66]这种将视角转向过去，通过怀古来描述自己情感的做法是诗歌的常规做法，正如陆机在讲述离别的诗《豫章行》中所写的“乐会良自古，悼别岂独今”。[67]

贯穿杜甫诗歌的忧伤基调不仅是出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动**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这一点在他的《八哀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68]在夔州期间（766—768），杜甫作了一些诗，在诗中，他对自己之前的生活进行了很多思考和记录。这组诗里写到了八位唐玄宗时期（712—756在位）的人物，其中有些人是他认识的，但这八人都已经不在世。《八哀诗》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写成，篇幅很长。诗歌语言用典丰富，表达隐晦，对重要的事件只是暗示，例如关于“安史之乱”，诗中便用“胡马”或者“胡尘”代替。

《八哀诗》的第五首写的是杜甫的老朋友李邕（678—747），诗中有这样一段：

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厉。

日斜鸟入，魂断苍梧帝。

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

几分汉廷竹，夙拥文侯篲。

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敝。

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69]

这几句诗中有大量的典故。“日斜鸟入”一句出自贾谊谪居长沙时所作的《鸟赋》。“星驾无安税”一句出自《诗经》第50首，讲的是李邕虽然命运坎坷，但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终悲洛阳狱”并不是说李邕真的去了洛阳的监狱，实际上，他是被关在了长安的监狱中，这一句暗指的是600年前曾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中的蔡邕。这句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它要求读者有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一定是当时诗歌传统的组成部分，而是直接引用了前代发生的事情，只有对历史非常熟悉的人才能一下就看懂。“夙拥文侯篲”一句用的是魏文侯礼遇子夏的典故，[70]是礼贤下士的意思。所以，上文中引用的这一段诗描述的是李邕被贬斥到南方并死在监狱中的事。

中唐（766—835）和晚唐（836—906）

与李白这位嗜酒的浪漫诗人以及杜甫这位忧郁诗人身边的朋友不同，白居易及其周围的诗人朋友正好与伟大思想家韩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些诗人也受到了当时革新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所面对的创作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71]相比前代的文学家，他们会经常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相互讨论，例如白居易写给元稹（779—831）的信就是这样。元稹是《莺莺传》的作者，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讲到他。同时，我们也能在一些作家（特别是白居易）的笔下看到新的社会批判的基调，例如他的“新乐府”系列诗作。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受到亚瑟·威利（Arthur Waley）英语译文的启发，也转译过几首诗，其中最著名的转译作品有Die Freunde（德语意为“朋友”，原作为《古越谣歌》）、Die gro?e Decke（德语意为“大被子”，原作为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和Bei der Geburt seines Sohnes（德语意为“在他儿子出生时”，原作为苏轼《洗儿》）。[72]

威廉·贡德特（Wilhelm Gundert， 1880—1971）依据亚瑟·威利的译文，这样评价白居易的诗：“这些诗或许没有达到李白的高度、杜甫的深度，只是一个高尚而温和的灵魂在用朴素的、充满感情和温暖的语言反映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此更加能打动百姓的心。”[73]白居易传世3000余首诗，而这段话讲出了这些诗的一个根本特征。白居易与他的朋友，即最早刊行他作品的元稹观点相合，他们都更加推崇杜甫而非李白。由于风格简朴，白居易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喜好者，同时还打破了逐渐趋于僵化的诗歌形式。

与韩愈努力打破诗歌和散文之间界限的做法不同，白居易专注于诗歌形式，而他的成功也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诗作被人传唱，甚或被题在学馆、寺庙和旅馆的墙上作为装饰。正因为白居易的作品广受欢迎，所以当时已经有盗版出现，元稹就曾因为此事而抱怨过。而后世的杜牧（803—853）将白居易和元稹诗作的流行视为文学的转向，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元稹所言为实。

元稹是没落的北魏宗室后裔，因为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而受到关注。[74]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仕途顺遂，得到升迁，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诗歌作品受到了皇帝的喜爱。在同代人中，他因诗作而受到推崇，与白居易一起创领了当时的诗风。元稹和白居易都倡导语言的朴素、清晰，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这个运动以对政治和社会的讽刺为特点，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讽刺作品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除了这些最著名的诗人，唐朝中期还有许多同样也很重要的诗人，这里只能列举其中几位，其中一位就是因《竹枝词》出名的刘禹锡（772—842）。[75]刘禹锡的很多乐府诗也很有名，在这些乐府诗中，他大量使用文字游戏，这种手法在早期乐府诗中很常见。此外还有孟郊（751—814），他创作了用以纪念一位老人的《秋怀十五首》，另有柳宗元和韩愈，不过两人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而出名，他们对唐朝中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6]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有杜牧，他经常被称为“小杜”，用以区别于杜甫。杜牧作品的风格体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晚期人文思想的发展，[77]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这首诗采用律诗的形式，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因对仗和对比而著称。[78]

李贺（790—816）[79]是中唐时期一位非常特别的诗人。他专心于从现实到非现实的过渡，因此使得古老的、在当时已受到压制的祭祀诗传统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其诗歌风格主要受到中古早期长江下游乐府诗的影响。李贺最喜欢召唤水神，他带有奇幻色彩的诗并不都发生在天界，其中一部分也发生在人间。这些诗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称为“鬼仙之辞”。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近现代，李贺被认为是“中唐时期最有分量的诗人”（德博）。他的《苏小小墓》就是这样一首诗，该诗回忆了南齐时期钱塘最有名的一个歌姬：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珮。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80]

德博认为这首词是苏小小曾经唱过的。“烟花不堪剪”这一句让人联想起《搜神记》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李贺一定也是知道的。故事主角韩重喜欢一个名叫紫玉的姑娘，却不能娶她。韩重外出求学归来时，紫玉已死，韩重只能去她的墓前拜祭。紫玉的魂魄从墓中走出，交给韩重一块玉，作为自己爱情的证明。当韩重想拥抱紫玉的时候，紫玉变成了一股烟。[81]李贺并没有为了去天上世界而改变人间世界，而是将玄幻的内容带入了现实世界。[82]

李商隐（813—858）也是唐代非常有特点的一位诗人，他的作品被11世纪初的“西昆体”诗人当作仿效的对象，很多人认为他的诗是中国诗多义性的典型代表。[83]中唐和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因倾向于繁复与荒诞，且多显得虚泛（这里并不仅指李商隐的作品），而与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有类似之处。[84]李商隐最著名的诗作《锦瑟》最能体现他的这种巴洛克风格：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85]

如果想穷尽这首诗所有的含义和所有可能的解释，那足可以写成一本书。刘若愚（James J. Y. Liu）总结了其中五种最重要的解释：

1.这是一首爱情诗，可能是写给一个名叫“锦瑟”的女子，或是为了追忆一个不知名的女郎，或者为了纪念赠送作者一张锦瑟的两个宫嫔。

2.苏东坡将这首诗理解为对锦瑟演奏时的四种声调的描述。

3.李商隐写这首诗是为了纪念自己死去的妻子。这种解释在17世纪时第一次出现，后来又不断有人进行补充论证：一张瑟有25根弦，断了之后就变成50根。大家都知道，“断弦”是常见的用来指代丧妻的比喻，每根弦对于诗人而言都是一年，所以他的妻子死时是25岁。蝴蝶和杜鹃指的都是人死之后的化身，珠泪是诗人自己流下的，玉指的是葬礼。

4.诗人为哀叹自己的命运而作。诗的前两句指诗人的年龄，庄子的梦指世间变化，第4句叹的是理想的幻灭。第5句暗示李德裕被贬到“玉崖”并在那里死去的事，第6句指的是位高权重却让人难以亲近的令狐绹。最后两句暗示诗人自己悲惨的命运。

5.这首诗是李商隐为自己的诗歌集所作的序，所以可以借以理解他的诗歌作品。[86]

有些解释者也会将多个可能性结合起来。刘若愚和其他几位现代的研究者则驳斥了上述所有的解释，并建议将这首诗理解为“人生如梦”这个题材的变体：人生和爱情尤其不真实，充满偶然，就像琴弦的数字；庄子的梦暗示的就是持续的假象，在这个梦中，梦与真实的界限是模糊的。刘若愚推测这首诗是李商隐晚年之作，是对让他觉得仿佛一梦的人生的回顾。只有诗是永存的，就像音乐停止之后的琴弦。刘若愚的这种解释方式，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对这首诗的众多解释通常是以作者经历和历史背景为出发点，这种接受和理解的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型特征。

要理解唐代的诗歌，我们必须记住一点，除了本土丰富的传统资源，当时的大多数诗人还接触到了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诗歌和音乐，即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并不是来自那些地区。李白非常喜欢用月亮这一意象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些诗人与前代的联系之中还掺加进了一些世界主义的痕迹。

唐代之所以能有大量诗歌作品流传下来，其原因也在于诗歌、杂文和书信都是向掌权者或重要官员自荐并谋得官职的手段。为了能找到保荐人，文人会将作品寄给那个被认为可以让自己获取官职的人，这种做法被称为“投卷”“行卷”或“温卷”，[87]因这一风俗而产生了大量诗歌作品。但唐代的短篇小说或传奇并不是这样出现的，下文会讲到这一点。

在唐朝的诗人中，还有杰出的女诗人。《全唐诗》中共有超过130位女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薛涛（768—832），她出身官宦之家，在父亲死后，她为养家而沦为歌伎。[88]薛涛的才华很快就为人所知，与她打交道的都是上流社会之人。她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女之一，也曾与其他诗人交流诗作，例如裴度（765—839）、令狐楚（766—837）、刘禹锡、白居易，她与元稹的交往尤为密切。薛涛所作的超过500首诗中流传下来的只有大约90首，其中多数为爱情诗。这些诗的基调除了痛苦，也有甜蜜和嘲讽。

唐代的大多数诗人都受到了佛教思想和仪式的影响，诗歌的语言因为佛教用语以及新吸收来的民歌元素而大大丰富。形成于唐代的禅宗吸引了诸多文人，[89]这一点在王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还有刘禹锡、孟浩然、白居易和元稹等。[90]有些诗人的作品甚至就被尊为禅诗，例如寒山子的诗。根据记载，寒山子是一位在浙江天台山修行的僧人，与名叫“拾得”的烧火僧共为一对愚痴之人。用“寒山”这个名字流传下来的诗实际出自唐朝的不同年代。[91]这个时代的其他一些佛教僧人，例如贯休（832—912）[92]，以及道教的传奇人物，如吴筠（？—778）[93]和曹唐（约847—873）[94]，也都有诗作流传。近年来，这些作品越来越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