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独立性的认识

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时期，同时也是哲学和各种艺术最为丰富多彩，并体现出最强创造性的时期，不论是战国时期，还是公元3世纪汉代灭亡之后，都是如此。[1]随着汉朝统治的瓦解，中国进入了很长一段分裂时期，直到公元6世纪末才由短命的隋王朝及之后的唐王朝完成统一。在公元200年前后的起义以及边疆战乱被平定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中，并继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魏国（220—265）在北，吴国（222—280）在东南，蜀国（221—263）在西南。晋朝时期，帝国曾短暂地统一，但在公元316年之后，又重新陷入分裂，并持续了几百年。

东汉时期的五言诗以及诗人新的自觉意识带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形成了独特的、丰富多样的诗歌形态。在被视为中国诗人典型代表的屈原身上，我们能看到作诗的君子和独立歌者的形象，现在，这一形象已被歌颂（或批评）统治者的诗人形象所取代。不过，对统治者的神化并没有持续很久，并且很快就被为避世隐居而抬高自己地位的做法所取代[2]。诗人适应了无权无势的状态，这一变化在之后几百年中贯穿了中国文人的世界，无疑是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

朴素更好还是精致和美更好，内容是否不需要形式，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出过最终的结论。但至少在汉代结束之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是独立存在的领域，这使得人们能摆脱直到那个时候都通行的标准去观察这一问题。

对诗歌的反思最早体现在曹丕的诗作之中，从那之后，这种反思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程度不同。文学家们不断表达他们对于过去诗歌的看法，并在这种背景之下创作自己的诗歌作品。将文学创作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公元2世纪有关个人的题材越来越多地进入诗歌之中，诗歌因此实现了某种独立性，尽管依然有人提出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要求，但诗歌始终保持了这种特征。

建安时期（196—220），众多年轻文人希望能够为地方官吏和军官所用，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正是有了这些人，才有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在这些起谋士作用的文人圈子里，诗歌蓬勃发展。我们只知道部分年轻文人和诗人的名字，只有个别人留下了比较详尽的信息或作品，主要是这类群体中有一些离经叛道甚至被认为是很孤僻的人。

这类谋士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仲长统（180—220），他曾经在太原袁绍的外甥高干手下为官。据说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高干虽然会选文人，却不会挑选有能力的政治谋士。仲长统曾是曹操的近臣，但他似乎始终坚持独立而自由的思想，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乐志论》中有清晰的体现。[3]这种独立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例如被收录在他传记中的两首诗。其中一首诗包括四节四言诗，各四句，最后还有两句作为结尾。诗的第一节讲的是动物蜕皮的现象；第二节讲了一个自由的人像神仙一样在云端驰骋；在第三节，宇宙被描述成这个自由者的家；从第四节中我们能看到这个男人如何在这个家里自由来去；结尾的两句则提出了摆脱俗人事务的要求。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

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

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

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

人事可遗，何为局促？[4]

仲长统的这种独立的精神和他避世的想法在第二首，也是更为出名的一首诗《见志诗二首·其二》中体现得更明显。这首诗依然是四言，诗的结尾写道：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舵。敖翔大清，纵意容冶。[5]

在这里，诗人或诗的读者被视为与统治者一样的人，像皇帝一样面南而居。这些诗中体现出的诗人的独立性构成了后世所有诗歌的基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构成主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因此，中国在这个时候才出现曹丕所创作的那类诗作，这并非偶然。

建安七子

曹丕在评价诗友们的作品时，除了提到他们的“赋”，还提到了他们的“诗”。这些赋和诗大量流传至今，其中的诗作大部分是五言诗——每一句都由五个字组成。这种形式在东汉时期发展起来，是与乐府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直到今天，五言诗依然是最常见的诗歌形式之一。在唐代，五言诗虽然要遵循严格的格律，但是早期较自由的形式依然存在，这类诗被称为

“古诗”。“古诗”除了五言诗，还包括形式更为自由的七言诗，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为这种形式确立了基础。[6]清人沈德潜（1673—1769）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从汉代到公元6世纪末的大约700首诗，从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们对于形式自由的五言诗的喜爱，这种诗体在汉代末期达到第一个鼎盛期。

《古诗十九首》中包括了爱情、婚姻、友情、节日以及对荣誉和幸福的追求等具有普遍性的题材，其中多数诗的基调是哀伤的，感叹了离别和生命的短暂，这也是对公元2世纪末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局势的反映。我们能够在东汉末和三国时期的大部分诗歌作品中看到这种感伤的基调。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就包括曹氏家族的成员：曹操，他同时也是大量通俗作品的主人公，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的儿子曹丕，他也是魏国的第一位国君；此外还有曹丕的弟弟曹植，以及受到曹氏父子推崇的诗人群体。

从用建安这个年号命名的诗人群体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后来被称为乐府的诗歌形式的影响，例如曹操的《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7]

但是其中一些诗依然延续着乐府诗中也有体现的《诗经》的四言诗传统，例如曹操诗作《观沧海》中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以第一人称叙述者为特点的新诗歌形式在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特别是围绕在曹氏家族周围的文人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几位诗人被合称为“建安七子”，因卷入一桩阴谋而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以及徐幹（171—218）、阮瑀、刘桢（卒于217年）、应玚（卒于217年）、陈琳（卒于217年），还有出身汉朝望族之家的王粲。陈琳以其为袁绍（卒于202年）和曹操撰写的公文而著称，这些文章已经初步显示出在接下来几百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风格，他更为出名的是乐府诗作《饮马长城窟行》。洛阳东南曹府的会客厅曾是“建安七子”聚首之处。曹丕在《典论》中这样评价七子充满活力的诗歌作品：“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8]

“建安七子”中最出名的是王粲，他的才华很早就为人所知。[9]公元190年，王粲从洛阳来到长安，这里是董卓的势力范围。因刻印石经而被载入文学史的著名文人、学者蔡邕非常欣赏王粲的才学，甚至许诺将自己的藏书赠予他。但是在公元192年董卓被杀之后，长安局势混乱，王粲因此决定南下荆州（大约为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地区），为荆州牧刘表（142—208）效力。在那里，他不但创作了《登楼赋》，还写出了几首非常优美的诗歌作品。刘表死后，王粲促使其子刘琮与曹操结盟，因此获得曹操的赏识。在之后的几年中，王粲依附曹操获得了很高的官职，并对曹操及其统治大加赞颂。

从篇幅上看，王粲的赋已经短于绝大多数汉赋，他的这些作品得到了诸多认可，曹丕就曾经明确夸奖过他的辞赋作品。但五言诗才是王粲更为重要的贡献，其中最优秀作品包括写于公元215年前后效力曹操时的五首《从军诗》和三首创作时间较早的《七哀诗》。[10]

“七哀”是乐府旧题，唐代评论家吕向认为这个题目指的是“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在王粲笔下，“七哀”只是指代一种形式，这个标题原本的含义在当时已经被人淡忘了。王粲《七哀诗》中的第二首这样写道：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这首诗也存在常见的以作者个人经历阐释内容的现象。王粲的确因战乱在公元193年离开长安去往中部的荆州地区，他在那里的生活显然并不如意，这些也体现在这首诗中，诗人将荆州地区称为“荆蛮”。他远离家乡，他的旅程也没有目的地，所有的动物到了晚上都能回家，但他却无法归乡。这首诗具有典型五言诗的特征，两句一组，常呈现出对仗的特点。在诗中，猿猴的叫声让人想起哀鸣，露水代表眼泪，大自然就这样衬托出诗人的哀伤，就像琴一样，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应和着诗人的情绪，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在替诗人抒发哀伤。[11]收录在《文选》中的王粲的另外两首《七哀诗》，讲述了公元192年的政治动**之后，长安城里混乱的局势：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12]

建安文人的诗歌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作者的心绪和情感。面对时代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有些人选择躲避和归隐，有些人则给事不关己的态度套上文明的外衣；有些人用药品麻醉自己，有些人则积极投身政治。不过从公元170年前后开始，公开结党拉派的行为遭到了压制。并且从那个时候起，不断有人论证为什么要抵制公开拉帮结派的行为。这种趋势从此成为历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

曹植不仅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有超过70首的诗作流传至今，数量超过了同时期的任何一位诗人，其中包含大量的赋及其他类型的作品。对曹植作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被收录在《文选》中的30余篇作品。他被远远地隔离在皇权之外，不同于他的哥哥曹丕（即220—226在位的魏文帝），曹植经常被塑造成高尚的君子，代表着失意、遭遇不公待遇，继而只能够通过写作哀伤的诗来寻求安慰的那一类人。[13]但也有一些人反对这种观点，例如郭沫若就对曹植的性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曹植的诗看作他个人生活经验的反映，这对如何评价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植的很多诗歌作品都流露出孤独与寂寞，例如作于公元211年战争期间的五言诗《送应氏》：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14]

在诗中，公元190年被战火毁坏的洛阳城映射出了作者的命运，而作者登上山之后看到了这一点。

悲愤诗也与蔡琰（生于约178年）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蔡琰是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在第一任丈夫死后，没有子女的蔡琰回到父母家中。汉末南匈奴叛乱时，蔡琰被掳走，成为匈奴左贤王之妻。蔡琰的这段经历为后来大量讲述她所受苦难的作品提供了素材，特别是她在匈奴左贤王死后，又按照部落传统，嫁给了左贤王的儿子。后来，蔡琰被曹操接回，此后据说又第四次再嫁董祀。关于她是否用骚体创作了18首五言诗这个问题，从苏轼之后，这种说法就不断遭到质疑，而这样的质疑应该不是没有道理的。[15]

文学批评的开端

与曹氏家族关系密切的诗人留下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诗歌，还有三篇记录当时文学潮流的重要文章也得以流传：曹植于公元216年写给杨修（175—219）的信，曹丕于公元218年写给吴质的信，以及被萧统收录在《文选》卷五十二中曹丕的《典论·文论》。[16]

曹植写信时是25岁，他希望父亲能够将魏国的王位传给自己。这位可算得上当时最受人欣赏的诗人将作品寄给了相熟的杨修，也许是希望能够以此表达自己将政治事务放在文学创作之前的意愿，并申明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信的开头，曹植强调自己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所以有权利对当时的作家进行评论。接着他又指出，除了孔子的《春秋》，无论是书面的文本还是口头的流传都要经过不断改善，每个人的喜好也不相同。他说自己虽将少年时的作品附上，但他现在更重视的是政事，只有在无法参与政事的时候，他才会去撰写历史或严肃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事情他本是打算到老年之后才做的。曹植信中将文学创作放在政治事务之后，将文学与公众事务区别开，并将文学创作归于青年时期，将严肃的、符合道德标准的创作归于老年时期，以此说明文学与政治以及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杨修在回信中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两者截然不同，政治作为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曹植的哥哥曹丕出乎意料地成为魏国的第一任国君。在上述两封书信公开之后不久，他凭借一些关于文学的短文超越了弟弟，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父”。

曹丕跟自己的弟弟一样，也想扬名后世，认为著书立说是仅次于政治作为的方法。他在写给亲信王朗（卒于229年）的一封信中说，自己选出了百余篇“文论”、诗和赋，打算给周围的人公开讨论。在此之前的一封完整保存下来的写给友人兼门客吴质的信中，他已经详细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观点。他先是哀叹了与孔融、阮瑀并称“建安七子”的四位诗人于公元217年因瘟疫而死，并回忆了旧日里如何一起出游，如何一起恣意放情：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17]

曹丕说自己现在将这些朋友的作品收集在一处，读着那些名字就像看着“鬼录”。在评价了这些人的文学成就之后，他又感慨自己现在年纪增长，并被立为太子，永远不可能再有当初那样纵情的时光。信的结尾，他询问吴质最新的诗作，并流下眼泪。他的这封信可以被看作为文艺理论著作《典论·论文》的写作所做的准备。

《论文》开头就写道“文人相轻”，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将自己擅长的一面当作评价别人的标准，实际在文学（“文”）中，并不只存在一种风格（“体”），但很少有人擅长所有的风格。即便是杰出的“七子”，也没有哪个人甘愿被排在别人之后。但是，懂得审视自己的君子（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就能在评判他人能力之时躲开这类麻烦。在对“七子”进行了一番评价之后，他紧接着提出了一种反传统的观点，即反对过分看重古代圣贤的作用：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18]

接下来曹丕又写道，文学（“文”）只有一条根，但会有很多分枝。奏章（“奏”）和驳议（“议”）适宜文雅（“雅”），书信（“书”）和论说（“论”）应该合理（“理”），铭文（“铭”）和诔文（“诔”）崇尚事实（“实”），诗歌（“诗”）和赋文（“赋”）应该华丽（“丽”）。这种区分并不是为了要一一列举各种文体，而是用当时所谓“清议”的方式论述各种文体的特点。受曹丕文章的启发，人们继续尝试各种分类形式，其中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分类尤为受人推崇。

曹丕文论的核心是“气”这一概念，“气”被认为是个人独有的，不能沿袭，这种观点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庄子：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9]

曹丕认为文学是永恒不朽的，这与生命或尘世间的朋友不同。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点，过去那些有天赋的人才会在处境很好或者处境不好之时拿起纸笔著书，以让自己不朽。曹丕列举了《易经》的注解、礼仪典籍和徐幹的《中论》，作为不朽文学作品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曹丕在这里列举的是带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文章，并认为曹丕跟弟弟曹植不同，曹丕的思想完全遵循传统，而且他并不是直接针对文学作品。但也有王夫之（1619—1692）这样的学者认为曹丕的见解比弟弟更加独到，而胡应麟（1551—1602）则认为两人的成就同样高。

对曹氏兄弟的不同评价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中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史家郭绍虞（1893—1984）就指出曹氏兄弟所持的皆为传统文学观，而罗根泽（1900—1960）和朱东润（1896—1988）则认为曹丕的思想比曹植更具进步性，因为他承认文学是独立的。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放在当时文学背景下去理解。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曹丕通过使用“气”这个概念，同时将创造力不能给予他人、也不能继承的观点（源自庄子哲学）用于文学作品，由此使文学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使中国诗人作为独立艺术个体而存在成为可能。

从曹丕这篇《论文》的传播历史，我们就能窥见它的重要性。据传曹丕曾将包含《论文》在内的《典论》写在白绢上，寄给自己的对手孙权。曹丕的儿子曹叡命人将《典论》刻石，并于公元230年3月将这些刻石立在魏国的祖庙门前。人们将这篇文章的内容视为开国国君的明训，对于这篇文章的重视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曹丕在文中否认防火衣的存在，但一些西域的使者却带着作为贡品的火浣布来到京城，此后人们便从刻石上抹掉了曹丕的这段话。根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的记载，这些刻石直到公元500年前后还立在最初的位置上，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证实了这一点。

建安之后的诗歌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政治局势和新的哲学思潮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清谈”运动和“玄学”。如果要列举建安时期之后诗歌领域的各个流派，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隐诗”派，以及“玄言诗”派、“游仙诗”派、“田园诗”派、“山水诗”派、“咏物诗”派和“宫体诗”派等。这些文体或文类虽然题材各异，形式多样，但都体现出了避世的倾向，这是中国中古早期人文世界，或至少是文人，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