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裁与陆机的《文赋》

思考不同文学体裁的区别是从建安时期开始的，并在公元500年前后达到了一个巅峰。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它与《文选》这部最早按照体裁分类的作品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从这个时代直到公元6世纪的最重要资料。这两部作品虽各有独特之处，但都并非各自类别的第一部著作，而是继承了相当长的一段传统。

最古老的文学作品集是收录了305首诗歌的《诗经》，《楚辞》也是一部作品集，但这些作品集中收录的都是同一种体裁的作品。将不同体裁的作品收录在同一个作品集中，是从公元3世纪才开始的。也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全面意识到各种文学体裁的独特性。

根据文章功能进行体裁分类的做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王充曾有过“五文”之说，他针对的是古代经典以及一些公文。最早对纯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这部著作我们在上文中已多次提到。在其中，曹丕提出了“四科”的说法。与曹丕类似的还有在他之后大约30年的陆机。在《文赋》[72]中，陆机提到了10种体裁，并列举了这些体裁的特点：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73]

后来的诗学著作又提出了其他的体裁分类方式，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品划定的类别更多，并且对各种体裁特点的描述也与陆机的观点大相径庭。例如刘勰就反对陆机对“说”的分类，后世谢榛（1495—1575）在《四溟诗话》中指出：用“浏亮”来描述赋是不准确的。不过，陆机并不是要将他知道的文章一一列举。在这篇用赋体撰写的简短文论《文赋》中，陆机想讲述的是文学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特征。

《文赋》全篇共1658个字，除去散文体的序（120字）和几句导引（25字），全文采用对仗的格式，其中大多数句子（131句）是6个字组成的对偶句，少数（17句）句子由4个字组成，只有9句不在这两种之内。作者刻意追求言简意赅，因此造成了词义的不确定性，这增加了《文赋》的翻译难度。目前已有的译文在有些地方出入很大，不过，这种情况在翻译中文诗歌的时候并不少见。[74]

在序言中，陆机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他想品评前人的文学创作，因为创作文学作品的困难不在于思想是否正确，而在于表达的技巧。诗学本身应该从描述诗人认知的态度和理念开始：置身于物外，带着感情与感知力地博览古代经典，观察整个世界和自己，接受春秋变化带来的触动，感受哀伤与喜悦；朗诵前人的优秀作品，在“文章之林府”中漫步，歌颂艺术的美好。被这样的情绪感染的诗人将书放在一边，拿起笔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会进入自己的内心，同时将整个世界纳入心中，他能找到绝妙的词汇，而这些词经常是已经好几百年没有人用过的，并且有自己独特的韵律；整个宇宙都被纳入文学形象之中，成千上万的事物从唇间跳出，汇聚在笔尖，而诗人则“伫中区以玄览”。[75]

“理”与“文”代表宇宙和文章的秩序，它们应协调一致，情感与表达不应该相互脱离。但是对诗人独特地位的这种强调并不是为了推崇绝对的主观主义，而是强调诗人要有描述整个宇宙的能力，要熟悉经典，能够挖掘早已被遗忘的词语（这也是成为学者的前提）。在这段之后，文章列举了一些规范，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对于体裁的描述，还指出词与义以及表达与思想的一致是不可推翻的原则。诗学提出的建议首先针对的是诗人，但也可以为文学评论者所用。文章还认为应该用核心警句代替冗长的铺叙，要富于变化，避免低劣的模仿，避免不考虑对象的创作，或是忽视音乐而作赋的行为。在《文赋》的最后一段，作者又回到他诗学理论的出发点，再次强调灵感的作用。他用激昂的话语讲述了诗人通过文学以及文学容纳天地的特点而获得的能力：

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76]

《文赋》用精练的语言歌颂了那些从现世回归自然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个性和独特之处，这种态度在当时动**的政局下很常见，我们也能理解是为什么。陆机的祖父曾参与孙吴的建立，孙吴被晋灭之后，陆机先是与自己的弟弟一起退隐到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祖宅，过了五年这样的退隐生活之后，他就去了洛阳，并在张华的帮助下谋到了遭官职。但几年之后，陆机就因为被牵扯进一桩谋反中而遭杀害。使陆机出名的不仅仅是他所作的赋文，还有他留下的数量可观的诗（包括乐府诗），但是其中一些作品显得过于流俗和肤浅，所以陆机也被用来证明一个常见的现象，即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很少能同时成为一个好的作家。[77]

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由于对个人风格的认识不断提升，人们相信一个学者的各种形式的表达都能体现出其个性，无论他是舞文还是弄墨。当时，美学还没有按照领域分类，所以美学的判断标准也是可以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有些判断标准以及对特点的描述本来是形成于其中的某一个领域，例如书法，但也被沿用于其他领域。

有的时候，一篇文章出名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的书法，王羲之的《奉橘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帖的名字源自这封信的内容，信中所写其实只是一则简短的口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从后来的评论和收藏印我们能够看出，人们对这种书法作品的评价也在不断改变，精英文人通过这种方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传统。尽管各种艺术之间存在关联，但对文章的判定还是各有侧重，或主要作为书法作品，或作为绘画，或作为文学作品。

早期的作品集

对文学体裁特点的思考也体现在文集的结构原则上。[78]我们目前了解比较多的一部早期分类选集是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他与陆机属于同一个时代。虽然这部文集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文集流传下来的编者“论”中了解到该文集的情况。在这部文集中，挚虞还收录了用于预言的“图谶”，这说明他对文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几乎所有书面记录下来的文本都被他归入文学之列，大约200年后的刘勰也持同样观点。

挚虞的这部文集或许并不是此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但根据后来断代史中关于文学部分的描述我们能够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作品集就开始大量出现了。[79]除包含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之外，也有只收录一种体裁的文集，例如只收录“赋”的文集。这些早期的文集虽早已流失，但在公元6世纪初《文选》成书的时候，它们还是存在的。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推测《文选》中有多少是萧统直接采用的，有多少是与原作不一样的。

公元5世纪、6世纪之交，在当时身处都城建康以及外地的统治者萧氏家族的部分成员的资助下，一些文学圈形成了。这些文学家不仅一起作诗，还一起品评文学作品，进行学术探讨。这种通过富有贵族的物质资助及其在精神方面的引领而促进文学发展的形式并非第一次出现，汉末的曹氏家族就曾经聚集起这样的文学圈，即“建安文人”。“竹林七贤”也是这样的作家群体。

萧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加上他对书籍的了解，他制订了按照不同体裁编辑一部大的文集的计划。这个工作他不可能独立完成，据日本僧人空海（774—835）《文镜秘府论》中的记载，除了萧统，他的好友刘孝绰也参与了编写。[80]《文选》成书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不过很多资料表明，这部诗文集应该是在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完成搜集整理，并在公元526年之后编辑完成的。[81]

公元5世纪中叶应该是在保存和重新整理前人作品方面所做的整体工作都比较多的一个时期。相应的收集整理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佛教徒和道教徒也在收集、分类并整理他们的作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确定和维护正统。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通常被认为是道教经典确立者的陶弘景（456—536），以及出生在都城的律学大师、传记作家僧祐（445—518）。他们与萧统一样，也开创了文本收集的传统，并且在这一领域制定了标准，其影响延续了之后的几个世纪。

《文选》一方面以一些体裁分类方面的文章为基础，例如曹丕的《论文》、陆机的《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时也延续了编年史的做法。我们很难判断刘勰的著作对萧统编订《文选》是否产生过重大影响，不过萧统和刘勰显然都对萧纲非常喜欢的后来被称为“宫体”的那种烦琐、有时甚至很轻浮的风格有些反感。这一点，从萧统对《闲情赋》的批评就能看得出来，虽然他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亦师亦友的徐勉对萧统的影响，加上萧统本人对佛教的笃信，这些可能都是造成他反对感性作品的原因。《文选》使得“文”（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由此产生的文学内部的区分方式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成为划分的标准。[82]这部书很早就有了注解，特别是在唐代时，该书不但有详细的注本，它还被当作提供指导的文学手册，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著作的地位。

此外，还有一件事能够证明《文选》的重要地位。《隋书·经籍志》中列举了自公元300年起的419部文学文集，其中312部已佚失，而剩下的文集除了少量的残篇，只有《文选》流传到今天。《文选》收录的761篇作品被分成38个不同的类别，除了一些古代的诗歌没有注明作者，有名字的作者共有130人。《文选》被后代的诗人当作寻找词语表达的宝库，这部书的影响力甚至跨越了中国的国境，成为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文学创作和文学选集模仿的范例。

《文选》中用来区分标记不同体裁的概念中并没有出现不同于前代的新概念，但与《文心雕龙》对文学泛化的理解相比，《文选》对作品的选择值得我们关注，它表明编订者更侧重于形式上有严格规则的诗歌。书中对38个体裁概念的界定并不总是很清楚，且编者序言中说到的38种体裁名称在很多时候与文集中所使用的名称并不一致。《文选》原书分为30卷，公元658年左右出现的李善注本改为60卷，其中前半部分收录的都为赋文和诗歌这类的韵文，后半部分包含的35种体裁基本为非韵文形式。

这种按照体裁排列的形式同时也兼顾了不同作家的文章，汉代之后出现了“文笔”这个概念。此外，是否押韵成为基本标准之一，韵文经常被赋予比较高的地位，例如收录在《宋书》卷六十九中的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在这封信中，范晔比较了押韵和不押韵的文章，并且强调格律严格的形式会让文章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沈约等人从宇宙秩序等角度出发，对声调的作用以及文章韵律性进行了思考，人们从公元6世纪开始更加严格地区分有规范的文学作品及其他类型的作品。这种区分对唐代律诗的形式规则及其使用方法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能长久地被人接受，反而很快就遭到激烈的攻击和批评，特别是晚唐时期一些将散文写得像诗、将诗写得像散文的文学家。

与其他许多形成于公元5世纪末的作品集一样，《文选》的编订者也同时有多个要实现的目的，除了保存作品、教育教化外，还有娱乐的目的。但娱乐功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南方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对于道德规范的严格追求，这种发展趋势被称为“儒教化”。

如果同时看一下当时的其他文集和类书，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理解《文选》对文学概念的狭义解读。从这些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普遍存在的专业化趋势。完整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农业类书《齐民要术》[83]为贾思勰（大约生活在公元5世纪）所著，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下，农业类书的出现说明：即便是在遁世的做法风行之时，上流社会在公共要务和人民福祉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完全停止。在公元6世纪“儒教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诸如唐初学者王通（584？—617）[84]或唐太宗谋士魏徵（580—643）[85]这样的杰出人物。公元6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后重新追求统一的阶段，在中国上流社会的文化中，颜之推（531—591）这位“佛儒”的《颜氏家训》是非常重要的著作。[86]在这部著作之后，许多“家训”涌现，由此开创的传统曾在宋代之后再次兴盛。[87]

公元6世纪按照题材分类的文集有徐陵奉萧纲之命编订的《玉台新咏》，这部收录爱情诗的著作是同类文集中最早的一部，[88]其中收录了从汉代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的相关诗歌，并多为6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认为是宫体诗的典型代表。《玉台新咏》收录的众多诗歌中，有502首来自南朝，这些南朝的诗由113位作者创作，其中有12位女诗人。无论从题材还是从特定意象的使用上，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晚唐词的前身，此外，晚唐词也有源自民间的部分。

刘勰的《文心雕龙》

虽然与《文选》产生于相同的环境中，同样也由受到富有家庭或皇族资助的文人所作，延续的也是从建安时期就开始的文人传统，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文学的观点却有所不同。[89]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诗学专著，成书时间在公元500年前后，创作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对当时文学领域以沈约、谢朓、王融为主要代表的革新运动的回应，这几位作家所代表的风格后来以年号永明（483—493）为名，被称为“永明体”。

刘勰的基本观点是他的“通变”论，他的这种理论一方面将文学在质量上的变化看作一步一步走下坡路的衰落史（例如第二十九卷中的论述），但同时他又认为文学的质量是政府和统治者本人好与坏的直接结果（第四十五卷）。这部著作体现了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文学观以及所有文学理论与史书编写之间始终存在的密切联系。文学被文官当作自我认知的手段，所以文学批评也始终保持着教化的功能，这些文官从根本上既不能也不愿放弃塑造世界的责任。

由于刘勰所持的整体观，《文心雕龙》不同于前代和当时的文学批评著作，它探讨的对象不仅是文学散文与诗歌，而且包括历史著作和哲学论述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刘勰对文学的定义也符合这种广泛性：文学的源头在世界的整体秩序之中，文学就是这个整体秩序的体现，负责传递的是带有感情与判断力的人心。孔子的古代经典已经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形式，刘勰以此为基础，将古代文本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古代经典实现了有效的秩序原则。虽然文学的风格和表现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但应该把这些变体视为枝叶，而那些经典才是真正的根，[90]《文心雕龙》就是要捋出这样一条线索。

所以《文心雕龙》在第一部分中先从天地秩序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本质，并讨论了谶纬的价值。之后，刘勰分析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包含在《楚辞》之中的《离骚》以及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他提出“诗”最早是不能与音乐分开的，诗是感情的表达，属于文学的基本形式。“乐府诗”来自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时期的采诗行为，而《诗经》就已经蕴含着“赋”的源头。刘勰还在书中为“颂”“赞”“祝”“盟” “铭”“箴”“诔”“碑”“哀”和“吊”等不同体裁的韵文寻找源头，并简要叙述了这些体裁到公元5世纪的发展历史。“史传”被归入非韵文的类型，最典型的代表是《尚书》和《春秋》，另外还有“诸子”“论”“说”“诏”“檄”“移”以及章议和书信等。

在介绍了重要的文体类型之后，书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特殊问题以及语言的表达手段，谈到的话题包括作者个性与创作的关系、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还谈到了如何在新的环境中恰当地使用传统的形式和表达手段，以及骈体、比喻等修辞手法。书中着重讨论了骈体这种在六朝文学语言中非常典型的风格，而刘勰本人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出了骈体的影响。《文心雕龙》在中国出版之后，就始终享有特殊的地位，经常被人与刘知幾的《史通》相提并论，直到近代仍被誉为文学世界的指南针，是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指南。[91]

钟嵘的《诗品》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钟嵘的《诗品》是相较于《文心雕龙》影响更大的诗学专著，这部著作延续的是品评文学等级的传统，[92]这种品评方式在从汉代开始的官吏举荐制度中很常见。钟嵘借用了品评诗人优劣的论述形式，对120余位作家进行了优劣高下的评价。

钟嵘在评论中明确地以前代著作（例如刘向及其子刘歆的《七略》）中的分级分类为依据。被他当作范例的还有撰写于公元235年前后的刘劭（190？—265）的《人物志》，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诸多著作。在钟嵘的时代，这一类的分级显然非常受人欢迎，而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都有类似的分级，不仅仅包括书、画，还包括与诗歌一样被视为体现天地秩序的围棋，沈约和柳恽（465—517）都曾经写过《棋品》。

在钟嵘的时代，文学领域呈现出分化的局面，人们对沈约及其所属文学圈推行的韵律及平仄规则观点不一。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体与思想较新的群体形成对立。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裴子野（469—530）和他的模仿者，这些人坚持的是古老的朴素风格。还有一些人继承了谢灵运的风格，《文选》的编订者萧统有段时间也曾拥护过这种风格，这些人试图调和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对某个人的文学作品的评判会直接影响到此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公元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的诗学著作并不是产生于艺术的象牙塔中的，而是在当时的政治以及文学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所有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钟嵘在《诗品》的三篇对沈约表现出敌意的序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准的无依。[93]

在第二篇序言中，钟嵘说到了前代的文学批评：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94]

与他之后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家一样，钟嵘也认为建安时期是最具有文学创造力的时期，之后，文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诗品》的第一篇序言中，钟嵘这样评论后来的文学作品：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95]

及至后来的陈子昂（659—700）和李白，也将建安文学作为优于之后数代文学的典范而大加赞赏。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诗学概念的理解没有错，那么人们似乎很喜爱这种酸涩与优美的脆弱之感。

按照钟嵘的看法，文学作品应该能够直接反映自己心中的情感：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96]

虽然钟嵘的诗学理论强调个人的情感，但是从公元5世纪末开始，写作技术方面的因素在诗歌艺术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约定俗成的意象和题材的使用压制了独特性和个人的想象力。江淹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模仿前代人的诗作而进入了文学史，但也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说是诗人郭璞曾在梦中拿走了江淹的笔，而江淹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作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