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风

汉末政治局势动**，传统道德与行为规范或不再被人重视，或遭到质疑，文人阶层不得不寻找新的自我认知基础。他们找到的答案多种多样，进而让他们自己被有限度地归入不同的流派，虽然在后来的思想史中，区分不同的“运动”或“潮流”被证明是很有用的。[20]其中有一种文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公元3世纪到4世纪的整个思想界，被称为“清谈”。

在汉朝末年，所谓“清谈”一开始指的是对他人做出恰当的评价，郭太（128—169）被认为是这种品评方式的开创者，他是一个与众不同且思维敏捷的人，是名士“八顾”之一，追随者众多。[21]关于这种品评的一个杰出例子，是司马光收录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将曹操与他的对手袁绍做比较的话。[22]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于公元420年前后撰写的小说集《世说新语》，以故事和对话的形式很好地记录了“清谈”之风。“清谈”主要依赖谈论者临场的机敏与语言的幽默，理解难度通常很大，几乎无法翻译。有些段落已经能够看到后来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的“公安派”善用的对话形式。

《世说新语》分为36个大的类别，例如“规箴”“贤媛”“豪爽”等，这本书中还有大量关于某人如何机智敏锐的记载，例如下面这个故事：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

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

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

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23]

与“清谈”之风在某些地方相反的，是受儒家礼教影响的“名教”。“名教”将自己视为秩序的维护者，主张完全符合礼教要求的行为规范以及儒家的道德准则，这些规范至少在公元2世纪末社会陷入动**之前都还是被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所承认的。如果不考虑每个作家所属或后来被归入的流派，那么，影响并继而决定了这些人文学创作的，首先应当是他们的生活环境、经历过的特别事件以及他们的交际圈，例如公元3世纪晚期代表性诗人之一的潘岳。

潘岳（又名潘安，247—300）在他的家乡有奇童之称。后来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有关他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还能了解他有倾倒众多女子的容貌。潘岳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写出了后来被收录进《文选》（卷九）的《射雉赋》，他经常因为近亲或朋友的故去而创作表达哀伤的作品，显然特别喜欢哀伤和多愁善感的基调。潘岳所创作的哀悼亡妻的诗是中国最早的此类作品，这些诗同样也被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三）之中，其中的第一首诗在回忆了逝者之后，于结尾处这样写道：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24]

虽然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升，并体现在了上述这类文学作品之中，但绝大多数的作品依然还是源自公共生活、职务或者争取公众认可的需求。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晋朝为官的潘岳所作的《藉田赋》。在这首赋中，潘岳歌颂了国君躬耕之事。潘岳的作品中还有一些记录自己在赴任途中的见闻以及公元296年至297年他离官期间的经历，其中最著名的《闲居赋》也被收录在《文选》（卷十六）中。在这篇赋中，潘岳比较了为官与离官的生活，讲述了与朋友饮宴雅聚、欣赏音乐、吟诗作对的乐趣。除潘岳之外，还有其他人因做官的原因而创作文学作品，这些人甚至还有更倾向于避世和哲思，例如因撰写《论语集解》而为人所知的何晏（卒于249年），他曾在正始年间（240—249）引领“清谈”之气，在政权更迭之时，他被当作失败一方的维护者而遭处决。《文选》卷十一中收录了他的作品《景福殿赋》。

“自然派”的代表：竹林七贤

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最为强烈与深远影响的是“自然派”，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诗人以及其他一些不随俗流的文人。据说在曹魏（220—265）末年，他们定期在洛阳附近的一个竹林之中聚会，七人分别为阮籍（210—263）、嵇康、山涛、刘伶（卒于265年后）、阮咸（234—305）、向秀（约227—272）和王戎（234—305）。他们应该是交往密切的朋友，但“七贤”之称却是洛阳城破（公元316年）之后流亡到南方的文人的一种理想化说法，这些文人将“七贤”视为榜样。“七贤”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愤世嫉俗，但是在公元262年嵇康被处决之后，其中几个人的态度就变得比较温和，他们也像向秀一样，一边参与外部世界，一边追求内心的独立。

从大量对“七贤”不拘礼法的行为方式的记述中，后来人不无忐忑地看到了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是如何被他们实现的。挑衅礼教、同时也挑衅堕落肮脏的世界的一种形式便是赤身**，至少在那些对世界持怀疑和回避态度的人眼里是如此。“七贤”中的刘伶，身后总是跟着一名捧着酒壶的仆人，另有一名仆人拿着把铲子，以便刘伶想喝酒的时候可以随时喝，他如果倒在了什么地方，可以将他就地掩埋。关于刘伶有这样一段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5]

类似的故事当然不一定要从字面去理解，因为它们就像前面的例子一样，不仅刻画了主要人物的机敏，更对人在宇宙中所扮演角色进行了本体论思考，这一点与“玄学”所要做的是一样的。这些故事还使用酒醉这一题材，在之前的几百年间，这个题材已经被用来喻指辞官、无忧无虑的状态或摆脱社会的束缚。

“竹林七贤”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嵇康，在历史上，他作为诗人的名气更大于他作为哲学家、音乐家的名气[26]。他也是隐士题材的绘画中非常受人喜爱的人物，他的外貌也不断被人演绎。有些人说他身高将近两米，就像一棵松树；还有人将他喝醉以后摇摇晃晃的样子比喻成要倾倒的玉山。嵇康由于言语不慎招来了杀身之祸，据说在去往行刑的路上，他还在弹奏七弦琴。

相比嵇康，“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当权者打交道就显得更聪明一些，他用装傻的办法，拿醉鬼的假面具做掩护。[27]我们如今能够看到很多阮籍的赋文及论文，特别是他的82首《咏怀诗》。其中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28]

在公元3世纪的许多诗人中，还应提到张华（232—300）。除了那些在生前就已经赢得诸多赞誉和声望的赋，张华还写了许多优美的爱情诗，其中很多描写的是女性的情感世界（这在中国的诗歌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玄学”

“玄学”这个早已被用在文学中的概念直到20世纪才被用来指称对中国中古早期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潮，佛教对中国公元3世纪、4世纪的这种特殊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很容易被辨认。[29]代表“玄学”思潮的都是一些讨论或者注解“玄”的文章，因而，该思潮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但就是因为嵇康、阮籍的名字与“玄学”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对诗歌领域大量的新发展趋势，特别是描述自然的诗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完全不提到它。

有一些文学作品被直接与“玄学”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诗人孙绰（314—371）和许询（300？—365？）的作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孙绰的《秋日》，在这首诗中，作者将“自然”置于讲述的中心：

萧瑟仲秋月，飙戾风云高。

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

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

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30]

孙绰当之无愧的名作是他的《游天台山赋》，这部作品是“玄言诗”的代表作，从语言方面来看，该赋符合“清谈”的风格。[31]这篇赋讲述了作者充满神秘感的自然游历体验。在一个简短的序之后，作者就开始讲述对

“太虚”的向往，登山的过程同时也成为离开俗世与其中烦扰的过程。离开了可触可及的世界，穿越了黑暗并到达如天堂般的地方后，作者也获得了顿悟。

寻访隐士与山水诗的开端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早期描述自然的诗歌中，对于景物的描述还没有发展到与神秘的形式合而为一的程度。早期的一些赋文中曾出现过对自然的描写以及想象中的穿越山水直达天上的旅行，这个题材很快就为五言诗所用，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二中左思的《招隐诗》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种隐士诗并不像汉代的“招隐诗”，想将隐士从野兽及其他威胁中召回文明社会，而是要去探寻被当作追求目标的隐士的所在。

“招隐诗”中最著名的几首由陆机、张华和王康琚等作于公元3世纪末。由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动**的政治局势，这类诗一直很受人欢迎，并且始终影响着人们对隐士以及隐居这一生存形式的看法。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反对寻找隐士的诗，就像是入仕与出世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并行存在一样，我们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既能够读到赞成寻找隐士的诗，也能够读到反对这一做法的诗。例如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二中的王康琚的《反招隐诗》：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

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

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

鹍鸡先晨鸣，哀风迎夜起。

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

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

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

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32]

儒家学者始终秉持的这种态度很快又重新广为人们接受，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将遁世与做官相结合的做法成为文官的生存模式，他们可能以奔丧为由暂时离开官场几年或者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寄情于笔墨书画等艺术活动。跟在自己家里营造微缩山水一样，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他们至少可以在业余时间一抒胸怀。[33]

从汉末开始，由于5世纪到6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关诗学的讨论，包括一些负面评价，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的发展情况变得模糊不清。这方面最重要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在这篇文章里，刘勰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概括性叙述。

根据刘勰的观点，从南朝宋（420—479）开始，道教对诗歌的影响开始减退，同时，诗歌出现了向山水诗发展的新趋势。钟嵘（？—约518）在《诗品》中论述了道教的形而上学对当时诗人的影响，他提到的诗人包括孙绰和许询，以及“玄言诗”的其他代表性人物。类似的还有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家列传末的论述。萧子显认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作家推崇道家之言，郭璞特别强调道家的神奇影响力，许询则将名理发展到极致（“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34]直到清代，仍有人沿袭这种观点，文学评论家王世祯（1634？—1711）认为谢灵运是中国创作山水诗的第一人，他认为谢首先从山谷、山峰和山泉之中发现了情感。当然，山水诗在这位大师之前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发展史。还有人将创作了《衡山诗》、名气不是很大的庾阐看作第一位真正开始创作山水诗的诗人。[35]

事实上，从公元5世纪开始才有真正的山水诗。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诗歌中对情感的表达与对景物的描写才融为一体，而在此之前，诗歌或是只表达情感、内心，或是——特别是在赋文中——只描述外在世界。但山水诗的发展是有其基础的，正是由于赋与诗的相互影响，才有了将自然视为供人栖身甚至生活所在并寄情其中的做法，才有了山水诗形成的条件，中文“山水”概念中的“山”与“水”本身就已经体现了一种平行与对照。[36]

除诗赋传统外，玄言诗和游仙诗也是公元5世纪山水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游仙诗中，旅行的地点从天上挪到了人间，这一点昭示了一种方向性的改变。汉代末年，儒家正统派的国家学说越来越遭到质疑，“清谈”运动以及带有遁世性质的、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为道家思想重新铺平了道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位诗人。例如在阮籍的传记中，就说到他有的时候会登到山顶，俯看溪流，经常一连几天，流连忘返。登山这个爱好的普及在《晋书》的羊祜（卒于278年）传中也有体现：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37]

原本的自然体验只有在脱离了寻找救赎或寻访另外一个世界中的有天赋者等目的后，才有可能形成自然诗，但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一个特别之处恰恰在于：这种脱离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但始终没能真正完成，因为神灵与天才的世界从来没有被认为是无法进入的，人们不断踏上去往那里的路。文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有可能，就要在社会上为明君效力。因此，描写登山或旅行的诗从来都不仅仅是在表达投身自然的意愿，这些诗也是对自我存在的一种喻指，通常是用特别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做官和离官、朋友以及在过去映衬下的当下政治局势的态度。就像鲍吾刚（Wolfgang Bauer）所说：“从一开始，中国文学中的远游以及对现世苦难的哀叹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8]

这类诗中有一些讲述的是逃离现世以及对远方的渴望，游仙诗就是用来概括这类诗的专门概念。这种游仙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屈原开创的代表避世和批判的诗歌传统，嵇康、阮籍和陶渊明（365—427）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受道教传统影响的类型，代表诗人有张华和郭璞，后者为《山海经》的作者或至少是主要为此书做注的人；三是浪漫或与情爱相关的类型，此类诗始于宋玉，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后来的曹植、傅玄和鲍照（414？—466）。不过，绝大多数游仙诗都会同时包含上面的三种元素，只是比重各不相同而已，例如曹植用乐府诗风格创作的《远游篇》[39]就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楚辞的影响，以此证明了楚辞传统的延续。

继建安之后，有很多诗人写过这种游仙诗，他们在这些诗中描述了一个精致的、宛若天堂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存在任何烦恼。这些诗人中最特立独行，同时也是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郭璞，在将新道教义理“玄言”用于诗歌创作上，他贡献颇多。郭璞虽然还是在寻找神仙，但已经将神仙的天堂换成了隐士的居处。这些诗中的天才或神仙也成了现实描述的对象，与郭璞同时代的葛洪（284—364）所著的《神仙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0]

郭璞曾多次为他那个时代的当权者卜卦，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楚辞以及潘岳的影响，他曾用一组（共19首）游仙诗来讲述自己的不幸。[41]郭璞的文学才华出众，曾对《穆天子传》和其他一些作品进行详细的注解，并对神仙的居处进行了严谨的探究，但这些都没能改变他的命运。公元324年，郭璞为大将军王敦（266—324）卜筮，结果不吉。于是，郭璞在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被斩首。

除了受到道教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的影响，山水诗的变化也与都城南迁到今南京附近后周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在南京附近和浙江东部地区秀丽的景色中，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创作真正开始了。当时的文人应该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群体，其中一个群体包括书法家王羲之以及谢安、许询和僧人支遁（314—366）等人。他们一同渔猎、饮宴、作诗，王羲之作于公元353年的《兰亭序》为我们了解这些借“修禊”之机而在诗人经常聚首的兰亭相会的人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这一年的“修禊”时节，24位文人在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山聚首。他们把在这次聚会时所作的诗汇集成册，由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其中写道：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42]

诗人们坐在溪水边，盛酒的杯子顺溪水漂下，杯子到谁的跟前停下，那么这个人就要作一首诗，等到晚上，所有人的诗被收集到一起，王羲之亲自为诗集题序。这篇序文共324个字，28行。直到今天，这篇《兰亭集序》依然是东亚地区最著名的一篇书法作品，只是原作已经随唐太宗（626—649在位）入葬，从那之后，传世的只有摹本。

在当时，园林不仅早已成为供人们切磋各种艺术以及诗歌、书法和风景画的地方，它本身也成了一件艺术品。早在建安时期，作诗就已经是文人的必备技能，兰亭的聚会则清楚地证明了在公元4世纪晋朝宫廷南迁之后，书法也已成为这些人必须掌握的技艺。在这个时期，楷书、行书和草书这三种最重要的字体已经形成。当然，除了这三种字体，古老的篆书和隶书依然也还在使用。通过书法而形成的审美标准，不论是对中国的文人阶层，还是对中国的美学，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到今天依然如此。

山水画很快就替代了真正的山水，就像是作为缩微天地存在的园林替代了自然一样。它们被用于冥想，对佛教徒而言，这些画还可以帮助他们脱离人世的痛苦。宗炳（375—443）的《画山水序》与王微（415—453）的《叙画》很好地从理论方面介绍了这类具有禅意的山水画。[43]据说宗炳因不能亲自去自然中漫步，故而画出这些山水，然后在**欣赏这些画，仿佛自己已进入山水之中一样。自然这一题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人们就不断将公元4世纪到5世纪的一些诗人当作榜样，其中就包括陶渊明和谢灵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