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远方的渴望与现实生活

中国中古时代早期的诗人中最受后人赞誉的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他们在做官与离官之间摇摆。在诗歌中，他们坚持归隐后完美的理想状态；但对他们而言，能够为官同样很重要。虽然向往自然和远方，但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同样也是文人的目标。在一开始，遁世只是那些无法在现实中有所作为者的最后一条出路，却因两个原因而变得诱人：首先，神仙的美好世界与佛祖的纯净国度是值得追求的；其次，由于政局动**，为官变得极有风险。所以归隐田园，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常常成为比较能够被人接受也比较安全的一条路。

北方的知识精英来到南方后，就为描述远方世界的文学作品找到了新的灵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景色变化与温和气候让他们有了新的感受，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音乐、歌谣和此前并不了解的地方神话传说，尤其是南方较自由的氛围，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人的感受得以加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陶渊明。对世界和自然的丰富性的认识，特别是表现性与描述性的结合，成为公元4世纪到5世纪文学作品的特征。

在归隐与入仕之间不断摇摆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很多人的归隐与否与年龄无关，例如上文中曾经提到的孙绰。这位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年轻时曾纵情山水，后来才开始做官，并且越做越大。尽管如此，他的文学作品始终流露出对自然的热爱。公元5世纪，人们对这种遁世，特别是对在做官与归隐之间反复摇摆的看法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在诗歌领域引起了非常惊人的、重要的变化。拒绝做官的人如果没有确实的理由，那么拒绝的结果可能就是再也不会获得任何官职。此外，隐居的行为常常会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抗议，甚至可能招致危险。所以，辞官的事就越来越少了。早期归隐诗和隐士诗传达的生活态度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建立自我认知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欣赏这些诗歌的同时体味隐居的感觉。当然，拒绝为官的人还是有的，这其中就有宗炳的孙子宗测。宗测在南齐（479—502）初年辞官，他曾表达过自己对自然的热爱。跟祖父一样，宗测也擅长书法、绘画和古琴。辞官后，他回到祖父位于庐山的旧宅。在这里，他用画描述了传说中阮籍遇苏门山隐士孙登时的场景，孙登擅长啸，据说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应和自然”。

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归隐看法的改变，就像其他很多领域，例如宗教及其社会组织形式发生的转变一样，都是政治经济情况产生了变化的结果。公元5世纪到6世纪的特点是中央政权的势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同时，旧贵族阶层的生活水平和影响力都在下降，他们不再是僧人和诗人的赞助者，取代他们的是皇子甚或皇帝本人。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

人们经常将陶渊明与杜甫（712—770）、李白相提并论。[44]但他的同代人和之后的几代人对他并不十分关注，例如钟嵘的《诗品》就将陶渊明的作品归为次一流之列。不过，萧统的《文选》已经收录了陶渊明的作品，使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对陶渊明的这种重新认定显然与萧统反对他那个时代诗歌艺术中新潮流的态度有关，但让陶渊明越来越受到认可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将简朴与毫无保留地流露内心情感相结合的特殊方式。

从宋代开始，陶渊明格外受到推崇。这一方面与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对他的赞誉有关，苏轼甚至将陶渊明视为自己的前生，同时也与当时的人们开始远离直到唐代初期还占据主流地位的华丽繁杂的诗歌语言，开始放弃严格的诗歌规则有关。此外，这也是因陶渊明用一种近乎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和友人圈的回归、对田园生活的人生理想的回归。随着体制越来越官僚化，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明末“公安派”的代表人物非常注重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功能，他们认为陶渊明实现了这样的理想。在江盈科（1553—1605）的时代，诗歌与情感的关系以几乎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呈现。[45]对陶渊明的推崇一直持续到今天，他被视为民间诗人，是“封建社会的批判者”，与普通百姓同甘共苦。这一诗人形象的神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他的接受，其实他的这一形象与他实际的个人经历是有矛盾的，这个被视为隐居者的人曾为官约13年之久。

不过，陶渊明后期的形象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在他的时代，陶渊明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仕途并不顺利。他不屈服于一些地位在他之上的傲慢贵族，所以绝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官位上任职。公元393年，他曾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官，但很快就辞官回家乡务农。他于公元399年加入桓玄幕下，这是他为官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在桓玄镇压了几次贫苦农民（也许应该把他们称作叛民）的起义，并去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请求国君赏赐之时，陶渊明就已经不在他手下任职了，而是成了刘裕的参军（此人在公元404年征讨并打败了桓玄），但不久之后，陶渊明就又从刘裕处辞官而去。

结合他的这种个人经历，我们也可以将陶渊明的诗歌理解为一个并不厌世者所表达的抗议，他只是不断因为感到心寒而选择退隐。陶渊明的同代人中有一些选择从理论角度来论证为什么不做官是最高理想，而陶渊明则希望能将做官与个人生活结合起来，但他生活的世界并不允许这样的理想存在。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在《桃花源记》中设计一个世外桃源来表示抗议了。[46]

这篇著名的描述理想社会的文章由一个散文体的序和一首诗组成，风格与当时的志怪小说有类似之处。文中讲到一位渔夫在一小片桃林中偶然发现了通向一处世外桃源的入口，里面的居民生活安宁和乐。从那里返回后，渔夫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别人听，但后来再也没有人找到那个入口。这里所描述的桃花源或许并不是完全的空想，而是南部山区与世隔绝的某个小社会，虽然时局混乱，政治动**，但这样的地方却能使那些留在现实世界中，寻求与周边环境相和谐的文人的理想状态得以实现。陶渊明的文章本身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元300年前后一篇关于道教对天上世界详细描述的文章（伯夷的《桃花与石窟》）相联系。[47]

陶渊明已经脱离了前代孙绰所代表的更倾向于哲学思考的玄言诗传统，而将自我放在了观察的中心。但他平铺直叙的风格一开始就遭到了批评，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关注。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完全不同于他的朋友颜延之（384—456），颜延之的语言工于雕琢，风格华丽，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元嘉时期，424—453）。

在文学领域，陶渊明代表的是孤独者的形象，他遵从孟子著名的警示：在历史人物中寻找知音。不同于庐山僧人慧远（334—416）的众多俗家弟子，陶渊明并不追求向另外一个世界退隐[48]，而是要在眼前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咏史诗》是在历史中为自己寻找榜样，这显示出了他突破界限、突破个体限制的倾向，我们因而看到了一个正在寻找自己道路的诗人。我们可以将这种基本矛盾看作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贵族阶层没落之后文官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陶渊明不仅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这种窘境，而且还很好地在文学作品中对它进行了描述。

正因如此，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作比当时所有其他作品的影响都更深远，特别是拥有众多注解的20首《饮酒》，其中的第5首开头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位时间很短的梁元帝（552—554在位）遵循了陶渊明的思想，认为能将官职和退隐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高的生活理想，他将园林视为退隐的去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人是在园林中建立起自己的天地的。[49]做官与退隐结合在一起，而酒醉与清醒也无法再区分开来，因为人本来就既是醉的，又是清醒的。醉已不能再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行为，因为清醒也已经是一种远离世事的形式。[50]将嗜酒与青史留名结合在一起的做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上文中所说的窘境。张翰就曾经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51]白居易曾评价陶渊明“爱酒不爱名”，[52]而陶渊明则评论那些争名逐利之人（《饮酒》其三）是“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可见，陶渊明追求的是身后的声名。现世的功名被人视作与饮酒完全对立，但也有人以屈原或扬雄为先例，将理想安置在酒与世俗功名之外。《饮酒》的第13首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首诗中，醉酒与清醒被描述成停留在诗人胸中的两个互相不能理解的客人。

陶渊明的《止酒》是某种欢快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篇“杰作”（德博语）。这首诗的每一句里，他都用了“止”这个含义颇多的字，这个字的意思既可以是“停”，也可以是“不停”，还可以是“只”：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53]

这首诗中的主题后来一再被人使用，例如梅尧臣（1002—1060）就曾经用相同的题目写诗，在其中，他还添加了“中断”（止）这一意思。

据其表达的主题，陶渊明的诗也被称为“田园诗”，这种诗被认为不同于谢灵运所代表的“山水诗”。但这两种诗歌类型并不能被截然分开，在这个时代的很多诗人那里，我们都能够同时读到这两种类型的诗，例如不怎么有名气的湛方生，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几首，这些诗里就既有“田园诗”，也有“山水诗”。[54]

处在做官与实现诗人价值之间的谢灵运

谢灵运被誉为“山水诗”大师，是元嘉时期的大诗人。他既受道家与佛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影响；[55]他的遁世带有道家的特点，也兼具儒家的特色。与比他年龄稍长的同代人陶渊明一样，谢灵运也认为刘氏家族掌权以及刘宋王朝的建立（420年）都属篡位。虽然他衣食无忧，但依然没能实现退隐的理想，在《入道至人赋》中，他这样写道：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馆真。荒聪明以削智，遁支体以逃身。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穷悬。……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56]

虽然设定了这样高的目标，但谢灵运并没有打算从刘宋宫廷的钩心斗角中退出来，最终，他自己也成了阴谋的牺牲品，并遭处决。虽然谢灵运家境殷实，作为诗人又很早就出名，但他并没能实现退隐田园的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满足家族对他的要求，继承祖父的爵位和官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所依附的“篡位者”刘裕。在刘裕登基之前的七年，谢灵运就已经在他手下为官，所以也没法立即辞官而去。

公元422年秋，谢灵运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这时的他依然被夹在官场和自我理想之间。他无法依照自己的选择归隐，做官与归隐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甚至被他转化成了对前代那些彻底隐居者的讽刺。不过，谢灵运要做的并不是寻找能够藏身其中的宫殿，而是寻找自己矛盾情感的出路。他将自然秩序纳入精神领域，在“理”之中寻找出路，但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想离开”的想法。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了他的诗歌作品之中。我们今天对谢灵运的作品只有一些片面的了解而已，因为他的大约200卷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只有8卷。谢灵运的诗大约有100首，其中30余首被收录进《文选》而得以流传，这些诗大部分作于公元422年到432年间。

谢灵运作品中篇幅最长的是《山居赋》，[57]这篇赋文作于公元423年至426年他退隐会稽山（位于今浙江绍兴地区）期间。在这篇赋文中，谢灵运不仅描述了那个地区的风景，还讲到了自己的活动。这篇作品是六朝时期仅次于庾信《哀江南赋》的长赋，奠定了谢灵运作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诗人的地位。

与许多同代人一样，谢灵运也积极参与围绕佛教教理展开的讨论，他跟当时的一些佛教徒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并曾经撰文讨论教理问题，其中用对话体写成的《辨宗论》尤为著名。在这篇文章中，谢灵运反对“渐悟”论，他支持的“顿悟”后来对禅宗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8]

谢灵运虽然才高，但并没有对后世诗人起到积极的影响。那些仿效谢灵运风格的诗人往往缺少个人特色，也因此遭到了批评，公元6世纪初期就有很多针对这种模仿的负面评价。

在谢灵运之后的一代诗人中，只有鲍照尝试形成自己的风格，从作品质量上看，只有颜延之可与鲍照相提并论。[59]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观点，鲍照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和散文形式，但最成功的还是七言乐府诗，他的作品中大约有一半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这些诗很快就在中国北方广为人知，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它们的产生地南方，人们对这些诗却持有保留的，甚至是拒绝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诗“粗俗”。这样的形容不算完全错误，因为鲍照本就来自普通人家，由于这样的出身，相较于当时贵族阶层而言，他更倾向于民间文学以及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鲍照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没有得到谢灵运、颜延之那样得到重视。

在鲍照笔下，自然也常常是描述的对象，这一点与谢灵运和颜延之一样，但谢灵运除了被放逐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于个人乐趣而游历山水。鲍照则不同，旅行是他军中生活的一部分。《发后渚》这首诗是鲍照在《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手下任职时所作，是鲍照山水诗的典型代表。[60]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并非谢灵运和颜延之作品中那种独立存在的景物，鲍照笔下的景物是随着观察者情绪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人能在自然之中感受到自己的孤独。鲍照不仅用诗的形式来描述风景，还会使用抒情散文的形式，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一个例子是他写给自己妹妹（同为诗人，但作品已佚失）的信。最晚从曹植开始，书信就已经成为表达内心情感的常见形式之一。

写这封信时，鲍照25岁，由此成为游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通常被全部归在谢灵运名字之下的贡献，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是属于他的。鲍照从都城建康去往刘义庆处（在今江西）求官途中，在大雷河边（今安徽）休息。在强烈的孤独感之下，他给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信，信的一开头就写到了旅途的艰辛。[61]在感叹了身在异乡的艰难之后，他将目光投向外部的景色，并开始了一段恢宏壮阔的描述，[62]景色让鲍照感慨万千，他将视线从眼前的景色上挪开，并在信的结尾向妹妹保证说会保重自己：

风吹雷飙，夜戒前路。下弦内外，望达所届。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63]

公元466年，鲍照因在听信他人建议而妄图称帝的刘子项处任职，在兵败后死于乱军之中。除了模仿古代诗歌而创作的作品，让他为人所知的还有几篇赋，其中，收录在《文选》卷十一中的《芜城赋》是最著名的一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能体味到一位始终没能扬名立万的文官的失落。

南朝宫廷中的诗人

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隐士诗与山水诗逐渐失去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题材的枯竭，一方面是政治局势改变的结果。晋室南迁之后，文学活动也集中在所迁之处。这个时候，士族开始没落，诗人转而被吸引到位于南方的宫廷以及皇子们的王府，诗歌的风格也受到了影响。这时的诗歌一方面承袭了带有些许情色意味的乐府诗传统，同时也呈现出极强的艺术诗歌的特点。诗人身处权贵的府邸之中，所以在诗歌中触及政治话题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这种回避的态度实际上并不符合儒家将文学看作表达礼法形式的观点。

公元5世纪下半叶，随着南方皇族对诗人和学者的资助越来越多，新一代的诗人也开始形成。当时的诗人圈中最著名的是由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召集的“竟陵八友”，其中才华最为出众的当数谢朓（464—499）。在谢朓的诗中，描述诗人群体和宫廷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他最重要的作品有《游后园赋》，这篇赋文与谢灵运的《山居赋》有相似之处，只是篇幅短得多，其游历的地点也不再是广阔的山水，而是自成一个小天地的贵族园林。就像这些人工园林一样，文学作品也越来越被认为应该被精心雕琢的。与此相应的是一个较为狭窄的高雅文学概念的形成，除了不久后产生于这个环境之中的《文选》，公元5世纪晚期到6世纪的文学批评以及人们对形式越来越强的关注，也都是在这种文学观之下形成的。

南齐和之后的南梁（502—557）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涌现了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例如因赋文《北山移文》而出名的孔稚珪（447—501），[64]因对“四声”的描述而进入文学史的历史学家兼文学家沈约[65]，以及江淹。[66]江淹因擅长模仿过去诗人的风格以及创作描述心情和生活状况的赋文而出名，他的《别赋》《恨赋》等被认为是当时赋文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对所有这些诗人来说，在为官与退隐之间选择已经成为过去，虽然绝大多数人也曾经一次或多次退出政坛，或者至少离开都城避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真正退出，去过隐居的生活。

在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464—549）周围聚集了一群文人，其中包括曾是萧子良“八友”成员的任昉（460—508）。当时的一些皇子和南梁其他皇族成员的周围都有这样的文人圈，其中以萧衍长子即太子萧统召集的文人团体最为著名。萧统身边最著名的文人和诗人就是沈约，而与萧统关系最近的是他的老师，即仁心博爱的学者徐勉（466—535）。这位太子在29岁的时候，因为宫女划船造成的意外而身受重伤，继而身亡。应该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萧统从小就对古代的文章，特别是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支持建立了当时最重要的图书馆，而且大力资助了一些诗人，其中包括刘孝绰（481—539）、王筠（481—549）、殷芸（471—529）、陆倕（470—526）、到洽（477—529）等。王筠是沈约举荐的，沈约认为他的诗属当代最佳。通过这样举荐的方式，文学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或至少是模仿某种风格的能力而获得皇族成员的资助，同时得到做官的机会，由此，文学方面的教育就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基础。建立于隋唐并且在之后成为文官行政体系支柱的科举制度，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雏形。由于仕途升迁与作诗能力联系在一起而造成的竞争，促成了不同学派和文风的形成。对诗人的推崇以及对书籍的收集在当时的皇族成员中很常见，除了萧统，他的弟弟萧纲（503—551）也是如此，[67]这与当时为行政机关寻找合适人选的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宫体诗

南梁和南陈（557—589）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称为“宫体”，因为较之前代，此时的诗人与宫廷间多有着比前代更为密切的关系。宫体可以被认为是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的过渡形式，这种文风后来或是因为华丽甚至浮夸的辞藻，或是因为以爱情为主的题材选择而遭到批评。“宫体”这个名称在公元530年到549年间才首次使用，一开始只是代指某一题材，后来也用来指某一语言和形式。从广义上讲，所有与宫廷生活相关的诗歌作品，不论是与典礼、宫廷建筑还是“后宫”、妃嫔或宫人相关的，都可以被称为宫体诗。当然，这类诗歌的历史要更早，鲍照或王融（467—493）的诗实际已经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从狭义的角度看，宫体诗多指萧纲府中流行的艳情诗。

公元5世纪到6世纪动**的政治局势显然是诗歌能避免成为政治道德题材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诗人的灵感主要用在外部形式，特别是韵脚格律上。正是由于直到公元7世纪，大量的诗歌都是在皇帝的授意或委托之下创作的，这种诗人个性退居次位的诗歌才被称为“宫体诗”。

从公元5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有一些正统教育的代表人物站出来反对“宫体诗”，但他们的反对都是“学术讨论式”的，因为这些反对过分追求形式和华丽的人并没能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树立起标准。对“宫体诗”的批评中有一种观点，即认为诗歌或者应体现诗人的个人情感，或者应具有教育或政治目的，但这种观点似乎仅限于提出批评而已，因为提出这种批评的《文心雕龙》本身用的就是它所反对的骈体。裴子野（469—530）的《雕虫论》也对这种追求藻饰的风格提出了批评。

皇子或国君的喜好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环境氛围，例如梁武帝，他喜爱南方充满感性色彩的乐府诗，这种乐府诗不同于北方乐府诗严肃甚至粗糙的风格，在当时人看来是“现代”的。此外，随着贸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文化开始形成，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种自由而无忧无虑的诗歌风格的形成。当时流行的是四行诗的形式，南梁皇帝的很多诗都采用了这种形式。

对文学发展最为重要的事件发生于公元515年，50岁的梁武帝决定彻底改信佛教。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他的儿子萧统在与友人共同编订的《文选》中更加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依照当时大家的喜好将乐府风格的艳情诗作为重点，而是更加侧重于严肃的文学作品。让陶渊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给予其高度评价的也是萧统。对陶渊明为人（这在当时很多人眼中是次要的）及作品的推崇，也影响到了萧统的弟弟萧纲对诗歌的看法，但他本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并没能摆脱华丽的风格。公元531年，萧纲在哥哥死后被立为太子，此后“宫体诗”又得到了很大的促进，被萧纲视为政治之外的一个独立领域。

所以，“宫体诗”是在这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在位期间（549—551）才明确形成的。虽然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宫体诗内容低俗，显示了风气的堕落，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宫体诗”的一个方面。“宫体诗”诗人萧纲和徐陵（507—583）也曾经写过诸如围猎、斗鸡、贵族妇女织锦或其他一些与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他们的诗歌成了记录当时生活氛围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宫体诗原本并不是宫廷的发明，而是诗人们逐渐接受长江中下游地区繁华都市中早已存在的诗歌传统的结果。这种诗歌描绘的对象多为爱情或者爱情带来的痛苦，它们后来被纳入乐府诗之中也并非没有道理。公元4世纪初期，从北方逃来的贵族和宫廷人士接触到了这种诗歌形式，他们被当地城市中的富商的娱乐生活所吸引。一开始，人们只是用现成的曲调来配自己的诗，但很快，这种形式就发展成直接为这些南朝的音乐撰写歌词，或者创作新的曲调。“宫体诗”诗人创作的乐府诗有很多被保留了下来，例如王筠就有几首非常优美的乐府诗流传下来。南朝宫廷既轻松自由同时又注重艺术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对当时的诗人产生了影响。在这些诗人那里，除了严肃题材的诗歌，我们能够看到不少吟咏某个嫔妃的美貌，或者宫廷的娱乐活动以及位于长江下游的这座都城中的社交活动的作品。不过，对宫体诗的形成起到决定作用的，不仅是这个地区的乐府诗，还有用词细致精确的山水诗，以及描述事物的咏物诗。

宫体诗中比较特殊的，是那些借被冷落或被抛弃的妃嫔之口抒发哀怨的作品。这些“宫怨诗”的创作在唐代时依然在继续，我们可以将这些诗理解为对国君与臣子之间政治关系的比喻，大多数诗应该也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意思。[68]最重要的收录宫体诗的作品集，是公元544年到548年之间徐陵奉太子萧纲之命编辑整理的《玉台新咏》。[69]这部收录爱情诗的作品集的序言，对我们认识宫体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世评判宫体诗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随着公元548年梁将军侯景起兵叛乱，攻破都城建康，曾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决定了南方宫廷对待文学和艺术态度的轻松氛围与审美趣味戛然而止。萧纲于公元551年被侯景的部下杀死。

南方陷入类似内战的混乱状态之后，北方的统治者趁机将一些南方的诗人据为己有。帝国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诗歌曾在南方繁荣发展，人们以此为傲，对在文学方面不是很有优势的北方不屑一顾。现在，北方的统治者们开始想办法使一些诗人投靠自己，有的时候甚至会使用强迫的手段，例如扣留南方使团中的文学家。公元6世纪的著名诗人中曾有三位被迫留在了北方，即庾信、王褒，还有上文提到的徐陵。宫体诗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非汉族统治的宫廷中。

徐陵在被扣押于北朝及成为南陈的谋士后，曾大量撰文证明其羁留北朝的合法性，这些经历对他的诗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徐陵晚期的作品多了些严肃，少了些浮夸，由于语言的简练以及大量使用隐晦的典故而不是很容易理解。徐陵与早于他250余年的陆机一样，都将真正的文学作品比喻为精致的锦缎，并且始终认为这样的作品只可能在遵循其内在规律而非实现道德目的的前提下创作出来。

在被北朝扣留的诗人中，与徐陵交好的庾信是最重要的一位。庾信从少年时期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在建康的宫廷中获得了诸多赞誉，他进一步完善了宫体诗，让宫廷生活仿佛呈现在舞台上一样。庾信赞同萧纲关于艺术独立性的看法，认为文学作品不是某种模仿或缩影，而是呈现了自己的现实。他所作的25首《咏画屏风诗》[70]描述的多为宫廷内的场景，在这些诗中，诗人用想象力打破了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庾信曾经跟随萧纲之弟、以作品《金楼子》为人所知的萧绎（508—555）去往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他的第三个孩子以及诸多亲人的离世给他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萧绎镇压起义并登基成为梁元帝（552—555在位）之后，庾信还是接受了在江陵为皇家重建藏书阁的任务。庾信人生中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公元554年，当时，他出使统治中国西北地区的西魏，并被扣留在那里，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在远方帝国的宫廷中，庾信看着曾经带给自己辉煌的故国倾覆，这种痛苦他始终未能释怀，而忧伤甚至成了他的另外一种气质。虽然北方的统治者也给了庾信极高的官职，并且他与宇文一族的一些成员也有很深的交情，但这些都没能改变他的心境。庾信模仿阮籍所作的著名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应该就是写于刚到北方的最初几年里。[71]不过，记述北方陌生生活环境的最著名作品还是他的那篇《哀江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